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文化的真谛是文人与酒的完美结合，这是形成酒文化的根本和主流。
　　 文化的传播当然离不开文人墨客。没有他们汪洋恣肆的舞文弄墨，历史将成一片空白。若再将文人的这类写作架构在酒这一奇特的物质上，放胆文章拼命酒，必然会出现大气磅礴、名垂青史的巨著。什么是文化？这才是文化！本篇命题“真名士自风流”，指出究竟什么才是中华文化的真谛，是为中华文化正名。
　　 只是，如今这个时代写作东西太容易了，发表也容易。几十年前我们用“著作等身”来形容凤毛麟角的文化巨匠，今天的网络写手动辄一千万字、两千万字，噼里啪啦的，出的书就像下饺子那么容易，不要说著作“等身”了，“等房”“等楼”都是可能的。
　　 可是那些码出来的文字呢？实在不忍卒读，你也不可能读得下去，正如有些写者自己说的，写完从来不看，上传了事，反正网上有数不清的脑残，看不看的点击一下就算成功。反正这个丢掉传统文化、道德沦丧的时代，最不缺的就是脑残，有了这么多脑残粉的点击和打赏，自可雇佣一支庞大的水军来推波助澜、兴风作浪，这样的套路大家都懂的。
　　 这些每天写作并上传的文章，洋洋洒洒一万两万字。可写的就是飞一个媚眼，吃几串麻辣烫这点儿事，看这些东西，哪怕是一掠而过，都是抬举他。再加上前言不搭后语，错字连篇，好好的人话不说，美其名为网络语言，不这样写，不这样说话，就是跟不上时代，就不是网文。在他们那里，似乎网文就只能是一堆杂乱无章的废话。要我说，呸，这不是文化，这是垃圾，甚至还是有毒的垃圾。
　　 我们的一些学者、教授也跟这股风，迎合这样的低级趣味，上了讲坛也要搞点儿噱头，例如讲古代史偏要加上一句No．1，No．2；要不就是讲，马拉松那时要有手机就好了，就不至于笨到累死了，然后引来台下一两声尴尬的笑声，可透着你有学问了。别忘了你是打着学者的旗号上的讲坛，不是说相声的。
　　 把精力多用在研究学问上多好，省的文章中出现那么多的硬伤，大庭广众之下满嘴白字。
　　 古人写作可没这么容易了，故此要炼字琢句、字酙句酌，一句废话一个多余的字都不能出现。
　　 古时没有报章杂志，文人的作品很难发表。一般诗作发表的途径是：
　　 一是集录成书。由于印刷技术和纸张的限制，要想出书是很难的，特别是要想及时成书就更难，因此，许多人的作品只能留给后人看，同时代的人很少能看得到。
　　 二是题碑留壁，将诗作写在墙壁、石壁上或刻碑留存，这也是发表作品的一种形式，作家写出作品是要发表的，谁也不愿使它烂在肚子里、锁在箱子里。为何我国的碑刻题辞特别多？凡名山大川、寺庙殿宇乃至市井乡镇，到处留有题记，恐怕与此有关。现代人不爱护文物古迹，到处题刻“某某到此一游”，古人题壁之风也许就是现代社会这种恶习之滥觞！只是古人的题壁，那是文章、佳句、书法；现在到此一游的，留下的是丑陋、毁坏、恶心。
　　 三是口碑留传、市井传唱、文人传抄、互相题赠，许多诗文都是这样保存下来的。但是要做到这点，一般都要有个公共的场合，做为传播的媒介。而酒宴则为文人们提供了良好的场所，提供了用武之地。
　　 文人聚饮，斗酒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利用这种文人荟萃的场合炫耀文采，显示学问，发表新作，进行较量。对才思敏捷、学富五车的饱学之士，无疑是个非常好的讲台；而那些才思迟钝、徒有虚名甚至滥竽充数的人，则往往陷于非常尴尬的境地。他们既舍不得放弃美味佳肴和出头露脸的机会，又时常为自己的名实不符而惶恐不安。
