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白居易的名篇《养竹记》，可以怡性情，可砺心智，因此爱不释手。
　　 第一段围绕君子为什么爱竹养竹问题展开叙述。“竹似贤，何哉?”紧承设问，作者指出竹具有固、直、虚、贞四个方面的自然特征，对竹的观赏，能激发君子的联想和反思，进而起到砥砺名节德行的作用。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君子大多会在他们的庭院里种养竹子，随时观赏，借物自励。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竹被称之为草木中的君子，文人大多有种竹的雅好。《世说新语•任诞》载有王子猷借斋种竹的故事。据说王氏曾经短暂借住别人家的房子，却随即叫家人种上竹子。有人问他：“暂时住一下，何必这样麻烦！”王啸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爱竹养竹成了古代名士的一种优雅的生活方式。
　　 和任何自然物一样，竹也是由于它的某些自然特征与人们所崇尚的贤德特征具有相似性，从而成为君子比德的对象。所谓比德。比，即比附，象征；德，即道德，德行。比德说，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主要源自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孔子。就德教而言，比德说包含了寓德育于自然美欣赏的思想。在这里，自然美是德教的重要内容和手段。就自然美的欣赏而言，它强调自然美对人的关系，把自然物的审美价值归结为道德比附，由此成为人格美的象征。在文学艺术创作上，则形成托物言志的描述方式的传统。至魏晋六朝，畅神说开始出现，与比德说双峰对峙，其实质则是强调回到自然美本身，强调自然物的审美价值主要来自于它的自然形式，而不是道德比附。《养竹记》乐天老先生有关自然美的观点，显然是属于前者。
　　 第二段记叙东亭竹林的坎坷际遇，承上启下。作者先是点出东亭竹林系宅子原主人前相国关氏亲手栽植；接着写由于借居者弃置不管，筐篚者、彗帚者任意斩刈，致使郁郁葱葱的一片竹林，“枝叶殄瘁，无声无色”，“刑余之材长无寻焉，数无百焉”；然后写作者痛惜之余，“芟蘙荟，除粪壤，疏其间，封其下”，使竹林面貌焕然一新：“日出有清阴，风来有清声。依依然欣欣然若有情于感遇也。”竹影婆娑，仿佛是对知遇的感激。作者在叙述竹林的遭际时，将长者、我与俗人对待竹子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对比写来，或贵之或贱之，从而形成了东亭竹林不同的命运。显然有深意存焉！它为文章末段富于哲理的议论作了铺垫。
　　 末段作者即事感怀，抒发感概，揭示作品的主旨。“嗟乎，竹植物也，于人何有哉！以其有似于贤而人爱惜之，封植之，况其真贤者乎！”和首段呼应。人们因为竹似贤而爱竹养竹，那么应该怎样对待生活中真实的贤者呢？作者将读者的目光从竹引到“真贤者”，引到对他们的生存状态、命运遭际的关注。“呜呼！竹不能自异唯人异之，贤不能自异唯用贤者异之。故作《养竹记》书于亭之壁以贻其后之居斯者，亦欲以闻于今之用贤者云。”向“用贤者”和社会建言，呼吁知贤重贤，乃是白居易写作《养竹记》的深层动机。
　　 白居易年少时就“敏晤过人“。五、六岁开始学诗，九岁便懂得辨别音韵。十六岁（一说十七岁）从江南到首都长安，写了著名的《赋得古草原送别》一诗，得到顾况的赞赏，因此而名声远播。此后白居易滞留长安三年，但找不到出路，发出了“明月春风三五夜，万人行乐一人愁”（《长安正月十五日》）的感叹。唐德宗贞元十五年，白居易得到宣城观察使崔衍的推荐，参加乡试录取后被保送到长安参加进士考试。贞元十六年中进士。贞元十八年冬参加吏部考试中“拔萃”甲科。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春，以“拔萃”登科授秘书省校书郎。这一年，白居易三十二岁。也是在这年白居易由徐州迁家到长安长乐里，借居前任相国关某原来的住宅，因此有了“明日履及于亭之东南隅见丛竹于斯”的事，也因此有了《养竹记》这篇即事感怀的美文。
　　 感遇，是唐代诗人常见的主题之一。所谓感遇，即有感于遇。白居易是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他认为文学必须“补察时政，导泄人情”。他在《养竹记》里，将竹与贤者绾结，写东亭竹林的遭遇，实际上是对现实生活里贤者坎坷不遇的真实生存状态的反映。它融进了作者个人的生存体验，更凝聚了他对社会问题的深广思考。“贤不能自异唯用贤者异之”，从作者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感概里，我们不难感受到作者的希冀和企盼。他在为天下所有不能尽其才用的贤者作不平之鸣。
　　 知贤重贤，任贤用能，是一个永远具有现实感的社会课题，它也是政治清明的重要标志之一。历史和现实都证明，比经济上的贪腐危害更大的是用人上的腐败。实现人事管理的制度化、科学化，比如，真正坚持任人唯贤，而不是任人唯亲，任人唯钱，任人唯色；在人才的选拔任用上，真正做到机会均等，程序公正，等等，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做到人尽其才用。也只有这样，人才既不会被“无声无色”，“知遇”也会成为自然常态，从而也不必因为被擢用而特别“依依然欣欣然若有情于感遇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