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的记忆，永远是土的记忆，窑洞的记忆，如同黄土一样的厚重，永远地沉淀在我记忆的深处。
　　 广袤的黄土高原，沟壑雄奇、苍凉而贫瘠，是中国的四大高原之一。高原上除少数石质山地之外，表面都覆盖着一层黄土，它们薄者数米，厚者可达200多米，地下水位低，而且土壤结构紧密，直立性好，适于凿挖。于是，先民们因地制宜，在与大自然的残酷搏斗中，创制了这种极具特色的“黄土建筑”—窑洞。行走在沟壑纵横、墚峁交织的黄土高原上，视野中经常会出现与黄土浑然一色的窑洞，这种千百年来延续下来的民居景观，形成了黄土高原的特殊符号，它无言的记录了中国北方民众最真实的生活。
　　 传统的窑洞从外观上看是圆拱形，如今在许多村落中都能看到。主要有崖窑、地坑窑和箍窑等三种。
　　 崖窑：即沿直立土崖横向挖掘的土洞，每洞宽约3～4米，深5～9米，直壁高度约2米余至3米余，窑顶掘成半圆或长圆的筒拱。并列各窑可由窑间隧洞相通。也可窑上加窑，上下窑之间内部可掘出阶道相连。
　　 地坑窑：是在平地掘出方形或矩形地坑，形成地院，再在地坑各壁横向掘窑，多用在缺少天然崖壁的地段。也称“北方的四合院”，人在平地，只能看见地院树梢，不见房屋，缺点就是难于防御洪水的侵袭。
　　 箍窑：不是真正的窑洞，是以砖或土坯在平地仿窑洞形状箍砌的洞形房屋。箍窑可为单层，也可建成楼窑。若上层也是箍窑即称“窑上窑”；若上层是木结构房屋则称“窑上房”。
　　 窑洞的数量及排布都是有讲究的，总数不能出现偶数，其排布多数以正面子三孔或五孔、两侧面分别一孔或两孔，对面两孔或四孔为主。
　　 正面居中的窑洞是主窑，两边为次窑，可能就是现代意义的主卧、次卧，两侧面就是厨屋、磨坊、贮藏室，对面是柴窑、农具窑或牛羊圈等等。
　　 主窑是家里辈分最高的老人居住的，这里是家庭活动的中枢，也是接待客人的“客厅”，待客议事都在这里举行。为了使洞穴般的居室里亮堂一点，有钱人家，就在窑洞的四周都刷上白色的石灰，窗户上也贴满白色的窗格纸。
　　 作为厨房的窑洞，炕和灶是其中最主要的生活设施。一般炕头和灶头是挨在一起的，当地有句俗话叫“锅台挨炕，烟囱朝上”，做饭时的烟火顺便就能把炕烧热，一举两得。
　　 进入陇东地界，走到黄土层最厚的地方，就是我的家乡。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这里的人都居住窑洞，我的老家——临泾镇黄山原畔也不例外。
　　 我老家的窑洞诞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虽然窑龄不长，但造型独特，它既是地坑窑，又是箍窑，是父亲自己亲手修建的，可以说也是父亲的一大杰作。