　　 某太守宴请当地名流，有人提议每人赋诗一首赠太守。众人踊跃，边饮酒边构思，陆续成诗。只有某名士，搜索枯肠、绞尽脑汁，涂涂改改始终作不成诗。有个人生性忠厚，见此情形，便解围说：“诗不妨留待明天再交卷，现在最好先喝酒。”名士一听非常高兴，握着那个人的手连声附合。这位名士成名三十载，出的诗文集高可盈尺，实际上都是假手他人而作，并没有真才实学。
　　 也有人自知才力不济，便事先做些手脚，算作弊吧，虽然带有点开玩笑的意思。某人在小楼置酒待客，喝了一会儿，忽然对客人宋某说：“今日逢胜地不可无诗，咱两各作诗一首，谁后成诗，罚谁一大杯酒。”宋自恃才思敏捷，欣然应允。于是在桌上摆好纸笔，宋方拟得一句，某人诗已成，对宋某说：“你该不该罚？”宋认罚，端起一大杯酒，边饮边吟，其诗作成时，某人第二首诗已打好腹稿，便又对宋某说：“还比不比？”宋点头答应，刚拟得一句，某人诗又成。如是者共五次，宋某被罚了五大杯酒。第二天，宋对某人说：“我想请教，你昨日何以才思如此敏捷？”某人笑答：“非也。昨日比赛作诗之前腹中已得一绝句，如果你从容一些入席，眺望一番周围景致，腹内打打诗稿，即使我奋笔疾书，两人也只是旗鼓相当。但是你没有如此，我见你的心思都用在桌面和酒坛子上，你作第一首诗时，我已在作第二首了，你作第二首诗，我已在作第三首了。你越着急越慢，诚所谓欲速而不达了。”宋某听罢大笑。
　　 要想成为名士似乎不难。古人说：“名士不必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
　　 按我们现在的话来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如果再仗着酒劲儿，露出一些张狂，就颇有名士风流的味道了，倘若再加上些抽象、变形、外来的时髦词汇，用些意识流的笔法，说些谁也听不懂的话，诌几句谁也解释不清的诗，自可唬倒一席人，令人莫测高深。
　　 但是真正有学问的人，决不靠卖弄这些谁也不懂的词藻，说些谁也听不懂的话（包括他本人）来欺世盗名。惟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何种场合，都能妙笔生花，那才是真名士。
　　 安史之乱平定后，唐玄宗欲制诏书安抚天下，找不到起草诏书的合适人选，便问大臣苏环。苏环说：“其他人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的儿子苏頲才思敏捷，可以用他。只是他经常嗜酒，但愿这时没醉。”玄宗急命人召苏頲。苏頲此时余酲未消，匆匆来见皇上，到了大殿就呕吐，了草的行了跪拜之礼。玄宗命侍臣将苏頲扶到御座前的地毯上躺好，亲自给他盖好被子。苏頲醒来后，立即提笔，须臾书成，才藻纵横，文惊四座，玄宗大喜，由是器重。苏頲后为紫微黄门平章事，参理朝政，袭封许国公，他与燕国公张说同以文章著称，时人号为“燕许大手笔”。
　　 古人常说：酒助英雄胆，武松是有一分酒便有一分力气，有十分酒便有十分力气。可不可以说，酒助诗人魂？文人们有十分酒便有十分才情，方能挥洒自如。
　　 读过唐诗的人，没有不知道“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诗句的。唐高宗至武后初年，出现了“以文章齐名天下”的“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在唐诗开创时期，他们努力摆脱齐梁诗风的影响，积极开拓诗歌的思想题材领域，对诗的格律形式也进行探索。
　　 王勃（649－676年），字子安，是初唐山水田园诗派先驱王绩的侄孙。王勃自幼聪明，七岁能文，十四岁就当了官。出仕以后，又两次因事废官，一生处于下位。最后溺海而死，死时只有27岁。他的文章以《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后人简称为《滕王阁序》）最为有名，是一篇脍炙人口的作品。前面提到的两句诗就是这篇文章的名句。
