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很久以前，太行山里有过一个壮汉，个子不高，勤劳能干，他的热心和善良，赢得左邻右舍的称赞。
　　  一个闹洪水的夏天，壮汉的儿子考上了大学，壮汉十分风光。在乡邻艳羡的目光里，他向亲友借了粮票，借了钱，扛着铺盖卷，趟着满街的浑水，走出村庄，雄赳赳地踏上东去的山道，把儿子送出了山。
　　  第二天，壮汉回来了。昨日的荣耀似乎从未有过似的，他一如既往地下地干活，上山割草，从泥土中刨食，用汗水换钱，后来，又随外出打工的人流挤火车，奔了太原。
　　  壮汉搬砖和泥，每月能挣几十块钱。不多的工钱，除了家用，都源源不断地寄往一个小城。那里，他的儿子正在念大学。想到儿子，壮汉就有劲，受多少苦他也情愿。
　　  壮汉除了外出打工，一辈子都在田间忙活，面朝黄土背朝天，像要完成一项使命似的，风里来，雨里去，麦穗黄了，换种蓖麻。
　　  儿子大学毕业了，儿子留了城，儿子成家了，儿子有了新居……壮汉真高兴。但高兴归高兴，他从未到城里住过一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壮汉没有过一天空闲。
　　  太阳每天从东山升起，在西坡落下，壮汉的头发渐渐白了。壮汉的脚步变得迟缓了。壮汉的腰直不起来了。壮汉患了脑血栓。壮汉拄着拐杖只能斜着身子走路了。
　　  壮汉老了，不能再外出打工，也不能再耕耩锄耙了。于是养了两头牛。一头大牛，一头小牛。壮汉柱着木杖，每天去放牛。大牛在前，小牛在后，他蹒跚在最后边。蜿蜒的羊肠道，两个黄点，一个黑点，像一串游动的省略号，点缀于林海山间。深秋的坡岗上，牛啃着蒙霜的草茎，发出嗞嗞叭叭的声响，清脆而强劲。他感到很畅快。秋阳下，牛的身体闪着金色的亮光，眼瞧着就长膘了，卖个好价钱应该不难，他看病的药钱就不用再让儿子捎了。他觉得这两头牛很有用。
　　  病重的时候，他开始想儿子。但那座城离他似乎太遥远太遥远，他只能在冥想中寻找儿子的模样。他踽踽于篱笆门外，依着土墙，向东方绵延起伏的山岭眺望，那里，山岚一片，有几只老鹰在飞，在幽深的山谷上空盘旋。
　　  时间久了，壮汉觉得，儿子是儿子，儿子和自己无关。
　　  春天里的一个晚上，小院中那棵开满白花的老梨树突然枯萎了。那是他成家立户后栽下的。他砸坯垒墙，架椽苫瓦，建了那座房，也栽下了那棵小树苗。如今，梨树已伴他度过了四十个春秋。看到满地落花，他像是明白了什么，邻居绕着枯树指指点点，皆感诧异，他只是眯眼笑笑，一言不发。
　　  几天之后，壮汉死了。
　　  正是清明时节，已是城里人的儿子冒雨回到山村。空落落的小院，两头肥壮的黄牛正安静地卧在地上反刍，它们用陌生的目光打量着不速之客。主人用过的木杖倚墙而立，爆着绿芽。
　　  他处理着父亲的后事，没掉一滴眼泪，平静得好像那去者和他无关。
　　
　　  清晨，村里人看到那个城里人在村边漫步，马上又想起壮汉。
　　  壮汉入了土，城里人也走了。乡亲们仍旧各自忙活自家的生计，只是从此再不见壮汉的身影。
　　  那个儿子，那个所谓的城里人，就是我。
　　  想起父亲的一生，午夜梦回，我曾泪流满面，但这种思念，从未在人前流露过。父亲传给我的，除了大山的性格，还有大山的内涵。
　　  我是山的儿子。
　　  到大学教书后，阴差阳错，我步入李敖研究的行列。那个在台湾岛上倔强地与黑暗和邪恶抗争了一辈子的小老头儿，竟使我倾注了数十年的精力和财力。就像当年父亲供我读书、成家一样，没有想过收获，没有想过报答，冥冥之中，我像在完成上苍交付的一项使命，我的血肉、我的生命、我的工资，似乎都是为那个使命而来，为了它，我不惜代价。
　　  李敖说过，来年之后，他会归骨于昆仑之西，那是大陆的动脉、大陆的根，虽然它已经一片浩瀚、荒凉与死寂。他的话有如寒山钟鸣，在荣耻混淆价值难辨的时代，值得每一位国人午夜长思。
　　  就像父亲无怨无悔地供养他的儿子一样，我把挖掘与彰扬李敖的价值当作一项使命，终日爬梳剔抉，去伪存真。多少个漫漫长夜，我与李敖的心灵对话。
　　  一晃三十年过去了，父亲走了，那个与黑暗厮杀令官不聊生的老顽童也走了，我的思考渐渐化作摆在桌上的一部部书稿。百十万言的叙述，流淌着我的爱憎、我的是非、我的欢乐、我的痛苦，更有对养育自己的父亲的深切思念。
　　  几分自在，几分失落。
　　  几分慰藉，几分茫然。
　　  寥寥长风里，我仿佛又回到山中。
　　  篱笆门外，白发苍苍的父亲正倚杖而立，微笑着，迎我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