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过醉酒耍酒疯的，也见过酒后吐真言的，但有谁见过因醉酒拉胡琴，边拉边唱一宿不睡的？没有吧？可我见过。我不但见过，而且与他生活了将近15年时间，他，就是我的岳父大人，因为姓佟，兄弟排行第五，人称“酒鬼佟老五”。
　　 醉酒拉胡琴，是我岳父喝酒时最喜欢做的事。只要在家喝酒，他都会将一把胡琴放在椅子边上，等喝得迷迷糊糊脸通红时，将酒杯一放，摇头晃脑地扯起了胡琴。然而，他拉胡琴的水平实在不敢恭维，那“吱吱呀呀”的声音，比拉锯声好听不了多少。最令人难受的是，他还边拉边唱，那破嗓门，将扬剧淮剧甚至国粹京剧，唱得歪歪斜斜根本不着调，凡是从窗边走过的邻居，都会捂起耳朵皱起眉。但他脸皮比牛皮还厚，兴致勃勃，自我陶醉，一点也不在乎别人的感受。
　　 岳父一生嗜酒如命。可以这么说，你让他一天不吃饭行，如果你让他一顿不喝酒，那简直是要了他的老命。一天24小时，只要眼睛睁开，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处找酒喝。酒，简直成了他亲兄弟，不管是黄的白的还是红的，上至茅台下至二锅头，不分贵贱，统统笑纳。过了酒瘾，他才能做其他事情，否则就像霜打的茄子，整天无精打采。烹饪用的料酒，也称烧酒，不适合饮用，且满瓶的料酒，烧菜至少得用上个一月半月的，而我岳母家的料酒，不超过3天就会见底。倒不是岳母用的多，而是岳父常常趁人不备给偷喝了，气得岳母只能在碗橱上加把锁，碗橱里的料酒才安然无恙。
　　 岳父家在棚户区内，1500多户居民，家家都是危棚简屋，住房条件很差。因此，很多人家只要不刮风下雨，都会在狭窄的弄堂里搁张小桌子，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喝酒吃饭。这种现象成了棚户区很独特的风景，六十多年没变，一直持续到2013年10月，房屋拆迁为止。正是因为这样的景观，给岳父有了可蹭之机。每次出门，只要闻到酒香，或者看见有人在喝酒，他就会涎着老脸上去套近乎，而不管他是否认识。不得不说，我也真佩服岳父有这种本事，靠拉拉扯扯，嘻嘻哈哈地一番寒暄后，人家居然真请他入座并给他倒酒，且这种办法百试百灵，基本没有被人打回票的。所以，“酒鬼佟老五”的称呼，就是这么得来的。岳母为此常常斥责他“厚颜无耻”，他却剔着牙嬉皮笑脸地说：“脸皮老老，肚皮饱饱。”
　　 由于嗜酒，岳母一般不让岳父独自出远门，非得出远门不可，也得由岳母陪着。说是陪着，其实就是监管，怕他脚底开溜去喝酒。但即便这样，岳父还是无孔不入，只要有一丝可趁之机，他就会偷偷去过把酒瘾。1990年9月有一回，老夫妻俩带着小外孙到南京走亲戚，下午一点多出南京站，正准备换乘公交车，岳父突然提出要去方便一下。上厕所总得允许吧？于是，岳母抱着外孙看着行李，在火车站外等候。可是等了好长时间也不见岳父回来，这可急坏了岳母，她抱着孩子看着行李左右为难，额头上的急汗不断往下滴。最后，不得不求助车站广场上的工作人员，让他们给看管孩子和行李，自己则在广场周围四处寻找起来。凭着以往的经验，岳母没费多时，果然在一家小酒馆里，将正喝得迷迷糊糊的岳父逮了个正着。
　　 因为嗜酒，让很多人误以为岳父酒量很大，其实他白酒不过4两，黄酒不过一瓶。就这么点酒量，也能让他飘飘欲仙，醉如烂泥，真令人匪夷所思。
　　 岳父到处蹭酒，也让左邻右舍怀疑岳母是“妻管严”，在家没酒喝，其实这冤枉了岳母。岳母每月月初，头等大事就是先将岳父一个月的烟酒钱准备好，然后按计划分批购进烟酒，贮藏在一个橱柜里，像幼儿喝奶一般每天定量给他。至于他在外到处蹭酒，那毫无办法，脚是他的，岳母总不能弄根绳子，将他整天拴在家里吧？
　　 岳父因嗜酒，给家里添了不少麻烦，比如：醉倒在人家家里，得想办法给他弄回来；借人家的酒钱，得及时还上等等，打招呼、“擦屁股”的事情一大堆。然而，即便这样，我从未听到岳母或妻子骂过岳父，更别说给他上手段断关系。我曾经问过妻子，岳父这么折腾，为啥对他还不离不弃？她叹息了一声说，怎么办呢！“狗不嫌家贫，儿不嫌母丑”，他再没出息也是我亲爹，怎能无情无义呢？再说他也很可怜，如果不是当年那段冤案，他也不会染上酒瘾。
