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乡，有一个载入史册的少年。他的事迹不仅记录在《武乡县志》，还被编进了高小课本。这个光耀千秋的名字叫李爱民。
　　 1930年，李爱民出生在武乡县蟠龙镇白家庄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乡村人家日子艰难，父母在地里刨食，终年不得休息，可日子还是紧巴巴的。李爱民稍大一点，就想着帮家里做些事情。可是一个几岁的孩子能做什么呢？他想去给地主放羊，也好减轻家里的负担。父母思量一番，也没有其他好办法，就含泪同意了。
　　 一个刚刚六岁的孩子，跟着放羊人赶着羊群，一天天走在山坡野地。他的伙伴就是这一只只绵羊山羊和山间的风与田野里的山花野草。风来了，雨来了，他要护着羊。尽管他尽心尽力，可有时连饭也吃不上。
　　 1937年秋，日本侵略军进犯到太行山上。敌人气焰嚣张、凶狠残暴，到处烧杀抢掠。那些家破人亡的惨痛，四处躲难的痛苦故事深深刺痛了李爱民。他从心里恨透了敌人，渴盼着自己快点长大，也好保卫自己的家园。
　　 愿望在两年后终于实现了。
　　 1939年，他到本村抗日小学读书，不久加入了抗日儿童团。想到自己成了一个有用的人，他做起事来总是比别人要积极些。站岗、放哨、贴标语、捉汉奸、送公粮、护送伤员，宣传抗日，因表现突出当上了儿童团长。
　　 1940年春，八路军总部驻扎到白家庄西南的王家峪村，抗大总校驻扎到离白家庄二里地的蟠龙镇，有一个连的学员住在白家庄。李爱民家也住进一个小鬼班。小鬼们在课余时间就给儿童团员讲朱德总司令带兵打仗的故事或者唱《朱德将军之歌》等革命歌曲。这些都深深感染着他，心里渴望着自己也能够成为这样的人。
　　 有一天，李爱民听到小鬼班的小牛说，抗大学员要集中回校部驻地蟠龙镇开大会。李爱民让娘早早做好了饭，约了小伙伴向堂、小庆、春梅等人跟着住在庄上的抗大学员出发了。
　　 到了蟠龙镇法云寺大庙院会场，看见场内已经坐满了八路军，老百姓正从四面八方络绎不绝地赶来。他们几个忙寻找小牛，好不容易才在戏台东南角找到，赶忙挨着坐了下来。只见戏台顶上用松柏枝搭着，上面横幅上写着：抗大学员座谈会。戏台中央挂着毛主席像，两侧的对联上写着：发扬红军大学光荣传统，学习敌后军民战争精神。会场周围墙上则贴了花花绿绿的标语。正看时，抗大副校长罗瑞卿已经站到台上了。他说：“学员同志们，欢迎朱总司令给我们做形势报告！”顿时，台下掌声响成了一片。掌声中，一个年过半百的军人健步走到台上。他身形魁梧，面目慈祥，穿着洗得发白的灰粗布军装，扎着宽皮带，打着裹腿，和普通的八路军战士没有两样。小牛激动地抓着李爱民胳膊低声说：“是朱总司令，是朱总司令，和书里的一样样的。”李爱民心里登时一热，一下子就想起昨天才学会的歌曲，心也扑通扑通激烈地跳起来。会场里人们更是热血沸腾，眼睛紧紧盯着戏台。朱总司令开始作报告，李爱民仰着小脸，认真地听着。小牛问他听懂没有。他说：“懂了，就是团结起来打鬼子。”他还听到朱总司令提到儿童团，这让他又开心又自豪，抗日热情也越发高涨了。
　　 回来的路上，小牛又给李爱民他们讲了朱总司令在王家峪关心儿童团的事情。他们几个备受鼓舞，回到村子里见人就说见到总司令的事。李爱民的爹娘也高兴地说：“俺孩有福气，能见到总司令，这可是稀罕事。”他听了爹娘的话，兴奋地暗下决心：要好好当儿童团员，长大了也像八路军叔叔一样，保卫家园。
　　 到了夏天，日军在段村扎下了据点，四处扫荡。暴行激起了人们的反抗。白家庄和全县各地一样，民兵组织不断壮大起来。李爱民看到民兵叔叔们扛着长枪，觉得好威风呀！他去找区武委会梁主任要枪，可区委的枪也不多，哪里够给他们呢？梁主任告诉李爱民说：“机灵鬼，弄不到洋的，还不能做土的？”这一句话点醒了李爱民。他回去立刻找了一个“七九”子弹壳，又找了枣树枝条、铁丝、火柴、顶针，琢磨一阵儿，还真就做出来一支枪。向堂他们看到也都争着要枪。李爱民说：“有了这一支就不愁十支八支。”几天后，大家都有了新枪，他们把枪上包了红布套，带上了彩色穗儿，神采奕奕的样子连八路军叔叔都夸奖了。
　　 有一天，他们在树林里玩“捉汉奸”游戏，装扮汉奸的向堂在树林里钻着钻着就不见了，李爱民和伙伴们急忙分头去找。忽然，一只山鹰从树丛里扑棱棱飞出来，紧接着又听到了脚步声。李爱民急忙趴下，想给向堂个“冷不防”。可等了好久，向堂也没有出来。李爱民觉得奇怪，就喊：汉奸别动，我看见你了。话音刚落，草丛里竟出来一个头发蓬乱的少年。李爱民问他是谁，哪里人。那人胡乱答应几句，神色慌慌张张的，趁不注意就想逃跑。李爱民“啪”地响了一枪并吹响了口哨，其他孩子听到都围了过来。他们一起把这个可疑少年抓回了村公所交割后就又去巡逻了。到了傍晚，一个补锅匠鬼鬼祟祟地摸进村子假装寻找自己的徒弟。李爱民他们一看来人的样子就觉得不是好人。查路条，没有；问情况，支支吾吾。那人看到儿童团员问得紧还想逃跑。想跑？哪有那么容易！几个人团团围住了补锅匠，十几只手枪、红缨枪、大砍刀一起对准了这人，又把他押到了村公所。经审问，这家伙和前边逮住的少年是父子俩。他们被日军收买当了暗探，搜身，竟然搜到了毒药。当夜，民兵们就把他们扭送到了区上。第二天，区公所来信表扬了白家庄儿童团，李爱民也获得了“模范儿童团员”的称号。从此，白家庄的儿童团更加活跃了。