　　 听父亲给我讲，解放前，我爷爷兄弟姊妹多，家境窘迫，难以维计，为了逃避战乱，自谋出路，各自东西，我大爷去了临泾包庄，二爷、四爷去了屯子潘山，三爷、六爷去了太平何湾，留下我五爷（我亲爷）独守屯子镇包城牛土坪。我们家是上世纪50年代从牛土坪搬迁来的，那时候，刚解放不久，全国开始土改，由于家大人多，山上土地干旱贫瘠，广种薄收，于是我爷就到临泾包庄找到我大爷，通过他联系，在黄山原畔开垦了40亩荒地耕种。每年我爷带我大伯、二叔，往返奔波几十公里，耕种收割，打碾晒场，然后将一袋一袋的粮食驴驮车运，翻山越岭，储存到牛土坪老家，因为原上没有庄基，不能修庄，加之害怕土匪抢劫，所以是不敢存放的，说是车运，实际是木制的独轮手推车，前面一人挂绳拉，后面一人推，走走缓缓，歇歇停停，从黄山原畔出发，经祁焦、杨庄、石羊、骆驼坡巷，开始下坡，下坡的手推车最难驾驭，没有技术和力气是不行的，到了坡底，一条大河横在眼前，那时候是没有桥的，为了防止粮袋子湿水，我爷领我大伯、二叔把粮袋子从驴身上、手推车上卸下来，一袋一袋的扛过河，再把驴拉过河，把手推车推过河，然后又一袋一袋地装上车，驮到驴身上，上一扇三公里左右的长坡，才能运到家，可以说是一路汗水，一路艰辛。
　　 父亲在我父辈里排行老三，小时候因家境贫寒只读了半年书就辍学了，小小年纪，放了一段时间的羊之后，我爷就领他到石羊豆庄，拜师豆君新，学习木工技艺，在众多弟子里，数他最聪颖，出徒最早。父亲成家之后第一次随我爷、大伯、二叔去临泾包庄黄山原畔收麦，收着收着，就产生一个懒想法，不愿意再这样长途运输，认为耗时费力，于是他向我爷建议，在原面上申请批一处宅基地，修一处庄子，落户在这里，省去一年四季往返奔波的劳累，这一想法很快遭到我爷、我大伯、二叔的极力反对，我爷给讲了很多不利因素，比如修庄要花很多钱，关键是一旦世事乱了，土匪来了，粮食藏不及，人也跑不掉等等，可是父亲坚持认为，都到新社会了，再不会有土匪的，家里没钱我不要，我给人做木活挣钱、还工自己修，结果我爷执拗不过我父亲的倔强，麦子收完打碾后，就和我大伯、我二叔生着气回去了，留下了十几石小麦，这就是修庄的唯一“经费”。
　　 父亲就临时借居在别人废弃的旧窑洞里，在我大爷的帮助和张罗下，雇人挖地坑、打土坯。为了省工省料省钱，父亲将庄子设计成了半明半暗的地坑土箍窑，就是在挖地坑的同时，丈量预留好箍窑腿子，在这本土腿子上用土坯箍制出半圆形窑洞顶子，顶子上面用土填埋，做出坡度，以利水流，然后扎好窑间子，安好门窗，筑好土炕、烟囱，贴上窗纸，厨房还要排好锅台，院子里用土坯砌起院墙、修好大门，一处新庄就落成了，当然门窗都是父亲自己亲手打造的，那年父亲才十九岁。
　　 父亲修的新庄，坐西向东，正面子三孔窑洞，分别是主窑、厨屋、牛圈；侧面子各一孔，左边是小客屋，右边是磨坊；主窑洞对面是院墙和大门，为了防水，在院子中央还挖了一个深约两丈的大渗坑。出了大门就是通往平地的坡巷。这种半明半暗的地坑土箍窑，光线虽然比不上崖窑，但比纯粹的地坑窑要好一些，坡巷也比崖窑和地坑窑短平一些，当然也就“洋气”的多了。这在当时的临泾原是绝对的“上档次”建筑。
　　 从夏收结束开始修庄，直至种麦竣工，历时两个多月，当时落后的劳动工具，简陋的施工条件，艰难的付出不言而喻，这座新庄，也处处无不凝聚着父亲的艰辛、汗水和智慧。
　　 立冬前，窑洞还没有完全干透，父亲用借我大爷家的毛驴接了我母亲，从包城牛土坪一路颠簸，到了临泾黄山原畔。宰了一只黑山羊、杀了两只大红公鸡，全村人来响了炮，嚷了院，吃了酒席，就算正式乔迁了新居。
　　 春节前，又把爷爷奶奶接上了原，住在主窑里。
　　 大姐、二姐、我和妹妹就出生在这半明半暗的地坑土箍窑里，从这“上档次”的窑洞里一年年长大，也一个一个相继走出了窑洞。
