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庄村大河滩的那两口泉，曾经是整个村子人畜共饮的仅有水源，它的“生命”起始于何时我不得而知，但她“归去”于何时，我却能追究出个大概。
　　 如果说南庄的几百亩旱梯田是养育这一村百姓的母亲，那么我想，大河滩的那两口泉，一定是这位母亲胸口上曾经丰满的乳房，用她四季涌动的、如乳汁般的泉水，养活了这一村的历代百姓和牛羊骡马，见证过这个村子的贫瘠和百姓的清苦，也目睹了红砖青瓦的四合院代替一座座灰头土脸的老土房和窑洞的变革。在这座村子日益富裕起来后，这两口昔日里人人“眷恋”的甘泉，却悄然而逝了，每每思及，我总禁不住伤感。
　　 称呼其“大河”的河，其实并非河，叫河滩可能更恰当一些。这个方圆不到一千平米，倾斜着，长满青草的河滩也正是这两口泉年复一年、被四季流淌的泉水冲刷、抚育而来的。两口甘泉位于河沟的最上方，水满则自溢，顺着自然形成的缓坡漫延往下流，滋润了原本只是盐碱覆盖的河滩，使它长出一“层”均匀而绵软的、只有七八厘米长的草甸，假若你用微观的视角，匍匐着看去，这一片草甸，在春夏乃至初秋时节，都翠绿欲滴，似有无限延展的趋势，那景致像极了呼伦贝尔蓝天白云下的一方草原，“草原”上有云一般洁白的羊群，有迎风嘶鸣的骡马，还有仰天平躺着的“牧民”将一声声哥哥想妹妹的信天游吼得酣畅淋漓。
　　 泉水继续往下流，流进了河沟最低处的小溪里，与上游流下来的溪水交汇，再一路往东，历经“十八弯”沟沟坎坎，一路跌跌撞撞、最终流进了葫芦河。我想南庄村民们口中所谓的大河，也是因着这条蚯蚓一般的小溪才得名的。不过，在我看来，终年涓涓而流、不曾间断的溪水，无外乎都来自于那些甘泉。因此所谓大河者，与泉脱不开干系，所以有了泉，才有了河，河滩，以及源源不断地流进葫芦河的那条小溪。
　　 大河滩的泉，与南庄里的每一道沟沟坎坎，以及村道上的每一棵老榆树一样，都是我一直以来对家乡的定义中，不可或缺的“关键词”，也是我每每想念南庄村时，第一个想到的对象。如今想来，这些从来不会讲话的东西留在游子内心里关于家乡概念的深度，远远超过了曾经一同光着脚丫子玩耍的那些玩伴留给我的记忆。所以我是不是可以认为，所谓故土的恒久记忆，其实就是对故土上的一草一木，一泉一溪的记忆，而并非故土之上的人。诚然，故乡的人，至亲，其情至浓，但时光如刀，人如草芥，秋末的寒霜必然将那些至亲至情一一带回黄土里，尔后亲没了，家就没了，还好故乡会一直存在，因为黄土地以及黄土地之上的草木，可以守住那一方土地的大概样貌。当久别重归时，顺着那条黄土坎儿，依旧能摸到几十年前的村子，寻着了那口甘泉，依然能尝到最真实的、关于南庄村的味道。
　　 不过实话讲，我曾经非常痛恨这两口甘泉。
　　 在我上高中之前，全村几乎没有一口水井，所以全村人畜的饮用水，都靠这两口甘泉供给。清早，每家每户的壮劳力起床后的第一件事不是刷牙洗脸，也不是喝茶吃早饭，而是揉着双眼，顶着麻麻亮的天，甚至趁着月光，挑着两只大水桶赶着抢着、去大河里挑水。泉只有两口，但“等水下锅”的却是全村的人畜家禽。此时，那两口甘泉的供给力自然显得有些局促了，特别是遇到旱季水位下降的时候，家里能一直保持有两缸满满的泉水，比的是勤快，是谁起得早，谁跑得快。起晚了，泉水浑了不说，即使跪在泉边上，也未必能打满一桶水。
　　 初三毕业的暑假第一天清早，我被父亲早早喊了起来，父亲告诉我：“这个暑假，家里的水，由你负责，不论早晚，水缸不能见底，且每天清早必须保证挑满两缸水后，再干别的。”接了父亲分配的“工作”，我便开始了整整一个暑假的挑水。
　　 厨房里紧挨着灶台并排放着两口水缸，一大一小，大的能装三担水，小的可装一担半，如果前一日幸运、缸里能剩下水，那我每日清早至少需要挑三担，也就是跑三趟大河，从那两口甘泉中挑回六桶水，然后才能交差，才能洗脸吃馍馍。起先我对这项任务并不以为然，心想，不就是三担水嘛，我都这么大小伙子了，有何惧焉？然而我这种心理，从第一天的第一担水挑进厨房，就被彻底瓦解了。
　　 第一天的三担水挑完，我丢下扁担蹲在厨房的水缸前上气不接下气地喘气，蹲在灶前烧水的母亲见状，近前来撩起了我的领口，随之发出了一连串心疼的念叨“哎哟，看把我狗娃压成啥了，这肩膀都肿了……”随之将嘴凑近，接二连三地朝我的肩膀吹气，可能母亲觉得，她呵出的气，可以缓解我肩膀的红肿吧。但母亲并未就此让我放弃父亲交给我的任务，该安慰的话一句不少，该心疼的一点没缺，但只要缸里水过半了，母亲依旧会准时喊我挑水，不论是睡眼迷离的清早，还是牛羊进栏的黄昏。母亲总会瞅着我红红的肩膀，说一句“忍忍吧狗娃，啥事儿最开始都这样……”长大后我常常回想，母亲在我以及哥哥姐姐们的教育和家庭事务分担的事情上，永远是和父亲站在一起的，也许这也是父母亲一辈子不曾有拌嘴红脸的原因吧。
