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母亲带着我和弟弟千里迢迢来成都寻父，谁知在十八军驻川办事处一等就是一年多，等来的却是一个噩耗：父亲在西藏昌都遭遇土匪不幸牺牲，年仅27岁。得知消息的那天我正在八一校上着课，班主任吴老师将我叫出教室，告诉我妈妈来了，正在校长室等我。我满心欢喜，谁知一走进校长室，却见妈妈已哭成了泪人儿，女校长和两位军人正在劝着母亲。我正不知是怎么回事，女校长已经将我拉到身边，脸色沉重地说，你爸爸为革命光荣牺牲了，你要做个好孩子啊！我愣了好一会儿，回头看着妈妈一脸的泪水，终于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便哇地一声哭了。班主任吴老师把我揽在怀里，一边给我揩眼泪一边哽咽地说，今后就把老师当成你的亲人吧！
　　 吴老师也是军人，平时非常严厉，我很怕她。记得有一次她上语文课时，我在底下画娃娃，被她发现了，当场挨了骂不说，过后还罚我写了一百个生字。可是在爸爸牺牲以后，她对我的态度变了。有一天晚上熄灯就寝以后，我和几个同学悄悄溜出寝室跑到树丛中“打游击”，玩得正高兴时，吴老师手持电筒将我们全数“俘获”。第二天下午课外活动前，惩罚降临了，吴老师点着昨晚参加“打游击”的同学名字宣布道，这些同学因违反校规不得参加今天的课外活动，罚做清洁卫生，卫生做完后就在教室写生字。意外的是竟没有点我的名字。有一个同学不服，当场“检举”我，吴老师就说，我要找他单独谈话，然后就将我带到她的寝室。我以为要挨一顿好骂，谁知她不仅没骂我，还给我冲了一杯糖开水，抓了糖叫我吃。过了一会儿，她抚摸着我的头温柔地说，爸爸不在了就更要争气，老师相信你会听话的，以后不准调皮了！当时我的鼻子酸酸的，真想扑到她怀里哭一场。
　　 有一个星期天，她带着我们全班同学逛花会。花会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小吃摊，同学们有的买这有的买那，我没有钱只能看着别人吃，作为一个只有十来岁的孩子，那心里的不平衡真是可想而知。正在这时，班主任吴老师走了过来，拿出了五角钱对我说，这是你妈妈上次来时叫我给你保管的零花钱，今天先给你五角，你想吃什么就买点吧！有了钱，眼前立刻阳光灿烂起来。记得那天第一次吃了“三大炮”，玩得很高兴。直到放暑假我回到妈妈那儿，才弄清楚原来妈妈并未叫老师替我保存零花钱，星期天花的零钱都是老师从她每月几元钱的津贴里抠出来的。
　　 那一年秋天，我得了虐疾，住进了校医务所。由于母亲离我很远，校医又少，吴老师就天天守护着我。发起冷来盖几床被子还冷，她就紧紧抱着我，直到那一阵过去了她才将我放开；热起来的时候她又不停地给我擦汗、用冷毛巾给我敷额头。她天天给我擦身、换衣服、端屎端尿，真像我的妈妈，有几次我甚至在迷迷糊糊中喊了她妈妈。过后，母亲来看我，反复对她表示感谢，一定要我认她作干妈。她不安地说，部队不兴这个，他父亲为革命牺牲了，你又离他那么远，他就是我们的孩子！
　　 后来我上了中学，但每逢星期天仍到八一小学去看吴老师。那天，我推开她的门时，却见她正一个人发呆，令我吃惊的是她的衣袖上竟套着黑纱。我喊了一声“吴老师！”她转过脸来，眼睛红红的，里面滚动着泪水。看见是我，又连忙背过身去揩了揩眼睛，才又回过头来对我说，西藏叛乱你知道了吧？我说我知道。沉默了一会后，她递过来一张照片。这是一张合影像，一个是吴老师，另一个是位年轻的上尉军官。我似乎明白了什么，但又不敢往那方面想。这时，老师声音有些发颤地说，叔叔也像你爸爸一样，在这次西藏平叛中献出了生命！我本想说点什么安慰她一下，却忍不住失声哭了，她反而安慰起我来。
　　 我最后一次见到吴老师，是1959年的一个星期天。那天，我到八一校去看她，见她在收拾行李，就有些惊奇地问，老师，你要出差？吴老师默默地看了我一会，强笑着说，老师要去西藏工作了，安顿好了以后会给你来信的！当我第二个星期天再去看她时，她的房间已住进了别的老师。吴老师就这样离开了我，而那一走就再也没有了音讯……
　　 （编者注：百度检索为原创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