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二伯最后一次会面是在3年前，那时他已因中风留下后遗症，大脑萎缩，失去了基本的记忆。他对眼前的人和事都比较模糊，很难辨认。他的脑海里只存有过去对他影响深刻的一些人和事，储存着的信息，除他印象深刻的极少数外，其他的信息几乎为零，已经被删除了。我们一起去的几个人，经二伯母的指点，我的自我介绍，他关闭了的记忆之门很快就向我打开，他认出了我，叫出了我的名字。他的一个侄孙，经过提醒，他仔细看了又看，最终也想起来，说道，你是某某，我记得你。其他几个人，虽然我们在旁边反复地进行介绍，希望他能够回想起来，可他只是摇头，说记不得，想不起来了。我们再多问几句，他干脆呆呆地坐着，不停地抽烟，好像不理你似的。看到一个前次见面还精神矍铄，谈笑风生的人，如今变成了这样，一种难以言说的情绪压在我的心头。我的父亲的哥哥，我的二伯，我的亲人，两年不见，你怎么变成了这样？！
　　 我的二伯，姓杨，名春华，中等个子，慈眉善目，一张紫色的方脸，上面透着刚毅之气，让人感到他是一个可亲可敬的人。他有一个哥哥、两个弟弟一个妹妹。他9岁那年父亲（我的爷爷）去世，靠母亲（我的祖母）一手抚养他们兄妹5人。祖母很有本事，勤劳能干，一个人独立撑起一片天。祖母起早贪黑，酿酒养猪养牛，赶街做小生意，用自己孱弱的身躯拼命地劳作，养儿喂女，艰难地维持生活。祖母是云州人（现在的云县），娘家在城郊，从小就受到文化的熏陶，知道读书识字的重要，懂得读书能改变命运，为了让二伯通过读书能够有一个好前程，成为有出息的人，将来光耀祖宗。二伯7岁时，祖母就把他送去读书。为了供二伯读书，祖母省吃俭用，精打细算，一分钱掰做两分用，日子过得紧绷绷地。二伯有志气，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他好学上进，读书用功，成绩优秀。小学毕业升初中，考上了顺宁中学（现凤庆一中）。在二伯读初二那年，祖母丢下一群未成年的孩子，不幸去世。没爹没娘的几个苦命孩子，失去了依靠，没有经济来源，纵然二伯很想继续上学，那也只能是一种肥皂泡一般的幻想。无情的现实击碎了二伯的读书梦，二伯只能万般不舍地离开学校辍学回家，承担起一些当哥哥的责任。为了生计，大伯当挑夫跟人到缅甸等地做小生意，十四五岁的二伯带着两个弟弟，走南闯北打工做活。他们过云州，走缅宁（现临沧临翔区），上昌宁，打零工，当长工，只要有饭吃，烧炭种田挖地，什么活他们都干。兄弟三人到处奔波，过着流浪般的生活。后来大伯客死异乡，留下大伯母和不足两岁的儿子（大哥），三伯也因去找大伯出缅甸，一去不复返，从此杳无音信，不知所终。最后，他们兄弟姊妹5人只剩二伯、我的父亲和姑姑，境况极为凄惨。他们异常艰难的生活，是我无法描述出来的，也就不去过多的赘述了。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祸不单行。1948年春节前，二伯回家过年，刚到家，就被抓壮丁的人知道，他们准备要抓二伯去当兵。二伯听到风声后立即躲藏起来，期望躲过这一灾。可狡猾的抓丁人最后还是抓到了他。把他送到顺宁兵役局交差，完成了他们的任务。二伯被抓后，村里一个有威望的的人，同情二伯的遭遇，帮出主意周旋，让二伯的三叔把家里的最大财产——唯一的一头耕牛买了，请保长去县里打通关节，称他是读书的学生，为他担保。二伯最终总算逃过一劫，被放回家，才没有被送去部队。当几个苦命的人，日子过到一穷二白，一无所有的时候，家乡解放了。一家人总算有了希望，有了盼头。
