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咱兄弟约定，一定回家过年。
　　 除夕之夜，我们一群大孩子携妻带子的来到双亲居住的老屋，与二老共度佳节。我们又像回到了从前，有说有笑，有唱有跳。
　　 吃完年饭，时间不早了，忙碌一天的兄弟子嫂各自回家休息了。父母双亲执意要我们就住老屋。我们陪着二老交谈了许多，多半是有关我们的工作和家庭。
　　 屋外寒风呼啸，室内也感觉脚趾冷得生疼。临睡，我特意为他们准备了两个暖壶暖暖被窝。老屋有两间，中间有一道互通的小门。我们和二老只隔一墙，听着他们已入睡，我才放心躺下......
　　 不知何时，“哐啷”一声将我和妻子一同惊醒。我们直奔两位老人的房间，开了灯，发现母亲仰面直挺挺地躺在离床约两米的地上，脸铁青得吓人，旁边一个红色的热水壶已经破碎了，泥地上还散着热气。
　　 那一幕着实让我大惊失色：“妈，妈！妈！”没有回答！父亲还在酣睡，我拼命摇醒了他，他也手足无措。我一看手表，此时正好是大年初一凌晨一点。
　　 时间就是生命。妻子和父亲照顾母亲，我径直奔向大哥住处，并及时把本村医生叫了去。
　　 谢天谢地！母亲终于醒来了。医生说没什么大碍，只是体力不支而引起的，适当补充些营养，注意休息就没事了。
　　 当我问起母亲为什么半夜起来时，她说想找点水喝，岂料……
　　 我不禁埋怨：“你为什么不叫我们帮你？”母亲说：“我叫你爸好几声，他竟然像死猪一样睡的烂熟，我想，反正也没什么事就自己起来了。”
　　 “妈，你以后可不能这样了，看您躺在地上，我自己都要晕过去了。”
　　 本想，利用假期好好地孝敬一下两位老人，就当这十几年不孝之子的一点儿补偿，可就因为一壶水……
　　 母亲出生于富贵家庭，60年代，因为追求“爱情”，辞了文工团工作，硬生生跟那个后来成为我父亲的男人来到穷山僻壤的宁化县禾口乡（现改为石壁镇），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农民。母亲能说会唱，人缘也好，当过妇女代表。然而，当时现实的生活与她的预期存在很大的差距：艰苦的生活条件、繁重的家庭负担、丈夫的平庸与惰性，使她几乎失去了生活的信心。可以说母亲期待的浪漫爱情和美好生活可谓昙花一现，勉强维系婚姻、家庭，让她难以割舍的，可能就是我们这些被她称作“讨债鬼”的5个孩子。她含辛茹苦、严厉乃至尖刻地把我们养育成人，真是不简单。我理解她，理解她作为母亲、妻子、媳妇、女儿所做的一切。
　　 成家之后，在妻子与母亲之间，我力求当好“磨心”。我记住了姑姑曾经对我们兄弟几个说的话“男人一定要在老婆和母亲间当好磨心。只讲他们的好话，哪怕她们的坏话，你也要把它扶正了再说。婆媳关系处得好不好，就看你们这些男人们啦！”可是这对于我们男人来说并非易事。但我努力做到了，母亲与妻子的婆媳关系很融洽。
　　 但儿媳毕竟是儿媳。母亲离世前卧病不起。我们兄弟姐妹轮流照顾了一段时间，但各自都有自家的事。因为母亲晚年大多时间都跟我们过。妻子虽嘴上不说，但我从她脸上就知道她心里有些不痛快。为此我尽量抽时间照顾她，多陪陪她老人家。记得那段时间，我发现母亲大小便很不方便，我硬是用锯片与菜刀，花了三四个小时，把一张实木的靠背椅子在中间挖开一个直径十几厘米的洞，让她能够坐在椅子上大小便。看见我手上磨起的一个个血泡，母亲把我拉到床前，用她那布满青筋、干瘦的手摸着我的手心疼地说“孩子，真是难为你啦！”“没事，这不是我应该做的吗？只要您好好的，做什么事我们都愿意！”
　　 我想：后来做的一切，算是儿子对那一次疏忽导致的一幕所做的一点心里补偿吧！
　　 那一幕，我后怕至今，愧疚至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