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年轻女护士走进病房，给父亲输液。护士长走在她们身后。护士长，姓刘，四十岁出头，她认识我父亲。父亲在这医院工作时，是院里的一个全科医生 。护士长那时二十多岁，铁路卫校毕业，分到医院当护士。她告诉我，院长有事找你。
　　 来到院长办公室，门掩着，我轻敲了一下。“进来，进来。”院长熟悉的声音。推开门，我走了进去，顺手又把门带上。“来，坐。”院长招呼我。他微胖的脸，头发朝后，整整齐齐梳着。院长快六十岁，他说，明年就能退休了。
　　 父亲与院长同过事，在这家铁路中心医院。我有些忐忑。在办公桌前面的椅子上坐下来。院长抬头，看着我，嘴，紧抿了一下，略有点迟疑的样子，用很低的声音说：
　　 “小黎，很不幸。你父亲的检查结果，出来了，肺上，恶性肿瘤。”院长一定看到了我脸上显出的惊愕。 “你父亲，确诊，肺癌，并且有了肝转移。你们家属，要有心理准备。小黎，你父亲，他也是医生，这怕瞒不了他多久。我认识你父亲，这么多年，唉，没想到，他……在医院里，他是个老好人！”
　　 前几天，院长曾经对我说起过，有几次，下面工程队卫生所需要医护人员，要从院里抽调人。大家都知道铁路沿线建筑工地，条件艰苦。父亲都主动报名去。父亲说，五一年，参加工作，年轻的他就是去铁路沿线的工程队卫生所，一干十多年。六O年，领导安排父亲当所长，他又带着四五个同事在卫生所忙碌，对基层工作情况十分熟悉。
　　 六一年暑假，我初中毕业，和读初一的大兄弟一起去过眉山和成昆铁路修建中的工程段。父亲他们，在一个名叫“思濛老人桥”的地方。卫生所就设在距离铁路线附近农民的院子里。在那里，我和弟弟玩耍了几天。看到父亲和几个同事有时很忙，所以不敢打扰父亲。父亲所在的卫生所除了要为工地上的铁路职工看病治伤外，还要和周围的农民打交道。那时，农村缺医少药，周围居住的农民在小伤小病都会来卫生所，求医求药看个病。可农民有时又付不起钱。由于涉及到经费问题，卫生所到了进退两难的地步，很不好处理。铁路职工公费医疗，而面对时又农民咋办？父亲向领导多次反映，软磨硬泡下，领导终于做出回应:卫生所地处农村，面对农民的实际情况，根据“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对一般的病情伤情，花费不多，按照具体情况，尽量少收或免收，适当地照顾了当地那些农民。
　　 几天后，父亲带上我和弟弟一起乘铁路通勤货车，回了一趟家。在卫生所工作，父亲有时会抽空回趟家，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从三十多岁起，这样跑了十多年，才调回成都的铁路中心医院坐诊为人看病，直到离开医院。
　　 这次父亲住院，恰逢我从攀枝花回家探亲，一个月假期，都在跑医院。坐在病房里，看着父亲日渐消瘦的面容。回想起，自己过去在家里长大的日子里，常听父亲断断续续地讲述他的过去。一幕幕的电影镜头在我脑海闪现。
　　 父亲的父亲——我爷爷，年轻时举家从广州梅县，迁往内地重庆，父亲在重庆出生。他的父亲和母亲，早年都因病先后去世，留下他们唯一的血脉，那就是十五岁的他。他因此离开了学堂，跟着他父亲的一位开诊所的朋友，开始学医。
　　 二十五岁，父亲只身一人来到成都，在距盐市口不远，青年路与荔枝巷交叉口开了一家自己的诊所。在成都，父亲认识了母亲。结婚后，日本鬼子投降那年，有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我。成都解放后，到一九五一年，我已有了两个弟弟。五六年，妹妹出生时，我上小学四年级。懂事起，我就知道父亲在铁路局工作，是职工医院的一名医生。
　　 父亲很早就参加了工作。刚解放不久，为了建设新中国，人民政府恢复修建解放前四川未完工的成渝铁路，成立了西南铁路工程局（后改铁二局），招收急需的医务人员。父亲报了名，经专业考核和短期培训，他成为了新中国铁路职工的一员。那时父亲三十二岁。
　　 二十五岁的母亲，一个人在家照看孩子。父亲，为了养家终日辛劳在铁路建设工地的卫生所。“大哥。”我抬起头，看到妹妹走进病房。妹妹把牛奶和苹果放好，看了看服了安眠药还未醒的父亲，问：“父亲的检查报告，还没有出来？”我含糊地应了一声：“没有。”妹妹在铁路局工作。七十年代初，父亲申请离职，她顶替父亲名额，单位内招去的。大弟远在西安，二弟、妹妺都要上班，回家探亲的我，恰逢父亲住院，每天都在病房陪伴父亲。母亲也来到了病房看望父亲。
