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小孩的魂灵很弱，容易丢魂儿。我的魂儿很可能在童年背井离乡时就丢了，丢在了老家，那片一马平川的豫北平原上。
　　 实际上我随母亲逃难落脚的地方，离老家也就二百里地。但在我幼时的眼睛里，老家真的像天边一样遥远。
　　 相距越远也就越是想念，那里有我的爷爷奶奶，叔叔姑姑，还有水坑里随手能捞起的鱼虾，树杈上伸手可以抓到的爬叉（幼蝉）。最主要的，我盼望见到奶奶，那个我自小到大看到的永远满脸皱纹满眼泪花的奶奶。
　　 即使到了今天，我能回想到的有关奶奶的所有细节，只有她瘦小弯曲的身影，烟熏火燎的灶屋，挂在头顶的小篮儿。
　　 奶奶一生的辛劳都给了那个小院，她的影子永远和那个灶屋连在一起。
　　 那灶屋用泥土和着麦秸砌了两面低矮的土墙，另两面倚着住房的山墙和院墙，上头用树枝、高粱秆搭成一个坡面的屋顶，高度只有住房的一半。看上去，奶奶的灶房和其他人家的灶房一样，有意低人一等，表明自己只是一个附属物。屋内最大的设施就是那座泥土做的灶台，上面坐着一口超大的铁锅。这口铁锅不容小觑，它是全家老小的能量之源。熬粥，炖菜，蒸窝头，烧开水，一口锅担负了所有与吃喝相关的责任。一天到晚，奶奶似乎永远坐在灶台边，一只手往灶台里添柴，一只手拉动风箱，呼搭呼搭，让灶屋充满柴烟和蒸汽。
　　 当然，我从不记得灶房里有过饭菜的香味，弥漫在记忆里的永远只有柴灰掺和泔水的气味，潮腥而又粘稠。即使如此，却也丝毫不影响叔叔们对这间灶房的渴望，他们从田里归来，往往顾不上洗手换衣，就直奔灶台，看看那口大锅里已经做熟了什么样的美味。
　　 我所向往的则是高高挂起的那个小篮子，那里面总有奶奶藏起的非同寻常的食物。每次回老家，都是一次难忘的远行。母亲总要给奶奶买上几根油条或是一盒饼干，由我直接交到奶奶手里。奶奶每每显得很慌张，手臂微微抖动，把东西悉数放在小篮里，踩着凳子高高挂起。而后每一天，奶奶都会拿出一点给我，并看着我吃下。我坚信，那些吃食奶奶尝都没有尝过一次。
　　 在这个家庭里，奶奶就是一个做饭缝衣服的角色，她从来不参与家务以外的任何话题。灶房里的烟熏火烤，使得她干瘦的脸上挤满了密集的褶皱，深陷的眼睛里似乎总是噙着被烟火呛出的泪水。我从别人那里听到，奶奶不仅操劳，还要受气，有时竟然遭受爷爷的打骂。爷爷喜欢打牌，输了就会回家撒气，而奶奶就是最合适的出气筒。别人还说，这很正常，谁家女人没挨过男人打骂呢？
　　 生性怯懦的奶奶最后居然是被吓死的。邻居惊慌失措地跑进小院，对正拿着一把破铁勺的奶奶说，老三和邻居打架，被人用铁锨劈中了头脸，正血淋淋地躺在大街上，还不知是死是活。奶奶闻听此言，立即瘫软在地，再也不曾站起。
　　 奶奶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走了，没有留给子孙一天病榻伺候的机会，断然结束了沉默、劳累、屈辱的一生。
　　 二十多年后，我随团去云南，在九曲回肠的金沙江畔结识了一个名叫沙红花的彝族妹子。有些离谱的是，她的故事让我再次联想起了逝去的奶奶。沙红花用穿透云层的嗓音为我唱歌，又以低哑的语调给我摊开了她和妈妈以及更多彝族妇女卑微低贱的现世生活。她高原红的脸蛋和泪光闪烁的眼睛，深深印在了我的记忆中。远行回来之后，我写了《彝家阿妹的大山》，把刊有这篇文章的报纸寄给了她。她用电话告诉我，她和妈妈读了十几遍，哭了十几回。她说，她的心念虽已有所改变，但无法改变大山一般的现实。她不能只管自己出逃，把妈妈、妹妹丢给那片难以突围的大山。她可能还得嫁给那个表哥，因为她的命运已经粘在一张大网上动弹不得。
　　 奶奶和彝家小妹，一个油烟熏黑的老者，一个活色生香的少女，两个民族，二十多年的岁月，两千里的距离，本不该在她们之间让我产生时空交错的联想。但她们都是女人，先后出现在这片逆来顺受土地上的女人，因此纵然山水相隔，时代迥异，我依然看到一条绳索横跨红尘，把她以及她的妈妈和我的奶奶联系在了一起。
　　 给这个世界垫底的是穷人，给穷人垫底的是穷人家的女人。她们一茬茬地活着，从生到老，经历着从美丽到衰败，从梦想发芽到希望破灭的轮回。我们这片土地上的女人大都如此，当一切少女时期的念想化为烟熏火燎的叹息，她们首先放弃的是自己，是自己的初心，自己的青春，自己的一生一世，把最后的心愿和全部的希望寄托给后人。她们只剩下指望养育出顶天立地、改变命运的儿女，回过来照亮自己暗淡的一生。她们就这样一代代地生着、养着、盼着，她们等到了什么？
　　
　　 于2008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