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人眼里，“政治”是个敏感词汇，但却是文学绕不开的话题。
　　 《礼记》中说，“声音之道，与政通”。“声音之道”指音乐诗歌等艺术门类，“政”指的就是国家的政治。
　　 “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这里有政治。
　　 “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这里有政治。
　　 “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这里同样有政治。
　　 其实，政治是个极其宽泛的概念，孙中山先生说：“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这是就内容而言。就性质而言，亦有种种，有文明政治，有强权政治，有仁政，有暴政，无论哪一种，与文学创作并不构成对立与冲突。
　　 诗作为美的艺术，是自由的象征。在思想与表达均不得自由的年代，一定是政治暴虐与思想专制的时代。诗人要么逃避、沉默、妥协、心灰意懒、自暴自弃，成为政治圈外的边缘人；要么呻吟、呐喊、控诉、勇敢抗争、奋起拼杀，成为政治祭坛的牺牲品。当然还有一类诗人，以歌功颂德、吹捧谀拍为能事，甘做吹鼓手刀笔吏，其诗格境界已难同前两者等量齐观。
　　 可见，强权与暴力横行的时代，有诗人，但常常是假诗人、伪诗人、怂诗人、花鸟诗人、山水诗人、祝寿诗人、吹牛拍马假大空的歌德诗人。缺少的是不同流俗特立独行敢于嬉笑怒骂痛砭时弊对虐政说“不”的诗人。
　　 山水诗、花鸟诗体现自然之美，常是诗人怡情遣兴的题材，亦能给人以心灵的陶冶。但当此类诗人如过江之鲫争相效仿时，当此类诗作精致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时，那个时代的政治一定不值得恭维。
　　 只有在解除了思想桎梏的时代，在表达自由比较充分的政治环境里，才可能有真诗，才可能出真诗人。
　　 罗兰·巴尔特在《符号学原理》一书中说过，当文学不再被看守时，才是“真正从事文学的时代”。
　　 那么，是谁在看守文学？谁又有能力和威力看守文学？
　　 政治常常是真诗的杀手，但并不意味着政治是真诗的敌人。诗人总是用各种方式与政治相拥相斥媾和叫板。有时正面交锋直呼痛斥，有时侧锋亮剑指桑骂槐，有时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有时以隐喻出之象征出之……总之，人一出世，只要未随鲁滨逊漂流荒岛，便无时无刻不在政治缠绕中，与政治酱在一起，有着割不断理还乱的联系，诗人定会在作品中以种种方式表现出对政治的态度：关注、认同、拥护、逢迎、歌赞、疏离、避让、痛恨、批判、反击……
　　 以诗干政自古就有，或赞、或颂、或怨、或怒、或刺、或讥、或嘲、或贬、或讽、或劝……即孔子所论“兴观群怨”是也。宋人王禹偁在《小蓄集》卷十八中说：“诗之美也，闻之足以观乎功；诗之刺也，闻之足以戒乎政。”诗之政治功能，足以观之。
　　 能否写出好的言政诗或“政治诗”，关键在诗人有无正确的政治观。在政党、制度、主义、思潮风行的年代，要对政治洞若观火别具慧眼，就必须对历史了如指掌。如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现象未见本质，极易涉入某种意识形态的窠臼，成为愚蠢可笑的政治传声筒。
　　 当诗歌成为政治的附庸，诗的圣殿会轰然坍塌。
　　 政治可以干预文学，文学也会影响政治。两者之间耳鬓厮磨相互影响。
　　 由诗歌的个人化到语词的不及物状态，由对本文意义的放逐到用语言取代存在，当诗变成自身书写的记号时，当写作的目的就是写作自身时，似乎与政治分道扬镳，但“写出的一行行诗句/毫无目的”（布罗茨基《蝴蝶》），在读者眼中，犹如痴人说梦，无关人情、世故、政情，于人于世与政无补，充其量，只是茶余饭后的风雅佐料或弃之如敝履的文化赘疣。
　　 有时候，越是追求高雅精深，便越显得孤立无援。越是沉溺于自我梦幻之中，寻求语词的欢乐，就越难以感受到与生活碰撞的血脉涌动与心灵暗喜。
　　 许多现代诗人的苦闷焦虑正在于此，其中尤甚者会“看破红尘”，甚至走上自我毁灭的虚无之路。
　　 远离政治的书写有效，但亦有限。因其无关政治痛痒而得以自慰自保自我陶醉时有效，因诗作无人问津而自生自灭时有限。究其实，是一种丝窠缀露式的短命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