　　 转眼到了1942年春。一天，八路军部队要送一份十万火急的信到东沟。营部经过再三研究，决定叫李爱民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去送。李爱民从钟营长手里接过了信，飞一样地跑了。他回家把信装在袜子里，带上了割草的镰刀和草绳，拉上自己的小毛驴大模大样地朝东沟方向去了。出了村，越过山沟，爬上了坡，很快进了敌人的封锁区。他不敢再走大路，悄悄地绕进了杂草丛生的小道上。忽然，他看到前面不远的土坡上有个穿着黄衣裳端着刺刀的人影，心里一惊，忙蹲下来。再看，那个家伙也在探头探脑地窥探着。敌人发现了他，想躲开已经来不及。怎么办？他灵机一动，抓起一把驴粪就抹在了身上，把毛驴赶进草从里，弯腰装着割草。霎时，那个哨兵已冲到了他身旁。一手用力抓住他的衣领吼道：举起手来！李爱民一寻思，举起了手。这时又赶过来一个日本军官，用生硬的话说：“大大的八路探子，抓起来的……”李爱民装作害怕的样子哆嗦着说：“不，不，不，我是放驴的，我是放驴的。”说着顺手指指他的小毛驴。敌人一边捂住鼻子，一边上上下下翻他的破烂衣服，还把枪里子弹上了膛。李爱民心想：万一搜到脚上，就是死也要把情报抢过来吞了。正在紧张之际，鬼子的集合哨声响了。鬼子看到李爱民低眉顺眼的，踢了一脚跑走了。李爱民忍着剧痛，赶紧爬起来，顺着小路溜了过去。
　　 信送到了。
　　 第二天深夜，鬼子在这里的临时据点被我八路军和联防队民兵给收拾了。这次有惊无险，李爱民可高兴了。
　　 1943年，日寇占领了蟠龙镇。隔几天，在白家庄修了炮楼。村里的老百姓吓得都躲到了东沟一带的山沟里。
　　 到了9月，庄稼成熟了。为了困死敌人，老百姓常常在民兵游击队的掩护下，深夜回村里抢收粮食。5日黄昏，李爱民听到人们要回村里夺粮，也要跟着去。武装主任让他留在窑洞边放哨，他不听，一心想着要去。那夜，天阴沉沉的。人们摸到离白家庄炮楼不远的地里，使出浑身的力气，嚓、嚓，嚓，一股劲儿抢割。风吹来，谷子玉米也发出嚓、嚓、嚓的声音。“快点割完，天明前怎也得割完了这块地。”武装主任一边割一边催促大家。大家忙加快了速度。
　　 天渐渐亮起了，人们赶紧收拾好割起来的谷穗，背的背，挑的挑，紧张而有序地往回走。“主任，我给大家探探路，有敌情了，我就咳嗽三声。”李爱民说完，跑到了队伍最前面。
　　 他瞪大了两眼，观察着周围的动静。眼看着就要走出敌占区了，突然，前面出现了几个模糊的身影。不好，怕是敌人。他刚要扭头往后面传话，只听“哗啦”一阵枪栓响，敌人看到了他厉声喝问道：干什么的？站住！口令！他立刻“吭、吭、吭”咳嗽了三声。走在后面的人们听见，立马四下里散开，钻进庄稼地里转移了。不幸的是，李爱民落到敌人手里。
　　 敌人问他是哪个村的，来干什么？李爱民从容地回答：“白家庄的，来抗粮食。”敌人又问，“村里谁是共产党员？人们都跑哪里了？”李爱民沉着冷静地大声回答道：“不知道！”敌人看着什么也问不出来，就拿枪吓唬他，李爱民也毫无惧色。硬的不行就来软的，敌人给他糖吃，央求他说，“好孩子，说了给你糖吃。”说着就把糖放到李爱民手里。“不稀罕！”他边说边把糖向那两个讯问他的敌人扔去。硬也不行，软也不行。鬼子急得暴跳如雷，一边嚷嚷着“大大地打”，一边用钉满铁掌的皮鞋向李爱民狠狠地踢去。
　　 “土八路在哪里？”“不说打死你！”敌人边打边气急败坏地问。
　　 “呸！今天就是打死你祖宗也不说！”李爱民正气凛然地回答道。
　　 在敌人的吼叫声和踢打声里，李爱民渐渐支不住了。他愤怒地看着敌人说：“告诉你们，杀了我一个，还有千千万万个中国人……”
　　 他倒下了，再也没有醒来！这一年，他刚刚十二岁。
　　 李爱民牺牲后，晋冀鲁豫边区政府追认他为“太行山上的儿童英雄”，他的事迹也编进了高小课本。
　　 他的故事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敢于担当，勇于献身，用幼小的生命诠释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精神。“视死忽如归”的英雄气概更捍卫着这一片红色沃土。他就像一束澄明之光，照亮了后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