　　 老家的窑洞是冬暖夏凉的，非常舒适的，但在我记忆的深处却是苦涩的，听母亲讲，入住新庄后，父亲因会木工手艺，被社办厂招去做工，不分昼夜的要为农业社打造农具、风车，还经常被调配到其他乡镇村队修造场房或饲养场，做工兑换工分，养家糊口，一年四季很少回家。生活的重担大部分落到母亲和弱幼的大姐身上。
　　 大姐经历了五八年饥荒，差点饿死，小时候还被炕烟熏伤了双眼，严重弱视近视；母亲在年馑里因吃树皮草根，落下了严重的胃病，曾经有七、八年左右就卧床不起，大姐为了伺候母亲，很小时候就学会了做饭、煎药，用父亲做的小水担，挑两个小陶罐，到深沟里担水，背个小背篓到山上砍柴、扫树叶，童年的大姐因母亲有病，缺吃少穿，没有上过一天学，没有读过一天书，没吃过一天饱饭，偿遍了辛酸，受尽了苦难。
　　 六二年以后，年馑过去了，生活有所好转，母亲相继生了二姐和我，父亲也利用在平凉做工之机，购置些玻璃，用手推车走了九十多公里的路才推回来，父亲自己剪裁安装，把五只窑洞上的窗纸全部换成了玻璃，老家的窑洞又换了一副新的面孔，明光闪闪，格外气派，这在当时的农村是一个新的亮点，要知道在六十年代，能见到玻璃窗的只有县城机关单位和乡政府才有，农村有玻璃窗子的十分罕见。于是，我家从此成了上边下乡来的干部接待点，加之母亲茶饭手艺好，把家里收拾的干净整洁，上边来的干部，吃住几乎都选择我家。可见当年父亲的理念是非常超前的。
　　 母亲生了我，由于病体虚弱，骨瘦如柴，又一次卧病在床，没有乳汁，我被提前断了奶，大姐抱着我这个无奶的孩子，满村讨奶吃，和我同龄婴儿的妈妈，几乎都给我喂过奶,正因为她们的关爱和无私，才延续了我的生命，每当想起这些伟大的母亲，我总是泣不成声，泪流满面，心存感恩，难以忘怀。
　　 儿时的我和所有的农村娃一样，流着鼻涕，光着脚丫，浑身泥土，光屁股疯癫在村子的沟沟洼洼，和泥巴，溜土洼，打土仗，涝巴里抬水灌黄鼠，和土结下了不解之缘。白天玩累了，一溜烟跑进土窑洞里，吃了母亲做的香喷喷的饭菜，一头钻进热烘烘的土炕被窝里，很快就美美地睡着了。
　　 正因为小时候的顽皮，七、八岁时候，就跟着生产队里的大人们学会了放羊，早晨打开土窑洞羊圈的门，羊群蜂拥而出，吆出黄山原畔，穿梭在各沟小岔，羊津津有味的吃草，我们蹦蹦跳跳的玩耍，玩够了，渴了饿了，摘吃一些野果，爬倒身子，两手扶地，像鸟儿一样把嘴扎进山涧清凉甘甜的泉水里或者溪流里，美美喝几口，然后赶紧拾一篓半篓的羊粪豆，或者砍一半捆柴蒿。夕阳落山，羊儿肚子吃的滚圆，就是牧归的时候，我们提着篓筐，背着柴蒿，跟着大人把吃饱了的羊群一遍一遍的点数，数够了才吆回来，圈进土窑洞做的羊圈里。没想到给羊群点数，成了我学前最好的启蒙算术，上小学前，我就能从1数到50，大人们都夸我了不起。不过那时候，是给生产队放羊。
　　 包产到户之后，我和姐姐已经上到初中，父亲为了供我和姐姐上学，特地买了两只新疆细毛羊，几年之内就繁殖发展到十几只，母亲的身体经过与病魔将近十年的争斗，终于康复，之后又生了妹妹，之后她除了操持家务，洗衣做饭，几乎成了专职羊倌，每年羊毛的收入就是我和姐姐的学费。从我上小学开始到去四川上学之前，每年的寒暑假，放羊这活，也就成了姐姐和我，或者我和妹妹的“必修课”。
