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看题目就知道是部队上的事儿，要不怎么提到司令员了呢。你猜对了，这里说的正是部队上的事儿，而且都是我亲身经历或者发生在我身边的事儿。说来那都是50年前的一些事情了。然而，一切令人感动的事情，无论时间多么久远，总是让人难以忘怀的。
　　 我是1969年1月份入伍来到黄海北部外长山群岛海洋岛上的。当年4月份，我便被调到政治部宣传科报道组当战士报道员。10月份，便随部队到辽宁省岫岩县去支农。我们守备区支农部队负责向荣、前营、雅河、新甸等四个公社，具体任务只有两项，一是帮助农村搞斗批改，二是帮助农民发展农业生产。我的具体任务是负责报道部队中干部战士在支农过程中的一些好做法好经验，以及军民团结方面的好人好事。眼看到1970年春节了，我了解到到驻岫岩县前营公社前营大队赵东小队支农干部战士，主动到一户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牺牲在战场上的革命烈士家庭进行慰问，给他送去一些慰问金，还帮助他家挑水扫院，自从进驻村子三个月来，没有间断过。于是，我就写了一篇题为《支农不忘做好事，热心帮助军烈属》的不到1000字的小稿，准备发给《丹东日报》。这时候，我们海洋守备区刘兆司令员率领由守备区司政后勤机关的同志组成的春节慰问组，带着大米、白面、豆油和猪肉等慰问品慰问支农部队来了。那天设在向荣公社的支农大队部，刚吃过晚饭，刘兆司令员问我：“小修，你都写什么报道稿件了？”我不好意思地说：“报告司令员，我这几个月一共写了七篇稿件，被报纸登了3篇。”刘司令员微笑着说：“上稿率不低呦，快达到百分之五十了呢。”我还是不好意思地说：“都是些萝卜条豆腐块。”刘司令员这时候拍拍我的肩膀，爱抚地说：“这就很不错了。我连萝卜条豆腐块也见不了报呢。”接着，他又鼓励我说：“别着急，你才入伍一年时间，照这样努力下去，很快就可以写出更多更好的文章来。”司令员的鼓励让我心里暖呼呼的。接着司令员又问我最近写什么稿子了，我就把准备要发的那篇稿子告诉了他。他高兴地说：“好啊！拿来，我看看，我帮你修改一下。”听司令员说要看看，还要帮我修改，我既高兴又胆怯，高兴的是，没想到司令员这样关心自己，又这么随和平易。胆怯的是，自己写报道的水平的确不高，又怕在首长面前丢人。但我还是胆胆怵怵地拿了出来。这时，司令员边说边半躺在了支农大队部火炕的一个备用行李包上，说：“小修，你也躺在我旁边，咱们两个一起研究修改，好不好？”我连忙说：“好！好！”
　　 后来我得知，刘司令员1926年出生，是1943年入伍的抗战老革命。还听说他战争年代作战非常勇敢，而且多次负伤。那一天他们从海岛乘船到大连，又从大连乘车赶到岫岩县山区向荣公社支农大队部，行程千里，舟车劳顿，他一定是很累了。我没有躺下，而是坐在他的身旁，看他一页一页地细细地审读我的那篇稿件。那认真程度，不亚于审视作战方案。好一会儿，他扭过头来对我说：“这篇稿件内容很好，写得也挺流畅，你的文字功夫挺好。只是题目是否应该改成《继承先烈遗志，发扬优良传统》，会更好些。你那个题目也不错，也别不要，用来做个副标题。”我听了刘司令员的修改意见，觉得非常好。我原来的题目有点就事论事了，这样一改，文章的高度一下子就提了上去。心中暗暗佩服，还是老首长思考问题的境界高呀！那篇稿子发出去后，很快被《丹东日报》刊发了。
　　 三个月后，我们支农部队奉命从岫岩县撤回海岛部队营区。不久，我母亲带着我小弟来部队看望我。那天我母亲要回去，我早晨5点多钟就赶到部队招待所，准备送母亲去码头乘船。招待所离码头有大约三公里的路程，那时海岛也没有公共汽车，没有特殊情况，部队也不派车，上船的人们都是靠步行赶往码头。当我们走到招待所大门口时，正巧碰上早晨起来散步的刘兆司令员，当他得知我送母亲赶往码头乘船的情况后，立刻对身边的警卫员小李说：“你去机关小车班叫司机开过一台小车来，把小修的母亲送到码头去。快去！”然后，刘司令员又和蔼地对我母亲说：“不着急，稍等一会儿车就来了。”见此情景，我是又感动又不好意思，连声说：“谢谢司令员！谢谢司令员！还是不用吧，我们一会儿就走到了，时间完全来得及。”我母亲也连声说：“谢谢首长！就不用麻烦了，我们慢慢走就可以，一会儿就到了。”这时，刘兆司令员直指已经跑远的警卫员小李说：“他已经去叫了，就稍等一会吧。”等车的功夫，刘司令员向我母亲询问了我农村生产和乡亲们的生活情况，当他得知我们家乡群众的生活都衣食无忧后，很是高兴。接着，他对我母亲说：“你儿子小修在部队挺优秀的，你就放心吧。他在政治部宣传科报道组，是给报纸电台写通讯报道的，是个小秀才呢。得感谢你这个做母亲的，给我们培养了一个好苗子。”我母亲听了刘兆司令员的话，很是高兴，感激地说：“他还太年轻，一个农村的孩子，也不懂得什么，都是你们部队首长领导教育的好呀！在解放军这个大学校里，我哪能不放心呢，我一百个放心啊！”不一会儿，小李就把吉普车带来了，刘兆司令员催促说：“快上车吧，别耽误了赶船。”刘兆司令员给我母亲派车送站这件事儿，我母亲直到70多岁去世之前还常常跟人念叨：“部队真好，首长和战士们那么亲近，就像亲人一样。”