　　 进入新社会，二伯的命运得到了彻底的改变。1952年，二伯应征入伍，光荣地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了一名解放军战士。解放初期，靠近缅甸的一些边境地方匪患严重，土匪屠杀当地政府干部、征粮工作队员和群众。当时作乱的土匪主要是李弥残部的一些散兵以及当地的一些顽匪，他们占山为王，以琼英（现凤庆郭大寨乡）的文兴周和云州的张国柱等势力最大，这些土匪气焰嚣张，为非作歹，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他们手段残忍，极为猖獗。为剿灭土匪，清除匪患，我中国人民解放军派出部队对土匪进行清剿。二伯所在的部队接受了剿匪任务，他随部队参加了剿匪战斗。他们转战耿马、镇康、顺宁（凤庆）等地。二伯参加过许多次战斗，历经无数次险境，可谓九死一生。匪患平定后，他从部队转业，分配到大理州，因他有文化，在当时是难得的人才，大理州政府派他到省水利水电学校培训，学习结束后，他被分配到大理州云龙县水电局工作。从此，在水电事业这个岗位上，他一直干到1990年退休。在水电局工作的36年中，他走遍了云龙县的山山水水，每个山头每条河边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主持修建了多座水库，他负责建造了多个小水电站。对云龙的水利水电事业的建设和发展，二伯付出了大半生的心血，虽说不上作出巨大的贡献，但他是有功的，这点是应该肯定的。
　　 1989年以前，二伯在我的印象中是模糊的。他在我很小的时候回老家过几次，因我年纪太小，他在我脑海中没有留下清晰的印象（我没有超常的记忆能力）。他回家抱我，领着我去串门做客，这些都是父母给我讲的。关于他的相貌我只是根据父母和他人的描述来进行猜测和想象。他的有关情况也只是从他人口中略知一二。在我读初中之前，二伯写回来的信，父母一般都是去请大舅帮写回信的（大舅在旧社会教过书当时任生产队会计）。我读初中后，二伯写回来的信就由我读给父母听，再按照父亲的口述给他写回信，从此就不必去麻烦别人读信写信了。我会读信写信后，我与二伯的交流也就多起来了。我对他也就有了一些了解。他每次写信回来，除了询问家里的事外，他都要嘱咐我：你一定要好好读书学习。我当时一直在想，二伯思念家乡，对家乡念念不忘，他为什么不回家呢？只是在信中问这个问那样，自己回来一趟，走一走看一看，不是更好吗？这个疑问一直困惑着我。直到1989年春节我去大理州云龙县看二伯，我才算找到了答案。
　　 我早就想去看望二伯了，因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去。1987年二伯出差顺便回了老家一趟，我看到他时，觉得既熟悉又陌生。可以说我真正认识了解他是从他这次回家开始的。他回来的这几天，每天都很忙，不是走村串寨，拜访老友，就是故地重走。他要回云龙时，我向他保证，一定要去云龙他们家。他听我这么说，高兴地说：“你一定要来啊，我们等着你。”这个保证，两年后我才向他兑现。
