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我记小本，你在大本上记。完了，你再帮我盖章。”万成叔说着，递给我一个大本子。
　　 万成叔跟我说这话的时候，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某一年的某一天。那时，他是生产队里的记工员。
　　 记工员，就是生产队专门管记工分的人。凡是在生产队劳动过的人，都会记得一句那时的流行语：“分，分，分，社员的命根。”这命根在谁手里攥着呢？在记工员手里。在我们生产队里，就攥在万成叔手里。
　　 不管是哪个社员，你每一天劳动所得的工分，都得由万成叔在专门的本子上记录着。一本是集体的，是所有劳力出工记录的总帐本。万成叔递给我的大本子，就是总帐本。另外一本，是薄薄的小册子，每一个社员人手一册。万成叔手里，就有一摞小册子，按照和大本子上的人名一样的顺序排列着。总帐本和小册子上的数字，两相照应，必须绝对一致。有一段时间，也曾经时兴过发工分票，发工分票的权利，也在万成叔手里。每晌一发。因为工分票有限，像银行里的人民币一样，需要来回流转。大概十天半月就要集中收回。收回后，要先把那一阶段每个社员的工分合计数分别记录在两个本子上，再重新发到社员手里。
　　 那时流行的口号叫“人多力量大”，生产队劳动都是人海战术，几十口甚至上百口劳力都在一块田里干一样活儿。这样干活，无形中，给记工员万成叔加重了负担。所有社员，每一晌出工，都得由万成叔计分。一本总账，几十上百本的个人小册子，都得写上时间、工分数，在每一行的后面盖上刻着他名字的小扁章，费力又劳神。
　　 那时候，我是我们生产队里唯一上着高中的年轻人，假期里，经常在生产队劳动。又加上我爱看书，不管什么书，只要是能拿到手里的，就如饥似渴地读。很多时候，下地劳动，还带着一本书。万成叔就曾经说：“你爱读书，字也写得好，将来，总会有出息的。”有时万成叔忙不过来，就爱找我帮忙——帮忙记录和盖章。
　　 万成叔一边在小册子上飞快地记录着，一边嘴里念叨着社员的名字，说着该记几分，我就在总帐薄上同一个社员栏目里写上同样的数字。我们俩，配合默契，很快就齐活。完活后，万成叔总忘不了笑着夸我一句，“你真行！”
　　 至今，我还记得万成叔那时候的模样。椭圆脸，中间门牙稍微前翘，眼泡鼓鼓的，两腮也圆圆的，偏分头，一米六七的个子。模样很一般，是那种一走进人群就“泯然众矣”的极其普通的人。但他脸上每天都刮得干干净净的，身上的衣服，虽是很普通的粗布衣服，却穿得板板正正，干干净净。他的锄头和铁锨等劳动工具，也整天打磨得铮明瓦亮。关键是，他的上衣兜里，每天都插着一只钢笔，因为是记工员，手里还提着一个小布兜，兜里装着记工的账本。所以，他看上去特别像个文化人，在大多泥猴一般邋里邋遢的社员群里，就显得与众不同。
　　 他还真是个有文化的人。上世纪五十年代，他考上了一所水利中专。本来，一毕业就能分配工作，成为国家干部，拿工资，吃商品粮。没想到，快毕业的时候，学校被砍掉了，所有的学生都回原籍，原先什么身份还是什么身份。他就又回原籍当了农民。我记得他跟我说过，后来他的大多同学，又被分配了工作，他却没有。一直到上世纪改革开放以后，落实政策，他才到我们县水利部门参加了工作。也不知，是正式工作，还是临时工或者合同工？反正，工作没多少年，又下岗了。
　　 年代久远，我也记不得，他的坎坷遭遇，是否受了他爹的牵连？
　　 他的爹，民国时期，当过国军的连排长之类的小官。民国崩盘，进了监狱，罚了劳改，一坐十几年。
　　 万成叔姓缪，在我们生产队里是大家族。缪家人，大明时期，出过一个朝中的侍郎官，所以，民国时期，缪侍郎的后代们大多生活比较富裕，住在东泰和堂和西泰和堂两处大院子里。民国崩盘以后，也许受了他爹的牵连，他家只住在一间低矮的破瓦房里。一直到后来万成叔要结婚，才靠着原来那间破瓦房，加盖了一间新房。
　　 他爹罚劳改回来之后，很长时间，都住在生产队里的头牯屋里——也不知是因为家里没地方住，还是万成叔和他娘不能接受他罚劳改回来的爹。当时，因为家里没地方住，我也经常住在头牯屋里，经常听他爹啦奇闻轶事。我曾经在别的散文里写过，他爹是讲故事的高手，讲起来，谈笑风生，引人入胜。我所写的小说《转转壶》，就是从他爹那里听来的。
　　 那个时候，盛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逻辑。一个人，有个民国时期当过国军军官的爹，绝对会受到牵连，个人的前途，几乎要被彻底断送。万成叔从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年轻人，直到中年头发都秃了顶，在生产队劳动二十多年，学非所用，人生最好的阶段都浪费过去了。到现在，我都没弄清楚，他心里是不是一直憋着很大的委屈？是不是怨恨他的爹？他是个口风比较紧的人，他不说，我也不好意思问。
　　 有一点，非常清楚。在我的印象中，只要万成叔和他爹在同一场合里，他爹就冷着脸，缄口不言；万成叔也似乎从来没有正眼瞧过他爹一眼，我也没有听万成叔喊过他一声“爹”。看起来，他们父子之间，有很深的隔膜，也各有各的隐痛。