　　 大跃进时期，母亲也参加了工作，在铁路子弟小学教音乐。解放前，十几岁学生时代的母亲，在成都西门“南虹艺专学校”读书。她喜欢唱歌，音乐就成了母亲的唯一爱好。见到母亲，父亲脸上露出笑容，他对母亲说：“你要少跑医院，六十岁，年纪也大了。孙女上学放学，回来在家，你还要照顾她，也累。你放心，孩子们都会抽空来看我，这里有老大陪我，你不用担心。”望着父亲消瘦的脸，母亲眼里泛着泪花：“你越来越瘦了……”母亲似乎还想说些什么，只是叹了口气，然后坐在父亲病床边。她打开买的点心，递了一个给父亲：“这种桃酥，软和。”妹妹赶紧过去，用毛巾给父亲擦手。
　　 在医院陪伴住院的父亲，使我有了机会和父亲摆龙门阵拉家常。从父亲口中，听到很多他过去的故事，也勾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父亲和母亲，携手同行、相濡以沫、同甘共苦、风风雨雨地走过了二十多年。为了抚养孩子，年轻的时候，父亲就是单位和家庭两头跑，肩上承受着很大的生活压力。母亲守着家、守着孩子，依靠父亲微薄的工资收入，安排家里的衣食住行，过着紧巴巴的日子。年轻时，喜欢唱歌的母亲，在我记忆中，从未听见她在家里唱过。只见她整天洗衣做饭，不停地日夜操劳。
　　 记得，最困难的六一、六二年，四个孩子都上学，吃和穿，成了摆在家里最大的问题。那年月，穷，给我们儿时的心灵烙下了深深地印记。人们为了生存、柴米油盐，和最基本的生活物品而发愁。常看见父亲坐在木椅上，把香烟一支接着一支的抽，阵阵烟雾弥漫在父亲面前。长期吸烟，致使父亲咳嗽。多年来，香烟与咳嗽一直伴随着父亲。直到这次发现痰中带血，强迫住院时才停止抽烟。父亲是医生，应该知道吸烟对身体的伤害，也许他是用香烟来缓解自己工作和生活中承受的难言压力。
　　 三年困难时期，粮油肉奇缺。城市居民每人每月，凭票计划供应半斤肉半斤油。米不夠吃，为了让正在长身体的儿女们能够吃得饱一点，父亲托人买些米糠麸皮回家，和上少量面粉，或蒸馒头或煎饼。厚（牛）皮菜上市，买回来，加在不多的米里，煮成半菜半饭的混合饭，这样，可以多吃点。记得一次过年，单位上好不容易给职工分了点猪肉，父亲拿回家。看到难得的肉，全家人个个都很高兴。忙碌了一天的父亲，晚上做红萝卜烧肉，准备第二天过年。深夜困极，父亲坐在灶前打了会儿瞌睡，惊醒过来，锅里的肉全烧糊了。那次，我头一回看见父亲流下了眼泪。
　　 生活艰难，父亲仍不忘时时叮嘱我们儿女：书到用时方恨少，要认真读书努力学习；补疤的衣裤也要穿戴整洁；无论学校和家中，要讲规矩，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为此，父亲专门书写了楷书条幅“内修其心，外修其容。”贴在屋内墙上。
　　 我还记得，我念中学时，父亲给我讲过，鸦有反哺之义，羊有跪乳之恩的故事。父亲殷殷的目光中，流露出人逐渐老了，心中对后辈所怀有的期望。少年无知，我对故事未能很好领悟。后来，在外地工作的我，对父亲的身体和生活也关心甚少，今思之，内心深感愧疚！
　　 父亲终因积劳成疾，入院治疗不到三个月，病情急转直下。我返回单位几天，接到爱人发来的电报：父病危。我忙向单位请假，从攀枝花赶回。
　　 那天上午，我和爱人守在父亲身边，护士来给父亲扎针输液。此时，弥留之际，处于昏迷状态的父亲长出了一口气，再也没能睁开他的眼睛。 六十七岁，父亲不幸过早地撒手人寰。“子欲养而亲不待”，每念及此，令人唏嘘不已。父亲灵前，我含泪写下挽联：教诲情深深似海，养育恩重重如山。
　　 父亲走了，至今已有三十六年。去年底，九十五岁的母亲也离开了人世。送母亲与父亲同墓合葬时，我仰望苍穹，天堂里的父亲和母亲，您们相会了吗？今年清明，家人来到凤凰陵园公墓，在父亲和母亲墓前，兄妹四人与儿女、孙辈们一起拜祭。一束束鲜花寄托着我们无尽的哀思。
　　 “春晖寸草谁能报？长祭清明泪湿衫。”岁月流逝，世事沧桑，终于明白，人生短暂，离别终会来临。人的一生，亲人之间最需要的，其实是生活中相互间的陪伴……
　　 中元将至，谨以此文，遥祭天堂的父亲、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