　　 唐高祖的儿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今江西省南昌市）都督时，在赣江的长洲上建阁，命名为滕王阁。后来，阎伯屿接任都督，重修了滕王阁，于九月九日重阳节，在阁中大摆宴席，江南的学者名士不下百余人赴宴。
　　 王勃正好省亲经过洪州，仲秋时节，船行于赣江上，但见江水浩浩渺渺，横无际涯、大千气象。江岸矗立着飞檐叠拱、巍峨高耸的滕王阁，岸边荻柳摇曳，行人如织。此时的王勃虽然刚刚遭受挫折，但踌躇满志、雄心不减。闻阁上有一雅集，便翩然而至。因其年幼，坐在座尾。
　　 阎伯屿设宴的目的，说是要为滕王阁作一篇赋，刻石为碑，流传后世。但是他的真实目的则是以宴会征文为名，欲使其女婿吴子章成名，他知道自己一旦宣布征文开始，人人都要推辞，吴子章便可顺理成章地接受此项任务，推出他早已准备好的文章。果然，阎公说完后，大家你推我让，谁也不敢接受，阎公正高兴时，忽然王勃站了起来，表示愿作此赋。
　　 满座之人见王勃这样年幼，在众多名儒面前如此无礼，无不惊骇。阎公更是心中不快，便退到后堂，但又放不下心来，就派小吏前去打探。看看王勃究竟能作出什么文章来。
　　 过了一会儿，一个小吏前来报告，王勃开篇写了两句：“豫章（一作南昌）故郡，洪都新府”。阎公听后说：“这是老生常谈，谁人不会呢！”
　　 又一个小吏来报告，“星分翼轸，地接衡庐。”阎公不屑地说：“这是故事。”
　　 又有报告：“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这两句说出了南昌地理位置的重要，既精练又富文学性，阎公听了心中默默赞许，但仍是口中不语。
　　 又报告：“物华天宝，龙光射斗牛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阎公有点坐不住了，隐约感到这个年轻人不简单，便对身边人说道：“这小子是打算和我相见哪！”
　　 一小吏报告：“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阎公听了，不觉用手拍了一下桌子说道：“这小子落笔有如神助，简直是逼我出来相见呀。”于是他不再装了，赶紧更衣重新来到座前，对王勃说：“你的文章虽然还没作完，老夫已认准你真是天下奇才！”便邀请王勃上座，王勃推辞。
　　 不大会儿，文章作完，题骈文名为《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人们争相传看，对王勃佩服之至。阎公把王勃拉到自己身边坐下，说：“帝子之阁，风流千古，你的文章铺叙了滕王阁一带的形势景色和宴会盛况，华章必会留芳万世，也使我们今天的雅会得以传于后世，洪都风月也成了无价之景了，我应当厚厚地报答你”。
　　 虽然阎公已然折服于王勃的才气，但是在座的都是天下名士，仍有不服的。忽然一人离席而起，大声说：“是哪一个三尺童子，竟敢将先贤的遗文说成是自己的新作，来此欺世盗名。”
　　 阎公一看，正是自己的女婿吴子章，便问：“贤婿何出此言？”
　　 吴子章说：“这篇文章，我已收藏很久了，早已谙熟于心，诸位若是不信，听我为大家背诵一遍。”说完，将王勃刚才写的赋朗朗诵来，一字不差。刚刚还对文章赞不绝口的阎公和众宾客看看王勃，又看看吴子章，这时都有些犹豫不定。
　　 王勃坐在那里不动声色，他听吴子章背罢，又扫扫众人将信将疑的脸色，面上颜色不变，徐徐说道：“看你的本领，不亚于三国时期的弥衡和张松，弥衡看到蔡邕的碑文，能一字不误的写出来；张松见到曹操的兵书，只看一遍就能背诵。你与他们倒是不相上下，小有聪明而已。”
