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剥离传统的诗吗？有与传统相隔的诗人吗？
　　 有无根之树吗？有无需水分土壤依然生根发叶的花吗？
　　 任何一个诗人都生长于传统的大地，不能不受到传统文化风尚的熏染。
　　 语言文字的运用规则本身就是传统。
　　 社会制度、生活风尚、审美趣味、宗教信仰、伦理道德、政治倾向……都是传统延续的结果。
　　 一个社会人，哪一个离得开传统？
　　 但社会的进步并不仅仅依赖传统。大凡传统皆有守成一面，要进步就需超越，就需改革，就需变化，就需创新。
　　 传统犹如湖泊，创新犹如涌泉。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刘登翰先生把具有反叛意识和创新精神的作家称作“浪子”，把只是继承了传统的作家称作“孝子”，“传统要变，还要靠浪子，如果全是一些孝子，恐怕只有为传统送终的份”（《文学薪火的传承与变异》）。甚是。
　　 传统应该是一个开放的概念，有本土传统，有异域传统。中西交汇，产生新变，对后人后世便形成传统。
　　 郭沫若之于惠特曼、歌德和表现主义诗歌；
　　 徐志摩之于济慈和英国湖畔诗人；
　　 戴望舒之于后期象征派诗歌；
　　 艾青之于超现实主义、凡尔哈伦、叶赛宁；
　　 冯至之于存在主义和里尔克；
　　 穆旦之于艾略特、奥登；
　　 纪弦之于波德莱尔以降的法国现代主义；
　　 余光中之于拜伦、艾略特、叶慈……
　　 这些卓越的诗人身上，既有本土传统，亦有外域传统。博采众长集于一身，才诞生了中国现代诗歌的新生命。
　　 传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允许超越、允许改革、允许变化、允许替代，否则，就成了僵的传统、死的传统、没有活力的传统，就可能会及身而绝，既不传也不统。
　　 对唐人而言，汉赋是传统，唐诗是创新；对宋人而言，唐诗是传统，宋词是创新；对元人而言，宋词是传统，元曲是创新……有创新的传统才是伟大的传统、持久的传统、常传常新的传统、永不失传的传统。
　　 诗的创新源于受众，受众发生变化，传统难以为继时，诗人必然起来革命。“周东迁，《三百篇》音节始废，至汉而乐府出。乐府不能以代民风而歌谣出。六朝至唐，乐府不能诘曲而近体出。五代至宋，近体又不胜方板而诗余出。”（沈偶僧、江丹崖《古今词话·词品·原起》）故诗歌的创新是为更多的受众，为深入人心。“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胡适《谈新诗》），但如果创新的结果是多数人不知所云，这样的创新意义何在？白话诗在中国的出现不正是为了使诗走向“知识分子”阶层之外的大众吗？正如一位诗人所言：“如果被言说的‘现代’并不能输送给‘大众’，它就不是真正的‘现代’。”（陈东东语）
　　 带有实验性质的“先锋诗”往往是对传统的反叛，但亦离不开传统诗歌的基本元素。正如凡高的《向日葵》离不开基本的线条性质和色彩意义一样。先锋诗未必代表着未来的方向，但其中却蕴含着未来诗美的潜质。因此，先锋诗人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但未必是最先攀至诗歌顶峰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