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说两年前昆山发生的那件糗事。
　　 五千年文明是喝出来的。自然，炎黄子孙就是在五千年酒精的陪伴、浸泡下生存、发展、壮大着。被酒精浸泡了五千年的炎黄子孙，这样的民族，哪个的血液里没有流淌过酒精，自然而然骨子里也就有了也就凝聚了“酒性”，更准确的说是具有了血性。由此造就了一个伟大、绵长的民族，和他独一无二的文化。
　　 这种浸入骨髓里的血性，有它的两面性。
　　 往好的一面说，高大上到民族气节，武将不怕死，为国捐躯不缩头；文官不贪财，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不惧坐牢。
　　 另一方面，则是冲动，借酒撒疯，使酒闹事，欺凌百姓。古人文雅些，将这种行为称为使酒闹事，今人则直白些，叫做借酒撒疯、醉酒滋事。最具代表性的一件事，莫过于发生在昆山的某海龙被杀之事，这是2018年最轰动，也最搞笑的一件事。一个人被杀，竟然给予社会大众那么多的欢乐，真值得这个社会认真反思一下，问题到底出在哪了。
　　 《水浒传》十二回杨志卖刀的故事，让人拍手称快，对杨志寄予极大的同情。在众邻舍的见证下，开封府尹只以互殴的罪名轻判杨志二十脊杖，发配北京大名府了事。大家别忘了，刀是杨志的，又一直攥在他的手里。
　　 我记得北宋的孙光宪《北梦琐言》记载这样一件事，有个姓朱的人经常使酒闹事，也就是借着酒劲儿撒泼。一次在陇州防御史巩咸的酒席上，巩咸借着酒劲儿拔出身边的宝剑，面对客人笑道：“这是我新铸的一口宝剑，有哪位不怕死的，上来试一试？”旁的客人一笑了之，姓朱的晃着身子走了过去，笑道：“我就不怕死，我愿一试！”说着将脖子伸了过去，巩咸也不客气，口里说着“你可是自愿的。”宝剑一挥，朱某便人头落地，死于非命。
　　 孙光宪写到此，叹息：“惜哉，死非其所！”我读过这则纪事后，非但没对朱某的死产生同情，而且觉得很搞笑。这位秀才才学如何，不得而知。但是平日里使酒闹事，狂的没边是可能的，估计以其这样的习性，其学问也好不到哪儿去。这时他就忘了“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这一至理名言。
　　 最近发生的昆山花皮囊被杀新闻，虽然与杨志卖刀杀牛二的故事有异曲同工之妙，却又比《水浒传》小说中的情节更精彩，更让人津津乐道，更发人深思。由于他的一身海鲜纹身，有人称他为龙哥，不过看这身手，真不好意思与哥挂上钩，有辱那些当哥的高大形象。一副臭皮囊的小混混而已，某姑且称他为花皮囊。
　　 社会在发展，北宋的朱某、牛二搞笑程度可远远不及花皮囊了。同样是被杀，花皮囊可是持刀在手去砍杀别人的。
　　 正常情况下，车子撞了人，又逼的对方连连后退不敢计较，正好登车绝尘而去，丢下被害者自生自灭，后续事留给警察去处理。
　　 偏偏花皮囊见怂人压不住火，一副得理不饶人的泼皮架势，明明已处于上风状态，还要跑回去到宝马身上取来杀人利器。后来花皮囊以身试刀，证明这的确是一把真正能杀人的刀，不是放在车里用来吓唬人的。
　　 据说这位花皮囊是喝了酒的，而且是酒驾。花皮囊有酒气壮胆，凭借着满身花绣、宝马良驹、人多势众，颇有不将对方置于死地不罢手的架势，最终上演了贻笑天下的一个“自戕式的被杀”。在他那简单的大脑里可能认为，绣上一身的纹身，我就是爷了；手握一把利刃，我就是侠了；同样是被杀，也比牛二更二了。
