诗人的视域是广阔的，可以是人生命运、社会变迁，可以是花鸟草虫、山水风情，还可以是与人类相距遥远的宇宙空间，世界起源、星际变化、质数、黑洞……凡是意识所及，都是诗人的触角可能到达之地。真应了维特根斯坦所说的话，“我的世界的边界就是我语言的边界”。
　　 但诗歌必含情。“有文无情，则土木形骸，徒惊纡紫”（孙梅《四六丛话》），诗的人文性决定了它的社会性。自然物理现象只有融入时代人的情感和思想方可入诗。追求神性、秩序、和谐、永恒也好，发现人类不可知的力量也罢，诗歌总归要与人的情感生活相关，否则，便误入另一学科的门坎了。
　　 叶芝、瓦雷里、梅特林克、波德莱尔……西方大批优秀的现代诗人正是通过人文性在自然中寻到了诗意。
　　 诗的审美特性决定了它与时代人的生活密不可分。
　　 “观乎国风，以察兴亡。”（刘知己《史通》）这是诗人的责任，也是诗人的道德。
　　 萨特说：“孩子都饿死了，要文学有什么用。”优秀的诗作骨子里总是流淌着众生的悲欢和希冀，优秀的诗人也应该像耶酥那样，为众生背负起苦难的十字架。崇高之诗格正建基于此。
　　 每位诗人都是一个个体，但个人与时代并不矛盾。个人不能代表时代，个人的声音却可以反映时代、透析时代、折射时代，呈现时代影像，传出时代回声。
　　 譬如屈原的《离骚》，曹操的《蒿里行》，蔡文姬的《悲愤诗》，杜甫的“三吏”、“三别”，李清照的《夏日绝句》，张养浩的《潼关怀古》，吴伟业的《圆圆曲》，田间的《给战斗者》……
　　 刘勰说“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歌谣文理，与世推移”，白居易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石涛说“笔墨当随时代”，皆言作者与时代之关系。
　　 唯诗中有现实生活、时代印记，方可为大众所认同、所接受。时代之波澜需要诗人助推，时代之痼疾需要诗人针砭。呼应时代和大众，必然被大众青睐、传诵，乃至广布世界、泽及后世。这是诗歌创作的“黄金定律”。
　　 没有诗的时代，必定是情感枯萎的时代，是思想惨遭禁锢的时代，是死水般沉寂的时代，是缺少人性之光的时代。
　　 诗的抒情性，常常使一些诗人易走极端。有人“与时俱进”，投入政治运动的怀抱，做了“思想姘头”不自知；有人看破红尘，怀着厌世心态，去寻求诗歌的内部真相或曰自身的存在，诗句不知所云亦不自知。但两者似乎都自我感觉良好。一个要履行诗人的“神圣使命”，一个要恢复“语言的尊严”。其实犹如盲人摸象，一个摸到的是象鼻，一个摸到的是象尾，对照大象，全都不像。
　　 什么是诗歌的内部真相？什么是诗歌自身的存在？
　　 是诗歌的形式吗？
　　 是词语、结构、韵律吗？
　　 是诗人感官的“直接悟性”吗？
　　 是“时间的原在”吗？
　　 是“诗到语言为止”吗？
　　 是“拒绝隐喻”吗？
　　 是“消除语义”吗？
　　 是对理念的崇尚和知识的守护吗？
　　 这些术语是诗界语言神性论者经常挂在嘴边的口号。
　　 有超越时代的词语、结构和韵律吗？
　　 有超越时代的幻想、还原、隐喻、理念和知识吗？
　　 世界上存在没有“隐喻”和“语义”的超越时代的诗吗？
　　 依靠语词便可以潜入绝对化的知识和理念区域吗？世界上有这样的区域存在吗？
　　 上述种种，有点像传说中的UFO，瞻之在前、忽焉在后，恍兮惚兮，不见真身。
　　 当诗句不知所云、匪夷所思、如坠云雾时，那能叫诗吗？
　　 带有自恋情结和自我中心主义色彩的诗往往是闭门造车的产物，自欺尚可，欺人则难；欺一人一世尚可，欺后人后世则难。
　　 美国存在主义大师威廉•巴雷特说：“庸人们最不乐意提醒他的就是精神上的贫困。实际上，庸人的最大贫困在于不想知道自己有多么贫困。”（《非理性的人》）对上述具有自恋情结和自我中心主义的诗人而言，可谓一语中的。
　　 诗者，志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志是诗人的思想情感，是现实生活在诗人心灵的土壤生长的花果。
　　 只有在现实生活的细节中，历史才可能得到具体的体现。
　　 与权贵眉来眼去，迎怀送抱虚与委蛇随波逐流者故不足观，逃避现实走向闭门造车无病呻吟呓语魇言自说自话者亦不足观。
　　 曾经见过争名逐利声色犬马的官场混混，居然写出不食人间烟火的“现代诗”；也见过穷困潦倒浑身烟味酒气的布衣老哥，居然出版了马屁连篇的“歌德”诗，真是奇葩至极！这样的“诗人”很可怕，如果不是违心之作，定是人格分裂的临床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