　　 那时候，一个人，能考上中专，也得万里挑一。有中专学问的万成叔，在我们生产队，也是一个宝。所以，即使万成叔有那样一个爹，也不妨碍他成为我们生产队里记工员的不二人选。
　　 从我上小学参加生产队劳动，一直到我高中毕业以后分田到户，万成叔都稳坐在记工员的位置上，无人替代。他的无人替代，不仅仅因为中专文化底子，还有他善良厚道公平的秉性。
　　 那时派性闹得厉害，我们生产队里分成两大派，一派是缪家人，一派是杂姓人家。闹得最凶的时候，两派人之间，互相指责、谩骂、争辩、讽刺、吵闹，甚至打群架，像仇雠相对的两群狼，简直水火不容。作为缪家人一员的万成叔，却似乎很有定力，像个逍遥派，几乎没有参加过派性争斗，最不济，站在一边，冷眼瞧着，从不发言，更不出手。
　　 派性闹得再凶，一到快下晌的时候，他照样履行自己的职责，给每一个社员记工分或者发工分票，该记多少记多少，该发多少发多少，从来都严格遵守生产队制订的标准，绝不厚此薄彼。
　　 每到月底，他都将所有社员的出工情况和工分数写在大红纸上，张榜公布。一到收获季节，该给社员按劳分配了，得由他首先把所有社员的出工和工分总数张榜公布。得到所有社员的认可，无异议了，生产队才能根据每个社员的工分总数制订出粮食分配方案。万成叔坚持公开公平的做法，让大多数社员放心，也赢得了大家的信任。
　　 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有那么一两次，也曾经有好事儿的人，问万成叔：“你是不是给你们缪家人缪XX多记了？”万成叔面不改色，语气平和地说，“你去查去啊！”
　　 查来查去，再没有了下文。查来查去，万成叔的人品更没有人怀疑了。他的记工员，也就多少年不变，一直当下去，一直当到八十年代初分田到户。
　　 因为有文化基础，万成叔当记工员当得非常称职。还因为有水利专业知识做底子，万成叔的另外一项本事，在生产队里也得以崭露头角。
　　 那时候，每逢耕种季节，生产队都要把几十亩或者上百亩的大块田分割成面积大致相当的一些小畦块，这样的分割法，大概是从古代的“井田制”延续下来的，也确实有利于农田耕种和管理，特别是有利于灌溉。分畦块，就要打田埂，田埂打得越直越有利于耕作。这就需要一个人先标识出一条直线来，然后，其他人循着那条直线翻土打埂。
　　 这个任务，很多时候，都落在了学习水利专业出身的万成叔身上。他先用双脚，在田地的一头，一步步丈量出一块田畦的宽度，在某一定点插上木棍或者干脆就竖一把铁锨，做目标标识。然后，从另一头开始，从同样宽度的定点起步，开始划线。比较软的沙土地，就用一只脚在沙土地上出溜（方言，贴着地面不抬脚，滑行着往前走）着走，出溜出一条直线。比较硬的黏土地，就用铁锨或者锄头出溜出一道线。他出溜出的线，绝对不偏不斜不拐弯，一条笔直的线，连接着两端的定点。
　　 出溜着一只脚划线的时候，他身子挺得笔直，眼睛紧盯着远处的目标，全神贯注，一步一步往前进。看着笔直的线条，我佩服得不得了，就照着他的样子，跟他学划线。他也很愿意教我，告诉我：“眼睛紧盯着目标，脑力集中，意念指挥着脚下，朝着目标，一直向前出溜，没大错。”我照着他说的做，很快，也能出溜出笔直的线条了，心里就很有成就感。
　　 他是个很认真的人，有时候，有的社员打的田埂歪七扭八，他实在看不下去，拿着铁锨或者锄头，就去纠弯。
　　 那时，生产队社员经常挖沟渠，特别是农闲时侯，县里搞大型水利工程，挖灌溉渠或者挖河，都是搞大兵团作战。每到那样的工程时，万成叔都充当了技术员的角色。
　　 从最初放线，到最后整修河渠边角，都由万成叔操作或者指挥其他人干。万成叔整修出的边角，笔直，齐崭崭，表面光洁平整。他拿着一把铁锨，一寸寸地整修出边棱，一锨锨地拍击出平整的表面，一丝不苟，聚精会神，非常投入。每逢看到他极有专业水平的操作，我都打心眼里佩服。总想到一句话：是金子，总要发光。还体会到，一个人，不管干什么，都得精益求精，干出个样来。
　　 生产队分田到户之后，万成叔去水利部门工作；我也考上了大学，然后，到学校当了老师，我和万成叔之间，少了交集。但是，毕竟是很近的邻居，总还是要经常碰面的，碰了面，总少不了啦啦闲呱儿。
　　 记得最清晰的一次，是他得了半身不遂之后，躺在一张躺椅上，我走进他身旁，与他交谈。他看见我，吃力地抬起头来，时断时续，口齿不清地说：“还记得……当年我夸你……爱读书……字写得好不？”
　　 我急忙点头，连说：“记得，记得！”
　　 他又对我竖起大拇指，“你考上了大学……当了老师……又当了学校……领导，你厉害！”他说话的时候，一双浑浊的眼里，闪耀着灼灼的光芒。
　　 再后来，我从原胡同搬走了。几乎再没有跟万成叔见过面。也不知什么时候，万成叔辞别了人世。
　　 万成叔有四个儿子。他的四个儿子都继承了他的聪明睿智和善良淳厚。大儿子，学医术，自己开了一家医药门诊，很受病人欢迎。老二，开了饭店，生意红火。老三，开了小超市，童叟无欺。老四，考上大学，当了老师，非常敬业，又当上了学校领导。四个儿子的人生路，比万成叔要顺畅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