　　 同样提醒大家，刀可是花皮囊自己的，而且他真的想要杀人。不像牛二，死缠活缠的求着杨志去杀。也不像朱某，逞一时之勇。
　　 社会对这样一件新闻最先的发声是什么呢？
　　 事情还没查，先蹦出专家发声，第一时间就要给骑车男定罪，定什么罪名恰当。而对于花皮囊及其同伙应承担什么罪责连提都没人提。凭什么你们就敢第一时间给人入罪，显摆你们法典读的多？就数你能？这个社会的各行各业的专家太多了，如过江之鲫，滥到满世界讲课，硬从老百姓兜里掏血汗钱、保命钱。有此一问。
　　 事情发生后，对于保护现场、保护证据也没人提起。首先是作案的宝马是否及时的彻查和封存，要弄清楚里面还有没有更大的刀具甚至是威力更大的枪枝，这可是将来为骑车男辩护的关键。我想骑车男即使在当时那样危急的情况下也想到了这一点，这才提刀紧追不舍。可是我们的专家们对此发声了吗？没听到。有此二问。
　　 再有别忘了，2018年可是打黑除恶年吔！已有网友发声，花皮囊是收取保护费的，车上随时带着凶器，有这样的线索还不该顺藤摸瓜挖出这一为害地方的小团伙？有此三问。
　　 有此三问，这才是正理！
　　 对花皮囊的死，应浮一大白，说句“妙哉，死得其所！”做一件好事并不难，这个标准对花皮囊却很难，但他终归以自己的奇葩死法，为这个社会做了一件力所能及的好事。也让世人记住了这个名字——某海龙，一个比牛二还二的混混。
　　 让人欣慰的是，几天后昆山警方、检察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复，
　　 真该为他们点赞点赞再点赞！不知那些第一时间发声的专家们作何
　　 感想？
　　 这样的酗酒闹事比比皆是，小区里、大街上、火车上、飞机上……如今让人司空见惯，这能算酒文化吗？
　　 算了，到此为止。下面还是拣些轻松点的话题吧。
　　 前面说了几篇文人与酒的故事，澄清了一些酒文化中似是而非的东西，下面再谈些酒文化的种种趣事，议论也少些，离现实也远点儿，这样最好，写起来也轻松了。
　　 “放胆文章拼命酒”，一个文人的气节、风骨、胆识都体现在这句诗里，不媚上不唯上，无媚骨，才能写出好文章。
　　 文人偏爱酒，这在前文已经写过，这里再说几句。
　　 由于古时成书极难，许多文人、藏书家们得到书珍惜异常，甚至到了吝啬的程度，往往束之高阁，秘不示人。以注《左传》而闻名的西晋学者杜预，就曾告诫儿孙“书勿借人”，唐朝的杜暹更说：“鬻及借人为不孝。”
　　 古人为了借到书，只得通酒礼之好，即借书必须送礼，而礼品主要是酒。至少是在宋代，形成借书必先“以酒醴通殷勤，借时还时皆用之”的习俗。送酒，当然是为了喝，可见文人爱书，更爱酒，酒和书的关系该是多么的密切！
　　 古时有一种大型的盛酒器叫“瓻（chi）”，《广韵》注：“瓻，酒器。大者一石，小者五斗，古之借书、盛酒瓶。”酒器与借书之意同一，更可说明书酒难分了。
　　 最初，“借书一瓻，还书一瓻”，借书、还书各送一瓻酒，不送酒不能借书，不送酒也不能还书，否则下回就不借给了。后来发展为“借一瓻，与二瓻、索三瓻、还四瓻”，借时送一瓻，还书时送二瓻，等到主人索要时就要送三瓻了，而待到主人费力追回时则须送四瓻酒了。
　　 文人之间不单借书、还书要用酒，互相之间还要赌读书、赌酒量，以博闻强记和海量自豪，并受到别人的尊重。