　　 1989年春节前，我一个人从家出发，前往云龙县。第一天走路翻山越岭过箐到达县城，第二天从凤庆城到保山市。二伯说从保山到云龙每天跑着一趟班车，我到保山车站，买不到保山去云龙的车票，经打听说这趟车子已经停开（可能是暂时停运，我们从云龙回来就是坐这趟班车的）。我只好乘车从保山到下关，然后再从下关到云龙。从家里出发的第四天下午4点多钟才到达云龙县城。云龙县城不大，比我想象的还要小，我只用几分钟就从城头走到了城尾。水电局也不难找，我很快就找到。水电局大门没有保安，我直接走进去，看到一个工作人员，我问杨某某在吗？他指着一个办公室对我说在那里。我走进那间办公室，看到二伯在低头写字，我叫了他一声，他抬起头看到是我，吃惊的脸上现出喜色，说道：“啊文，你来了！”那时通信不方便，我虽然在信中告诉过他要去看他，但只告诉他大概的时间，不像现在这样，科技发达，通讯便捷，时间可以准确到分秒。对于我的突然出现，他是很高兴的，他连忙放下一切事情，向我问长问短，仿佛有说不完的话要跟我讲。他招呼我喝水吃饭，安排我休息后，才继续搞工作。晚上我就跟他住在单位，他问这个打听那样，我把我所知道的都告诉给他。他兴致很浓，越讲越精神，到了凌晨1点，他还无睡意。他给我讲他当兵剿匪的故事，讲怎么去寻找大哥三弟。最后，我因乘车（晕车）劳累，在他的不停地讲述中迷迷糊糊睡着了，也不知道他讲到几点钟才睡觉。
　　 我是第一个从老家去看他的人，他很激动，才有说不完的话要向我倾诉，我在他脑海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后来他得脑梗，记忆受损，对过去的人和事，基本忘记，唯有还记得我，我去看他，他还能说出我的名字。在他去世前几天，他已不能吃东西，喝不下水，只靠葡萄糖水维持着生命。二伯母理解二伯的心思，吩咐孙女开通手机视频，让二伯跟我们见面，在视频中，我喊他，他微微睁开闭着的眼睛，我跟他说我的名字，他的眼神一下子明亮起来，有了活气，他向我眨眼（他已经不能说话）。我知道，那是他听到了我的声音，他看到自己挂念的侄子，见到想见的我，听到了乡音，于是用这种方式告诉我，他知道是我在跟他说话。他嘴里说不出来，但我从他的神情中可以知道，二伯看到我的面容，听到我的声音，内心是激动的，心里是满意的。能最后跟我们见一面，他少了一些遗憾，我能最后见他一面，对他进行简单的问候，我心里也少几分愧疚。看着二伯的憔悴的面容，极度虚弱的模样，我的心极度的悲痛，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我强忍着，不让它流出来。我怕二伯看到了伤心，我不想让他虚弱的生命受到刺激。我说话声沙哑，近乎抽噎，我尽量用平常的语气跟他讲话，让他脆弱的神经感受不到我异样的神情。几分钟的视频相见，既短暂又漫长。本打算过一段时间去看他，在他身边陪陪他。想不到几天后二伯就去世了，这次见面竟成了诀别。早知如此，那要仔细地多看他一下，哪怕是一眼，可这只是一种假设，一切都已过去。现在阴阳两隔，只能祝愿二伯在天堂安好，把在世时的遗憾统统丢掉，在极乐世界里轻松的生活。
　　 二伯性格耿直，做事认真，原则性强。我与他相处的时间不多，但从他一些为人处世、处理事情中，我看出他老实本分，做事讲原则，公私分明。据说他退休前，在云龙县水电局，他长期主管水库建造、电站建设，在抓工程项目中，他秉公办事，从未占过公家的一分钱的便宜。听人说他爱岗敬业，工作努力，对工作一丝不苟，工作中有一股钻劲，一心一意地去完成好任务。这种评价，是对二伯的工作的肯定。他的这种工作态度和方法是值得我们学习的。1989年，我去看他，他家祖孙10人住在诺邓村的黄家祠堂。祠堂是四合院，住着5家人，十分拥挤。他家在祠堂右边盖了一间土木结构的房子，还没有装修。楼下左边简单地栅起来一格，我去后，二伯就陪我住在这里。二伯母告诉我，盖房子负了债，要等账还得差不多了再装修房子。我当时看到这种情景，觉得二伯日子过得不容易，比我想象中还要难啊！他的二女婿对我们说，我岳父虽然没有被评为优秀的共产党员，但他是一个真正的优秀共产党员。这应该是代表多数人的看法，对二伯一生的正确评价吧？！
