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在社会中生存，诗人形象则活在诗中。
　　 一首诗的诞生，如同剥离母体的婴儿，已是独立个体，在走向读者、表露诗意的同时，往往呈现出言说者的形象：或喜，或悲，或怨，或怒，或庄，或谐，或雅，或俗，或清纯，或率真，或温柔，或敦厚，或如战士，或如顽童，或如金刚，或如菩萨……诗中的情感态度、思想格调、语言修辞、话语风格等等，便是诗人形象的性格、品行、骨架和血肉。
　　 苏轼说“文如其为人”(《答张文潜县丞书》)，从诗中常常可以看到作者的身影。
　　 刘熙载说“诗品出于人品”（《艺概》），作品往往是诗人思想人格的体现。
　　 然而，诗歌作者与诗人形象并不能划等号。犹如演员与角色不能划等号一样。
　　 有一类诗人，言为心声，如屈原，如李白，如秋瑾，如谭嗣同。
　　 也有一类诗人，言非心声，如西晋的潘岳，如南宋的赵构，以及历朝历代歌德派中的两面人甚至多面人。
　　 难怪元好问看不起潘岳，以诗相讥：
　　 心画心生总失真，
　　 文章宁复见为人。
　　 千古高情闲居赋，
　　 争信安仁拜路尘。
　　 美男子潘岳一方面写出了超凡脱俗的《闲居赋》，一方面却仰人鼻息、趋炎附势，诗人形象与诗歌作者之背离，何止十万八千里！
　　 这种现象其实并不奇怪，因为诗歌创作与生活劳作实在不是一回事。
　　 在生活中，诗人与普通人一样，也要吃喝拉撒睡，也需要票子房子车子位子，诗人者，能码字或靠码字谋生者也。
　　 故有人感叹：
　　 终于能按照自己的内心写作了
　　 却不能按一个人的内心生活
　　     ——王家新《帕斯捷尔纳克》
　　 诗中世界与现实世界是如此矛盾，诗人只有在两个世界间穿梭。创作时，他打开想象之门，扮演言说者的角色，用诗的语言向世界诉说；现实中却以另一副面孔出现，为柴米油盐，为衣食住行，为升级晋职，为上通下达，为欲望与伦理支配下的一切。正如生活中的杜甫、白居易难脱干谒权贵、渴求功名一样。
　　 生活中的诗人与诗人形象又有着因果关系。当他选择崇高时也同时选择了苦难，正如普罗米修斯在盗天火给人间时也引来枷锁之灾一样。诗要反映民瘼，诗要揭露黑暗，诗要反抗强权，诗要批判奸佞，诗要说真话，道真情，言真相，求真理，势必会触及到权要者的利益，会影响到诗人的生活，甚至生命。能置此于不顾者，便为真诗人、伟诗人。这就注定了杰出的诗人往往具有一种“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历史使命感，具有了一种高尚的社会责任与担当。如萧伯纳所言：“合乎时宜的人让自己适应这个世界，不合时宜的人却让世界适应他，因此，世界的发展全赖于这些不合时宜的人。”真正的诗人，也许就是那些敢吐真言而不合时宜的人。朝云言苏大学士“一肚皮的不合时宜”，概此之谓也。屈原因“真”而遭放逐，陶潜因“真”而退居田园，白居易因“真”而仕途蹉跎，李贽因“真”而蒙杀头之祸。诗人者，成也在“真”，失也在“真”。
　　 显而易见，笔下有真诗，当为真诗人。真诗人的桂冠决不会戴在仰慕荣华谄媚当道者头上，也不会戴在追名逐利、蝇营狗苟者头上。博尔赫斯说，《草叶集》中的惠特曼是三位一体的惠特曼，即作为诗人的惠特曼、作为大众的惠特曼和作为英雄的惠特曼，道出了诗人与诗人形象的关联，他往往具有生活者的感觉、创作者的嗅觉和智者的先觉，正是三位一体相得益彰成就了惠特曼的诗人形象。
　　 故对真诗人而言，诗品反映人品，人品决定诗品。
　　 明人沈承说：“立身无傲骨者，笔下必无飞才，胸中具素心者，舌端斯有惊语。”（《沈君烈传》）
　　  清人沈德潜说：“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才有第一等真诗。”（《说诗晬语》）
　　  现代的诗人也说：
　　  高尚是高尚者的通行证，
　　  卑鄙是卑鄙者的墓志铭。
　　 （北岛《回答》）
　　 人以诗见，诗以人见。在诗的感悟中，总会窥到诗人人格思想的蛛丝马迹。人高诗亦高，心正笔亦正，胸次伴笔墨涌出，笔墨因胸次生辉。自然而然，不可掩映。否则，人与诗判若两人，口是心非，言不由衷，语言巨人，行动侏儒，便是人格分裂的奇葩。此类诗或可欺一人一世，决难欺天下后世。如同宋高宗赵构，畏敌如虎，丧权辱国，但却在诗中呐喊：“屹然天立镇中流，弹压东南二百州。狂虏来临须破胆，何劳平地战貔貅。”（《题金山》），豪气万丈，俨然御敌英雄。这种人格的二重性，在历史与事实面前，原形毕露，真伪立辨，徒留天下笑柄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