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裁缝
　　 张裁缝的裁缝铺紧挨在父亲磨坊边上，我们常常去光顾她的裁缝铺。鲜艳的衣料，做好的衣服，常惹得我们眼红。母亲说，等过年再给你们每人做一身；于是，我们天天盼着过年。
　　 张裁缝，是村弯弯里张家的闺女，三十岁了一直没有结婚。她长得特别漂亮，眼底下有一颗黑黑的痣，三十岁还没出嫁,在村里人眼里那简直就是天大的事情。
　　 村东王家的姑娘跟人跑了，还不到十六岁，据说被一套新衣服给骗走了，是不是也不得而知。十六岁的姑娘家知道什么，何况那个年代也确实没见过一套像样的新衣服。我在想，大概张裁缝是不会轻易被“骗”走的。她自己就能给自己做衣服。面对村里人的流言蜚语，母亲说的最多的是“稳重、规矩、好姑娘”这几个词语。又念叨说“手艺又好，对于前来说亲的人家，她看不上，也是情有可原的。”
　　 那年过年，母亲在张裁缝的铺子里给我们仨每人做了一套玫红色的衣服。年后的夏天，三十一岁的张裁缝出嫁了，人人皆知。她嫁到炭山岭去了，她的夫婿还是煤矿的工人，能领工资，这才是村里人念叨不完的新闻。
　　 从此，张裁缝的铺子空了。
　　 几年后，听母亲说起张裁缝，说煤矿发生事故，她的夫婿在那次矿难中去世，留下她和两个儿子。村里人都说，她眼底下得那颗黑痣坏了事，说那是接泪痣。
　　 我上班后，在一次天堂走华藏寺的班车上遇见了她。她还认得我。大概是因为，我从小也没怎么变得缘故。我们打了招呼，彼此也没有什么话可寒喧，她明显没有我小时候那般好看。
　　 或许，她本也没变，只是我已经不是那个我了。岁月总是给我熟悉的人和物留下痕迹，让我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成长与变化。
　　
　　 二、雷老师
　　 我上一年级的时候，我们的村校还没建起来，我和同村的几个学生都去科拉学校上学，大概有一小时的路程。大人们一年三百六十天忙着自己的事情，也实在无暇顾及我们。
　　 有一次发洪水，正赶上放学时，有家长接的孩子才可以回家。校门被锁上了，天快黑了，同学们陆续被接走，而我一直都没人来接，最后班主任把我领给同村的婶子了。
　　 我上三年级的时候，村校建起来了，学校里只有两个年级，一年级和二年级。我家隔壁的村校历来是男老师在管着，像一个庙王爷，守着一个庙。
　　 雷老师的从天而降，给孩子们带来了“一丝活力”。雷老师的辫子特别长，只是没有小芳的辫子那么粗。她不是我们小村落土生土长的姑娘，她来时穿着流行的牛仔裤，白白的皮肤，格外好看，一下子吸引了全村老少的眼球。
　　 她是跟她继父过来的，她的继父是我们村子里的雷家大大。显然，村里人爱急了这个会讲普通话，又有学问的女教师。
　　 听她妈说，她上学的时候英语特别好。我上初一的时候，天天拿着课本去她家问单词的读音，她教完，我怕自己忘记了就在下面用汉语作标记。比如：花的单词，我就在下面标记“父拉我”，足球，我就标记“斧头包”。
　　 六一的时候，她带着孩子们和教给孩子的舞蹈节目去科拉学校汇，她的节目和她一样，是惊艳的。
　　 “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辫子粗又长……”我一度怀疑这个歌就是唱给雷老师的。
　　
　　 三、尕姐姐
　　 尕姐姐是我的堂姐，是我二伯父的女儿，小的时候，我常跟着她一起上学。
