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是什么？
　　 诗是诗人对世界的言说。
　　 照柏拉图的说法，是诗人的灵魂与神灵交感，借用语言表达“神赐的真理”。
　　 可见，诗歌创作不是附庸风雅，不是显摆语词，不是宣泄，不是表达一己之欲，而是代表着“真”。申张着人间正义，倾诉着人间真情，揭示着人间真相，追求着人间真理，是引导众人走向智慧与光明的灯盏。
　　 在浮华喧嚣的时代，不同流俗者往往被视为异端和另类，受到责难与攻讦。诗人就是其中的一类。
　　 在道德滑坡价值观念处于零度以下时，诗人常常是一个痛苦的存在。犹如一只呱呱大叫的乌鸦，面对沉寂的荒野，他飞翔故他清醒，他打破了沉寂中的庸梦故遭到昏睡者的围攻。诗人的圣洁与伟大也因此得以彰显。
　　 在许多人那里，“对不能说出的我们只能沉默”（维特根斯坦语），但面对丑陋与邪恶，勇敢的歌者往往不以为然。“但写真情与实景，任他埋没与流传。”（都穆《学诗诗》）面对强权与暴力、欺辱与不公，他们总会在面面相觑噤口不言的人众里发出刺耳的啸叫，惊醒那漫漫长夜里昏睡的灵魂。
　　 在众神默默的时代，许多写诗的人会避开意识形态之域，在“超现实”中亲吻所谓的语词，抚摸玄虚与晦涩，并美其名曰“决不与现实妥协”，要“走向宇宙”，或与时代作“委婉的拥抱”，这种所谓的“书写策略”并不值得欣赏，因为它除了自慰和自欺，不会有任何功效。
　　 改变书写策略并没有错，但并不等于找到了真理。当写作沦为一种与思想洞察无关的制作时，策略会贬值，甚至毫无意义。
　　 写作不是形而上的思辨，更不是脑筋急转弯的灯谜，而是情感思想的对象化。如“水中盐，蜜中花，体匿性存，无痕有味，现相无相，立说无说”（钱钟书《谈艺录》）。当一种形而上的语词策略取代了真实可感的现实人生时，诗只能苟延残喘。宛如一个身着锦缎的绝症患者，美丽的外衣包裹的只有绝望与死亡。
　　 据说柏拉图曾有提议，要将诗人逐出理想之国，理由是他们抓不住真理，而且逢迎人性中的低劣部分，沦为昏庸无道者的歌者与帮凶。显然，柏拉图眼中的诗人，并不是真正的诗人。
　　 诗歌源于经验，但并不等于经验。它不是生活的简单摹写，也不是对世俗的依附和逢迎，而是世界真相的艺术表达。真相可以是劳作之事，可以是维生之物，可以是离合之情，可以是处世之理。就是不能为丈二和尚，不能为博士卖驴，不能为莱子斑衣，不能为王顾左右而言他，古人说“及物言状”、“赋象触形”，说“文以载道”、“笔扫千军”，皆道出诗歌正义。
　　 当今世界，走遍天下者、有生活阅历者数以亿计，但能“赋象触形”道出世界本相者却寥若晨星。个中缘由，除了知识与技艺，还有道义、责任、立场和良知，以及对生活透彻骨髓的感悟与思考。诗人之可尊可贵可敬可佩于此见矣。
　　 作为生存个体，诗人的吃穿住行只能代表他自己，但作为美的创造，却是“主观表象为客观”（康德语），他会肩负起更多的历史使命。因为美之为美，实乃个体经验与社会内容交合的结果，决非形而下的感官刺激和生理本能的反射，亦非生活的流水记录和自然的表层模仿。春来觅花，冬来踏雪，中秋赏月，元宵观灯，即时应景者，即时应景也。时过景迁，恍如云烟。周而复始，了无新意。某编辑戏言：“把十年来的三八节诗文专版放一起对照，竟发现材料雷同者占百分之八十！”光阴如流水，诗歌成水肥。年年岁岁诗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语言成垃圾，诗人如过客，诗亦不复为诗矣。
　　  “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流出的都是血。”（鲁迅《而已集•革命文学》）诗与真，当作如是观。
　　  “山不入目不能画，水未入怀不能吟。”（柯九思语）真诗人，亦当如是观。
　　 我们不会忘记屈原、李白、杜甫、陶渊明、柳宗元、白居易。
　　 我们不会忘记鲁迅、郭沫若、闻一多、田间、艾青、臧克家。
　　 还有一长串与我们生活在同一时空的勇敢歌者。
　　 他们说真话，言真情，揭真相，求真理，关注劳动者的悲欢，反映时代生活的动向，鞭挞黑暗与罪恶，表达自由美好的追求，是真正属于时代、属于人民的伟大歌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