　　 说着说着，妻子给我透露了岳父的那段冤案。原来，岳父染上酒瘾要追溯到1969年。那时候，岳父在上海某电线材料厂上班，平时滴酒不沾。7月的一天，厂革委组织工人在厂区围墙外，张贴文革宣传资料，我岳父也被派在其中。因是在下班后进行，天色已很晚，加上我岳父小学毕业，文化水平不高，因此，在张贴文革宣传资料时出了差错，无意中将领袖的语录和走资派的罪行状，混贴在了一起。任务完成后，他也没细看就回家了，因此闯了大祸。第二天下午，还在上班的岳父，突然被叫到厂保卫科，迅速戴上手铐，押解到了区民兵指挥部。
　　 岳父迟迟未归，急坏了岳母。第二天，岳母与厂保卫科交涉无果后，她连日奔走在北京南京等地，与岳父的哥哥们商量，如何解救岳父。岳父在佟家兄弟中排行最小，虽然没多大出息，但哥哥们最疼他，所以，当听说老五出事后，纷纷赶到上海，给如何解救老五出谋划策。最终，在哥哥们的共同努力下，花钱打通各个关节，法院才减轻了岳父的“反革命罪行”，由原来判处7年徒刑，降至判处他5年劳动教养。
　　 5年劳动教养，是在外地执行。那年，岳父被押送到劳改农场时，正逢冬天挖河，他自然被安排到了那里。挖河要到水里去，可犯人没有任何劳防用品，只能穿单鞋下河挖泥。时间一久，脚自然冻得受不了，为了御寒，岳父只得想方设法搞白酒喝。那个年代，酒属于控购食品，很难搞到。岳父为了搞到酒，不得不冒险用剩余的一点米面，甚至馒头，和场外的村民做交易。就这样，每年冬天都得挖河，每年岳父都得喝白酒，日子一久，他也就离不开酒了。
　　 1974年12月底，岳父总算结束劳改回到了上海，却又迟迟不能回原单位工作。没工作就意味着没收入，吃饭成了问题，所以他只能呆在家里，偶尔出去打个零工。直到1986年冤案被平反才回到原单位工作，但依旧在车间做搬运工，直至退休。
　　 其实，岳父除了嗜酒外，脑子并不糊涂，也挺懂得关心人的。岳母长期患有高血压冠心病，凡是上医院看病配药，家里一些重体力活，都是他包揽。我妻子曾经20多年在纺织厂工作，三班倒，由于路远，没结婚前，凡是遇到上夜班，都是他用小三轮车接送我妻子。有意思的是，遇到接送的日子时，他虽然酒照喝，但酒量减半，并且早早将酒喝好，乖乖呆在家里，什么地方也不去。常有邻居故意拿酒来逗他，他会朝人家吹胡子瞪眼：是喝酒重要？还是我女儿上班重要？你们少来这一套，这我懂！
　　 岳父喜欢拉胡琴，更喜欢做篾匠活，他有一整套的篾匠工具，尤其是那既长又厚的篾刀，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岳父的篾匠活，是他从小在农村老家学来的，后来将它带到了上海。只要有时间，他就会躲进他的“工作室”，摊开工具拿出材料，专心致志地做起他的篾匠活。“佟老五工作室”，其实就是用乱七八糟材料搭建的一间临时棚子，里面堆放着很多竹子、篾条及成品。竹子是他托人从郊区买来的，而成品则是竹篮、竹椅、竹躺椅等。岳父做篾匠活纯属爱好，消磨时间，但日子一久，竟也能为家里挣几个小钱。左邻右坊有喜欢的，他也会很爽快地将一些竹篮竹椅白送给人家。
　　 我对篾匠活没兴趣，很少去岳父的“工作室”。有一回，我去岳母家有事，已经是晚上8点多钟了，我见“工作室”门没关，里面灯还亮着，便凑近探个究竟。只见岳父正全神贯注地剖着篾条。他右手拿着篾刀，左手按着竹片，而牙齿则咬着不断被剖出的篾条，慢慢往前移动。由于篾条非常细薄，像刀片一样，他的嘴角会不断流出鲜红的血水，让人看了心惊肉跳。剖篾条，也许是篾匠活里最细最难的技术活。在岳父的篾刀下，一根竹片能剖出好几层篾条，有绿有黄，有细如发丝；有薄如白纸；这些东西，如果没有过硬的技术和吃苦的精神，是难以做到的。正因如此，岳父的嘴角常年有伤疤，以及他那双手上，除了老茧外，还有纵横密布的伤口，就像千万条沟壑一般，令人唏嘘不已。
　　 岳父无酒不做事，但在篾匠活上，他绝不沾一滴酒。他常说：做篾匠活不能分心，否则，不但容易弄坏材料，而且容易出次品废品，白费劲。然而，有一次例外，他不仅喝了酒，而且故意偷工减料，让成品直接报废。