　　 以上是我亲身经历的，还有几件事是发生在我身边战友身上的，也是令人非常感动的。一件事是刘兆司令员给我的同乡战友陈廷俊买收音机的事儿。我和陈廷俊的家同住在松嫩平原的一个村上，同在一个学校念小学，后来我上了初中，他只念了三年级就回家种地了。那年冬天，我们一起参军来到部队，新兵训练结束后，我被分到机关做报道员，他被分到驻在山沟连队里。一天，陈廷俊跟连队干部来机关拉训练器材，我们见面后只简短地谈了十几分钟话，临走我问他有什么事需要我办，他说没有别的事，因为他不会写信，叫我给他哥写封信，告诉家里不要惦记。我高兴地答应了照办了。之后一连几个月没见到他，挺想他的，后来知道他随连队转到另一个海岛施工去了。又一年的时间过去了，一个星期天，我正在机关院里打蓝球，一只大手在我肩上拍了一下，“成国你好！”我一听声音便知是廷俊，可当我回头一看，竟不敢认了，他穿了一套已经洗得发白的军装，瘦得颧骨老高，背也有些驼了，更使我奇怪的是双耳插着当时很少见的耳塞子，两根绿色电源线连在手中拿着的一台32开书大小的羚羊牌收音机上。仔细端量一下他的面容，像一下子老了十几岁，只是精神还那么旺盛，说话声音还是那么高。我问他话，他只是嘿嘿笑着，一句也不回答。我拉着他的手进到屋里，经过一段十分艰难的对话后，我才知道，他的双耳听力严重下降，原来是在一次施工中，他本来已经下班了，可为了下一班安全作业，他主动留下排险，被一块塌方的石头打在了头部，损伤了听神经。那个带耳机的羚羊牌收音机，是守备区司令员刘兆到连队检查工作时，听了连里汇报陈廷俊的情况后，司令员自己拿钱给他买的，从那天起他才被迫离开工地回到医院治病来了。这次见面我见他听力不济，心情很是沉重，就没有多讲话，他的话却多起来了。他说收音机如何好，能听到国内外大事，还能收到东北“二人转”节目，还说连队对他如何好，刘兆司令员对他如何好，话语中充满着对组织对首长给予他的关心照顾的无限感激之情，没有一句哀怨和忧伤的话。
　　 这年年底，他双耳聋得更厉害了，又赶上一年一度的老兵复员工作开始了，他连残废等级也未评就复员回到家乡去了。四年后的一个秋天，我回家探亲，专门到他家去看望他。这时他的病情已经加重了，两耳听力已基本丧失，骨瘦如柴，腰也驼了，他24岁，就基本不能参加劳动了。与他相依为命的父亲已去世，他孤身一人独居，靠生产队救济和哥嫂照顾维持生活。他坐在炕上，那条已经发灰的白床单和洗得发白的黄军被，还忠心地陪伴着他。刘兆司令员给买的那台羚羊牌收音机端端正正地摆在他身边的窗台上，虽然他已基本听不见它的声音了，但他仍爱不释手，每天都无数遍地拿在手中摆弄着。因为他经常的夸耀，全村人都知道他的那台收音机是部队的一个叫刘兆的司令员给买的。他见我回家探亲来看望他，非常激动，两眼涌出了热泪，紧紧地握着我的手不撒开。一个劲儿地问：“成国你好吧？咱们的战友都好吧？咱们的部队好吧？刘兆司令员好吧？”因为他听不太清楚，我只能喊着跟他讲话，当他听到大家都很好时，脸上露出了十分欣慰的笑容。又过几年，我再次回乡探亲，想再去看看陈廷俊，家里人说他因病情恶化，已逝去一年多了。
　　 还有一件事情也得说一下，就是刘兆司令员关心四川籍战士马成松的事儿。马成松是从四川省西充县农村入伍到海岛部队的，我们都在政治部宣传科报道组做战士报道员。马成松是很有才华的，他在当战士报道员时写的稿件就被新华社、《辽宁日报》《人民海军报》《人民空军报》和沈阳军区《前进报》等报刊刊用。可提干前检查身体时，因为突发疾病而无法下达提干命令。这对一个农村入伍的青年是一个很沉重的打击。刘兆司令员知道此事后，到医院去看望了他，给他讲自己在抗美援朝战场上，负伤仍然坚持战斗的经历，鼓励马成松与疾病作斗争。待半年后马成松身体完全康复，已经时过境迁，马成松觉得提干无望，准备复员回家乡了。可是，当刘兆司令员得知他已经完全康复了时，便同意并建议守备区党委继续将其提拔为政治部宣传科见习新闻干事。马成松后来说起刘兆司令员对他一个普通士兵这样无微不至的关爱，每每都眼眶湿润情不自禁。这件事不仅令农村出身的马成松无比感激刻骨铭心终生难忘，也在海洋守备区部队中传为佳话。
　　 一位司令员，无论从职权范围还是实际工作接触上，跟一个普通战士都有着不小的距离，也可以说完全不怎么搭界，可偏偏这个司令员就把自己慈祥的目光关照到一个个极其普通的士兵身上来了，而且还不是一扫而过，而是一种强力的聚焦。虽然一个司令员做起这些事情来，似乎并不怎么困难，简直就是举手之劳，甚至连手都不用举，说一句话就办了。然而，事情却绝对没有那么简单，这需要有诚笃慈爱与人为善的深厚道德基础，需要有真诚广博成人之美的宽阔胸怀，正所谓粒粒丝丝显人性，细枝末节见真情。况且，这些事情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常常是事关重大甚至是生命攸关。
　　 让人崇敬且永难忘怀的刘兆司令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