　　 老家的土窑洞不是很大，每只使用面积约三十余平米。记得小时候，我经常会担心的问父亲窑洞会不会塌，父亲说：傻孩子不会的，多少年都过来了，赶紧睡吧。我这才可以放心的睡去。人气最旺的是厨窑，尤其是冬季，暖烘烘的温度和香喷喷的饭菜，把人们都吸了进去。一进门，窑洞靠里约三分之一的地方被打造成全家人的热炕头，大人小孩都挤坐在一起，与炕边缘相接的拐角处垒砌了锅台，锅台是用土坯筑起来的，是有技术含量的，根据大锅和小锅的尺寸，预留好锅腔，用炉渣和泥抹好，然后用净水土泥或水泥做个罩面，干透凝固了，就把大小锅安上去，锅台右侧有个手拉风箱，锅腔里的火候全依靠它来掌握，新灶做饭必须找阴阳先生看个开灶的吉日，这一天要请灶神、烧香表、念灶经，然后煮锅、烧水、做饭，柴火烧后的废气通过了炕下方的烟气通道，冬天里把炕烘的暖乎乎的，不得不佩服在资源匮乏的年代古人的智慧。
　　 这样简陋而又朴素的窑洞，在父母年轻的生命里却是如此重要。在那个经济匮乏的年代，父母抚养我们长大，把吃饱穿暖作为人生头等大事，每日在村长的号令下出苦力挣工分，艰辛的劳作。或许是因为有父母双翼的庇护，或许是因为我家土窑洞有玻璃窗子，冬暖夏凉，让我免受风寒，童年的我很少生病，以至于现在的我都不知道发烧是种什么感觉，只知道每次儿子或女儿发烧时我们着急的坐立不安。父母不仅把我们照顾的很好，也把土窑洞打理的很好。我们家的土窑洞只有两件大家具，叫五斗柜和小立柜，是父母搬上原上的的时候，爷爷奶奶分给他们的。母亲再忙，每天都会用半干湿的抹布或者自制的鸡毛掸子把他们擦拭的干干净净，五斗柜上一般都整整齐齐的摆着大小不一的玻璃瓶瓶，也都擦得油光锃亮。立柜顶上放的是母亲做针线的莆篮，里面有线绳子、顶针、锥子、大小不一的布条。柜子里一般都是摆着母亲做的新布鞋，每次打开都很舒心，很暖心，浮现在眼前的便是劳累一天的母亲在灯光下细针密线的纳鞋底或赶着把鞋帮和鞋底缝在一起的不辞劳苦的身影，还有我和姐姐爬在热炕头的煤油灯底下看书写字做作业的情景。
　　 上中学阶段，那是我埋头苦读的岁月，也是父母亲付出最多的日子，那时候，虽然离临泾中学远，村里一起读中学的同学都住校，可是爱好干净穷讲究的我在学生集体宿舍住了一周，就不愿意住了，父亲不得不把自己用来走乡窜户驮运木工工具的旧自行车让给我，我成了村里唯一的通宿生，他自己则像个货郎，担个木活担子去步行。每天早晨，母亲天不亮就早早地起来给我烙好干粮，装在书包里，挂在车头上，把车子从窑洞里推出来，然后叫醒我，等我穿好衣服洗把脸，再把我送出家门口，千叮咛，万嘱咐，看着我够不着车座子，骑在横梁上的身影出了村口不见了，她才回去，又开始新一天的忙碌和劳作。这样的情形，寒来暑往，从没间断，直至我初中毕业去县城上了高中。多年来，每当我从外地回来，母亲总在家门口远远地等着我，当我假满不愿离去，依依不舍走出村口的那一瞬，我的两眼不由自主的就模糊了，一回头，母亲那瘦小的身影还是那样在家门口远远地望着我。母爱是伟大的，是催人奋进的，是倍受鼓舞的，母亲的勤劳和善良，更是不容做儿女的产生惰性的。可怜天下父母心，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如愿如偿的考上了学，成为黄山原畔第一个走出家门的农村娃。二姐也考上了镇原卫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