　　 二伯一生勤勤恳恳的工作，踏踏实实做人，性情耿直，这是了解他的人对他的评价。一个人，能得到这样的认可，我认为足矣。二伯也应该满足了。从我跟二伯的交往中，我知道他是一个重感情，思乡怀旧的人。我小时候，听他在信中多次说，想调回凤庆工作，因种种客观素因，这个愿望终未能实现。他只能把这种念头埋在心底，面对现实，安心工作，直到退休。等到退休，儿女们都已成家立业，他自己也年老体衰，人生几何？他只能根据实际情况，打消年轻时的一些念头，珍惜拥有的一切，随遇而安，安享晚年。听说他在家话不多，与他人在一起，沉默寡语，很少讲话发表自己的意见。可回到凤庆老家，无论与何人接触，他都爱讲话，跟我们在一起，他都有永远说不完的话，他讲过去当兵剿匪，讲家乡过去的人文风情，讲云龙县的发展变化。我爱跟他交谈，听他讲所见所闻，只可惜相距甚远，在一起的机会很少，他的故事，我还有许多没有听过，即使想听，现在永远也听不到了，成了无法弥补的遗憾。
　　 二伯对我挺关心，我读小学初中的时候，他在信中常常嘱咐我要好好学习。我担任民办教师后，写信告诉他我当教师了，他知道后挺高兴，教导我要珍惜这份工作，好好搞好工作，努力学习，不断提高能力，适应教育教学需要，争取转正，端上铁饭碗。后来，我考上了临沧师范学校，他知道后十分高兴，还把自己省吃俭用下来的钱寄来给我(给我寄来了2次，每次15元。那时工资低，我教书的学校分来一个新教师，他的月工资是29.5元，其他的教师也只是30多元），我知道他有6个孩子，一家人的生活要靠他的收入维持，他还经常到外地出差，他家庭困难，他还这样关心我，这确实让我感动不已。我不能面对着他向他致谢，只能写信感谢，并暗下决心，听二伯的话，努力学习，为今后更好地工作打好基础。事实证明，我没有辜负他对我的关心和期望。
　　 二伯兄妹5人，他是寿命最长的，他辞世时92岁。这在我们这个家族中应该是最高寿的了。他能活这么长的岁数，主要是他的身体素质好，身体健康。他的体质好，与热爱劳动，能够坦然面对一切是分不开的。二伯小时候为生计东奔西走，吃尽苦头。他1952年参加解放军，在中缅边境镇康永德等地剿匪，翻山越岭，风餐露宿，舍生忘死，追击残匪，参加过无数次激烈的战斗，历经数不清的危险，到平定叛乱，扫除匪患，取得胜利，光荣转业，入职水电行业，为云龙县的水利电力事业建设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直到退休。他从小吃苦受累，部队的锻炼，工作期间的爬山涉水，在艰苦的环境中战天斗地的磨炼，这些经历造就了他不服输的性格，培养了他顽强的意志，吃耐劳的精神。退休以后，他闲不住，70多岁还上山砍柴放牧，把劳动作为锻炼身体的方式，正因为如此，他身体健壮，80多岁了，他还眼不花，耳不聋，精神饱满，说话声音洪亮，走路一阵风。生命在于运动。二伯这样的身体素质，都得益于他的复杂丰富的人生经历。
　　 二伯虽然离开了我们，带着一些无法言说的遗憾到了极乐世界，但他的一生是幸运的。他早年不幸，可他赶上了好时代，遇到了好机会，他的命运得到改变，他人生价值得到了体现。他子孙满堂，后辈个个优秀，他晚年尽享天伦之乐，生活幸福，过着舒心的日子。这样的人生，他应该满足矣。二伯是他们五兄妹中文化水平最高，走过地方最多，见识最广，活得最精彩的一个，我们为他感到骄傲。他的许多优秀品质值得我们学习，他的精神长存，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