　　 那个时候上学，我们每人装一酒瓶子茶到学校，用于午餐，茶就着馍馍吃。夏日天气炎热，我的茶喝完了，实在渴，就跑到她的教室门前跟她要茶喝，有时候她渴了，也跑来找我要茶喝。
　　 我的记忆里尕姐姐的手上一直生冻疮，二妈妈给她缝了两个大套袖，特别厚，特别大，里面是羊羔皮的那种，外面放一块好看颜色的布料，也不难看，但尕姐姐总觉得那是她的负担。
　　 冬日里的天气特别冷，走到村口的下湾梁梁上，尕姐姐就迅速的在地里刨开一个坑，把一只套袖埋进去，然后在上面做一个标记。再套着另一只套袖，轻松的去学校了；似乎那只套袖有千斤重，下午回家再把那只挖出来，戴两只回家。
　　 尕姐姐特别能吃苦。喂猪、割草，我的记忆里她什么都会做；有一年的暑假，父亲在大湾村挖金子，尕姐姐的外婆就在这个村子里。我跟着尕姐姐去山里挖药，我不认得那些草药。只大约认得黄花的“槐子”，见个开黄花的就喊，“尕姐姐，你看，这个是不是？”她答，“是的”，我就开始挖。喊累了，她也答累了，再不理我。等我们休息的时候，她打开我的药袋，把我的那些宝贝往外扔，“这个不是，那个也不是”。而她药袋里全是鼓鼓囊囊的草药，黄花的、紫花的，回家都凉在院子里。假期结束，她的学费也就凑够了！
　　 她的勤劳，并没有持续她的上学梦，很快中学毕业的尕姐姐就辍学了。
　　
　　 四、老师和同学
　　 年少的时候，在科拉学校上学，中午是不能回家的。早晨从家里出来，书包里塞一个母亲蒸的花卷子或者是她锅里烙的干粮，再找一个父亲喝过的空酒瓶子装一瓶子茶，就是一天的口粮了。那时候的大人们忙，哪顾得上你，能上学就不错了。
　　 一路上，一边念书，一边背着书包往学校奔。尕兰是我那时候的好朋友，我们几乎都是一起上学的。她有时候，到我家里喊我；见我头发还没梳好，就在一旁等我；我的头发疵毛乱砸的直接梳不开，母亲就骂。一边梳一边骂，直骂到我自己会梳头发为止。
　　 那时候，并没有联系方式，我和尕兰约定在三叉路口的一个路上画道道。早上我走到路口，看地上有道道，就知道她走在前面了，就赶紧跑着追，如果道道不在，就知道她还在后面。我在路口画一个深深的道道，往前慢慢走，等着她追我。
　　 我们把装好茶水的瓶子烤在老师们的火炉子上，在教室门口排着长长的队，背诵课文。课文是背的滚瓜烂熟的，用老师的话说就是“瓦罐里倒核桃--嘎达达的背下来”。背得不熟，她是不会客气的。把书一扔，你就得再去背诵，背过去了，老师就在课文标题边上写一个“背”字。
　　 语文老师，是一个漂亮的女老师，舞跳得也好。
　　 那时候哪有钱买本子，我们每天爬在操场里练习写字。有时用木棍，有时候拿着费电池上砸下来的铅棒，那铅棒上的铅把手染得格外黑。我们特别开心，或上课，或玩耍；都是开心的，从不知烦恼为何物。
　　 渴了就那瓶茶，饿了就是包里的那块干粮，别无他物。夏天的时候，天太热了，瓶子的茶喝完了就去老师跟前要水喝。男老师们粗心，有时候茶壶里一点水都没有，再不要说给我们装水了。女老师们的茶壶里有茶，一个同学要上一瓶子就满到处喊，某某老师有茶里，我们就排队去要茶。学校里的女音乐老师，格外温柔，她会拿出一大包橘子粉，倒进我们的瓶子里，再加温开水，一瓶子橘子汁就成了，那是我们莫大的幸福，那个夏天我们会因为那瓶橘子汁而欢呼雀跃，孩子们是如此容易被满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