　　 据我妻子说，岳父一直在车间从事搬运工作，很吃力，岳母一直心疼，想给他换个相对轻松点的工作，却又找不到门路。有一次，岳父单位同事来家串门，给我岳母出了个主意，说车间主任早就喜欢上岳父制作的篾蓆，就是没法说，如果让岳父做两张精致点的篾蓆送给他，换工作的事情准成。岳母听后大喜，于是催促岳父赶快制作。但因岳父一直看不惯那车间主任，竟迟迟未动手。后来在岳母的再三催促下，他才动手做起那篾蓆，但他是边喝酒边干活，吊儿郎当的，两张篾蓆做了将近一个月才完成。当准备给车间主任送去的那一天，岳母才发现篾蓆竟然编织得非常疏松，根本不能当礼物送人，气得当场对他发飙，责问他为啥要做这么愚蠢的事情？他梗着脖子说：我宁愿做一辈子苦工，也绝不拍他这种人马屁！
　　 礼当然没送成，而岳父干搬运工，一直干到退休。
　　 酒喝多了自然要伤身体，更别提嗜酒如命的酒鬼。岳父喝酒大概喝了20多年，终于在他63岁那年，不幸患上了胃癌。胃切除五分之四后，他虽然又顽强活了5年，但最终还是癌症复发，一命呜呼，再也不能拉胡琴了，也不能干他喜欢的篾匠活了。岳父大殓的那天，岳母特地买了副洁白的布手套，戴在了他那惨不忍睹的双手上，并且将那把胡琴放在了他的身边。
　　 岳父活着的时候，总是欠别人的酒钱，弄得岳母很没面子。因此，在他病入膏肓时，岳母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赶紧到岳父那帮酒肉朋友家里，询问人家“老佟是否借过钱？”如果有，就立刻将钱还上。但奇怪的是，岳母一圈问下来，竟没有任何人说岳父借过钱。难道岳父改邪归正“重新做人”了？这岳母无论如何也不相信，因为岳父第一次住院时，做胃切除手术后没几天，他还跟病友借钱到外面过把酒瘾，喝得脸色发青，差点送命。
　　 岳父“断七”的前一天傍晚，家里来了位中年男子，约40多岁，身穿一件不知从哪儿搞来的旧中山装，胡子拉碴的一副邋遢相。这位男子进门就朝岳母比划着手势，嘴还“哇哇”地带着哭腔。岳母认识，他不就是住在幼儿园围墙外、一只废弃的垃圾箱房里的聋哑人小龚吗？他这时候来干什么？她正纳闷时，只见他“扑嗵”一声，跪倒在香烛前，朝着我岳父的遗像连磕了3个响头，然后起身从衣兜里掏出一叠钱放在桌上。岳母和妻子一头雾水，搞不懂这是怎么回事情？于是，连说带手势比划着和他交流起来。“说”了半天才弄明白，原来聋哑人小龚在我岳父去世前，回了一趟安徽寿县老家，昨天才知道岳父去世的事情，他为此赶紧过来给岳父磕几个头。
　　 磕头罢了，给钱是怎么回事？因为早已过了大殓的日子，不合适。难道他曾经借过岳父的钱，还钱来了？但这也不可能呀！岳母知道聋哑人小龚，从安徽寿县老家，来上海已有很多年头，一直靠捡废品谋生，生活非常拮据。虽然他也爱喝酒，岳父有时候也去他那儿蹭酒，但从未听岳父说过借钱给他。再者，岳父的退休金一直由岳母掌控，不可能有余钱借人。所以，岳母连连劝他将钱收回去。可小龚很固执，无论岳母怎么将钱塞在他衣兜里，他都很固执地掏出来重新放在桌上。彼此拉扯了一阵后，没办法，岳母只好作罢。等聋哑人小龚走后，我妻子拿起那叠钱看了看，嚯，都是些5毛1元5元的零票，还散发出一股异味，似乎是刚卖了废品的钱，她又数了数，一共106元。
　　 这事情似乎到此结束，我们也逐渐淡忘。然而，在岳父去世20多年后，也就是今年上海出梅不久，妻子照例在家忙着晒霉，里里外外东西摊了一大堆。在一只老式樟木箱里，她无意之中翻到岳父生前穿的一件皮马甲，内层口袋竟然藏着一本银行活期存折，以及一本半截的簿子。妻子打开一看，银行存折余额处，打印着267.80元的数字，而那半截的簿子上，则用圆珠笔写着：“给哑巴：5块，10块，20块……”的数字，密密麻麻有好几页，且每笔还标注着日期。字虽然写得很蹩脚，但妻子认得出是我岳父所写。她翻着簿子粗略算了一下，从1988年2月到1998年9月，岳父大概给了聋哑人小龚4500多块钱。
　　 拿着簿子和银行卡，妻子傻傻地想了好久，才明白是怎么回事情，她内心翻江倒海，眼泪情不自禁地落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