　　 古人读了那么多的书，那是要记到脑子里，溶化到血液中，要随时拿出来用的。说一件事讲一篇文章，不单是背诵出来就行了，那要把出处、背景、版本以及相关的其他东西一一讲说清楚。那可不像现在，趁人不注意上厕所去百度一下，回到饭桌上再人五人六的侃天说地。这种人放到古代，让他找一篇文章的出处，给他半年时间也不够。因为那时的书太珍贵了，太难找了。
　　 北宋有个名流叫张伯玉，字公达，福建建瓯人，在福州为官时，造福桑梓，人们尊称他“端公”。他有两个外号，一叫“张百杯”、一叫“张百篇”，是说他一次饮酒可饮百杯，须臾可作诗百篇，故朝野闻名，名重当时。他是宋仁宗天圣二年进士，博学多识，曾为唐宋八大家的曾巩改文章。
　　 当时有一士人自负博闻强记，诵目成章，加之酒量豪阔，堪遇敌手，闻张伯玉之名颇不服气，便修书一封托朝廷中有名望的人从中引荐。
　　 张伯玉接信后大喜，遂邀士人来家，说：“委屈尊驾专程看我，非常欢迎。我虽然已经老了，然而很长时间以来仍未遇到对手。你既博闻多才，且又酒量大，真堪敌手，我实在高兴。”于是让家人摆酒席，两人开怀痛饮。
　　 你一杯，我一杯，当对饮到三十多杯时，士人仍然谈吐机智、雄辩，议论风生；张伯玉则一如从前，好象没事一样。又喝了十几杯，士人自觉不支，辞以酒醉不能再喝。张伯玉微微一笑说：“君果然海量，然而酒量就到此了么？且看老夫为你再喝几杯。”于是又独自饮了数十杯酒，士人色变，吃惊不已。
　　 张伯玉手指室中的四柜图书说：“我已老迈，今不如夕，所学已忘记许多，现在所能记住的只有这四柜书了。请你随便取一卷来，待我为你背诵之。”士人从柜中挑出一卷书来，乃是艰涩难懂的《仪礼》一书。张伯玉对士人说：“你打开书听我背诵。”士人按照张伯玉的话打开书，但听得张伯玉背书琅琅，诵之如流水，一字不差。
　　 士人叹服，拜倒于地，由衷地赞叹：“端公真奇人也！学生夜郎自大，先生是皓月当空，学生只是井底之蛙。”
　　 张伯玉这位老夫子的脑子像不像台计算机？好歹也是台486吧。其实真正的大学问家都有这样的风采，陈寅恪、顾颉刚、王国维等等国学大师，个个都是满腹经纶，都有过目不忘的本领。
　　 老朽观他们是要昂起头去看的，高山仰止、望尘莫及。老朽而今天开七秩，年青时也曾下过很大功夫背诵唐诗宋词，如今已忘却十之八九，但信口背上几百首诗词歌赋还是可以的。
　　 古诗说：“放胆文章拼命酒”，表现了一个人博大的胸怀、深邃的学识和诗酒的豪纵，观之张伯玉其人，足可当之。
　　 我们讲酒文化，是说附着在酒这种奇妙物质上的文化积淀。实在讲，酒是文化的载体，是人类精神的寄托，酒以其特有的醇、浓、香馥，承载着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印下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开拓进取的脚印。这一负担是沉重的，而由于这沉重感又反过来益发加重了酒的浓洌和辛辣。
　　 中国的文化仰仗着酒，中国的文人更仰仗着酒，中国的文化是通过大量的文学作品来体现其博大精深的。文人以酒助兴，助豪情，解忧愁，抒胸臆，来抒发丰富的感情世界。
　　 故此宋代诗人刘克庄有词道：“酒酣耳热说文章”。没有酒，封建桎棝下的文人们焉敢放肆；没有酒，焉能狂放；没有酒，孔孟之道下的文人们、道学家们，又何能写出狂放恣睢、豪放不羁的放胆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