　　 那个暑假，我从最开始需要一个小时才能喘着粗气挑满两缸水，且每一趟都需要半路休息好几次，到最后只需要半个小时，且不要中途休息，也不觉得多么累就能胜利完成任务。我稚嫩的两个肩膀，从最开始被扁担压得一道道红肿，到后来蜕皮，起茧子，直到感觉不到疼痛。每天挑完水一身大汗，酣畅淋漓，完了再吃早饭，即使只是一疙瘩干巴的馒头，也觉得奇香无比。这段挑水的经历，给我扎扎实实地上了一课。
　　 父亲也心疼我肩膀上又红又肿的惨样，但他总是笑笑，摸摸，然后意味深长地说一句一成不变的话“瓜娃娃，干啥都不容易，好好念书，以后进城吃自来水就不用这么苦了，不考上大学的话，这样的苦，一大把等着呢……”后来我琢磨，我长这么大，父亲从来没以棍棒的方式教我做人，但却从父亲交到我手里的扁担和铁锹中，学会了太多关于生活，关于做人的道理。
　　 我恨过大河滩的那两口泉，其原因也始于那段挑水的经历。那时候我对城里同学羡慕至极，羡慕于他们的暑假不需要大清早起床去挑水，也不需要“背着”三伏天的太阳割麦耕地。他们甚至可以在我跟着父母整日汗流浃背地干农活的时间去补课，去提前学下学期的东西。但这种心理从我走上社会，准确讲是从离开南庄村那时起，便彻底改变了。大河滩的泉，变成了我的一种思念，它和村口的那些老榆树，门前的那几株百合，以及屋前屋后忙活的老父母一样，成了我关于家，关于南庄村的亲情素材，假如“家”是一幅画，那么大河滩的那两口曾经让我痛恨过的甘泉似乎成了这幅画里的两只眼睛，时时盯着一个人，一座村的春秋晨昏。于是，每次久别重回南庄村后，趁着清早的雾气还没散开前奔跑着去大河滩看看那两口泉，成了我多年以来的一种习惯，就像是去和一位老友重逢，纵然相对无言，却也是一种回归。我想，这种人与物的特殊感情，也算是一种老旧情感的寄托或依附，因此我一度非常享受这种能使我得以踏实的感觉。
　　 前年春节我回到家的第二天清早，便早早起床，裹着棉袄，如往常一样顺着水泥铺就的小路，朝着大河滩的泉走去。一路上大河滩的样子，两口甘泉的情形早已在我的脑海里以固定的画面充溢，我急不可待地直奔记忆中的甘泉而去。但当我走进记忆中的那个该是甘泉的地方时，出现在我眼前的却是两滩早已冻结得皱巴巴的、干巴巴的淤泥，除此之外，别无一物。我想，该是我找错了地方吧。焦急中遂在周边探寻周转几圈，没错，确实没错，尚未融化的冻雪和干枯的杂草一如往年，唯独泉，没了……
　　 我立在老泉曾经涌动过的地方，呆呆地看着眼前的大河滩，听着两耳边擦过的冷风，竟然有股莫名的伤感席卷心头，那种感觉像是站在故人的坟前，那风声似乎是一位身着藏红色袍子的喇嘛，在不停地念着一卷艰涩的经文。
　　 带着被冻麻木的双脚和深深的失望，我摇摇晃晃地走回了家。母亲见我进门，拉着我的手埋怨我这么冷的大清早跑哪里去了。我问母亲：“大河滩的泉哪儿去了？”母亲听后，喃喃地说道：“泉水很甜，但需要定期清理淤泥，如今家家都有自来水，家家也都有自家的水井了，再也不需要去泉里挑水，也自然没人去清理了。其实早就被淤泥堵得剩下一点点泉眼了，不巧今年雨多，剩下的一点泉眼也就被山上下来的水带着黄泥，彻底淹没了……”
　　 母亲的言语中带着和我如出一辙的惋惜、不舍、和无可奈何。是的，也许这就好似年轮一样，注定要被新的一层黄土，抑或岁月覆盖，如此想来，养我长大的那两口甘泉，实际上像极了两位老者，他们也经历过风华正茂，只是岁月不饶人，该老的，该轮回的自然法则，他们一样要遵守吧。只是我自此又少了一份得以安慰的去处，失落自然无法避免。
　　 大河滩的泉，究竟经历了多少年风雪春秋，我无法得知。我只知道，喝着它们的水长大的孩子们，如今遍布了全国的角角落落，如果将这两口甘泉比作树根，那我想如今蔓延在世界各地的南庄孩子，恰似从它身上长出去的枝蔓，而我，正是这其中一根，平日里站在东海之滨，看着西北方向的云彩，等着某一日的海市蜃楼上演两口甘泉的涌动，我想这盛景一定能出现，只是在这景致出现之前，我依旧会在每年踏进南庄村的时候，去踩踩曾经甘泉涌动过的地方，我可以对此行为理解为一种祭拜，如此方能踏实，心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