　　 弥衡和张松都是三国时期的名士，确切点儿说，都是狂士，名声不佳。王勃将吴子章与他们相比，话语中已带有嘲讽之意。
　　 吴子章不理会王勃的讥讽，反唇相讥说道：“这是我以前早已背诵过的文章，拿先贤的文章充为己有，沽名钓誉，是你在耍小聪明呀，你就不怕被人揭穿？”
　　 王勃微微笑道：“你既然说是先儒旧文，却又说不出出处，岂不是一知半解，做学问能这样吗？通常情况下，诗赋相联，请问除了这篇赋，是否还有诗呢？”
　　 吴子章说：“只有这篇赋，没有诗。”
　　 这时王勃起身离席，对着众人说道：“这篇文章后面还有八句诗，如是旧文，诸公谁还记得？”连问三声，没人答应。
　　 王勃便提笔赋诗一首：
　　 滕王高阁临江渚，佩玉鸣銮罢歌舞。
　　 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
　　 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
　　 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
　　 众人围拢观看，王勃问道：“这是新文还是旧文？”没人应答，吴子章自觉惭愧，离席而去。
　　 众宾客齐声赞叹：“王勃的才能，子章的记性，都是天下少有。”客人的话给了主人台阶，阎公大喜，赠给王勃许多布帛酒器。
　　 王勃智赋滕王阁的故事，后人传为美谈。诗人才思敏捷自不必说，但是如果脱离生活，未对南昌地理山川、物候人情有一定的了解，闭门造车，恐怕写不出这样的好文章的。可见写文章要善于观察和积累生活的重要性。
　　 自古文人相轻，像吴子章刁难王勃这件事，如果王勃一时语塞，千载不朽的名篇也许就成了吴子章的了，岂不成为千古文案。
　　 甚至文人相轻，也离不开酒。西晋文学家左思，计划写《三都赋》，三都是指魏、蜀、吴三国的都城邺县、益州和建业。左思为写好这篇文章，整日苦心构思，在他庭院的篱笆上，书房外面的走廊里，甚至厕所里到处挂着纸笔，每得到佳句便立刻记录下来。他呕心沥血，经过十年的努力，终于写成了《三都赋》。他感到自己的作品可能不如张衡的《二京赋》和班固的《两都赋》，便拿给著名学者皇甫謐去看，皇甫謐读后十分赞赏，还写了一篇序。后来，张载等一些名人又分别作注，于是《三都赋》名声大振，很快流传开来。京城里的文人学士，富豪人家的子弟，纷纷传抄，竟造成洛阳城内纸价上涨，这就是成语“洛阳纸贵”的由来。
　　 著名文学家陆机初到洛阳时，也打算写《三都赋》，听说左思已动手写了，心中暗暗讥笑。他给他的弟弟陆云的信中说：“这儿有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人，居然在写《三都赋》，看他写出来以后给谁看，只能当作废纸去盖酒坛子吧！”
　　 听听，在大文豪眼里，好文章才够得上酒文化，那些垃圾文章硬要和酒文化沾沾边，最多也就配盖盖酒坛子，熏染点儿酒气罢了。
　　 左思《三都赋》写成了，陆机读后非常叹服，认为别人再也不能超过左思了，于是打消了原来写赋的计划。
　　 回过头来再说文化，什么叫文化？这才是中国的文化，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酒文化。
　　 有人在酒桌上或酒后粗俗不堪，还会以红酒遮人面，财帛动人心来掩盖自己的贪婪、失态或不诚实，为自己十足的丑恶嘴脸辩护。那不叫酒文化，那是文化糟粕，或者说是酒滓。
　　 中华酒文化中的古人不会如此。越是在醉酒时，越是流露出真性情，慷慨激昂，文章恣肆，展示他们奔放热烈的高尚情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