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故乡是哪？
　　 前些日子，接到大表姐电话，说大姥（大姑）病了，都下病危通知书了。电话里，大表姐泣不成声，说话断断续续的。甚是忧伤。放下电话，心，一阵紧似一阵，有点透不过来气儿的感觉。大姥今年85了，已是耄耋老人了。上次在合肥见面，我们走的时候，大姥想站起来送我们，却又坐了下来，颓然神伤地说，这腿不听使唤了，就让你姐姐送送你们吧！这次不是凶险，大表姐断然不会打电话的。匆忙之间，我们弟兄三人，什么礼物都没买，就直奔合肥中医学院附属医院。
　　 大哥开车，或许是不常出远门的缘故，方向感有点差，一直是弟弟在边上用手机导航。我坐在车子的后座上，多数的时候都默不作声。一个人静静地看着窗外，时令仲秋，天高云淡，几只鸟雀在田野上空滑翔，仿佛几个迷路的孩子，徘徊在漫长的回家路上。路边的稻穗开始金黄，没多久就可以收割了吧？作物在季节的程序里长高了、成熟了，乃至可以收割进仓了，它们不需要太多的肥料和水分，甚至都不需要过多的关照，就按部就班地完成了一生的辉煌。人是否和它们一样，在平凡的岁月里，一天一天地把日子过少，直至走向消亡？
　　 合肥是父亲的故乡，读小学的时候，在学校填籍贯一栏时，父亲执着地要求我们填合肥。这样，生长在定远的我们，懵懵懂懂之中，有了合肥这个某种意义上的故乡。
　　 奶奶随大姥一家生活，我们每次去合肥，自然要落脚在大姥家里。大姥家住在四牌楼附近，算是市中心了，出门就是闹市，作为小孩子的我们，自然心向往之。
　　 那个年代，多数家庭是贫困的，我们家也不例外。父亲每个月工资50元，要寄给奶奶14元，4元是奶奶的生活费，10元是供四爷（叔叔）的读书费。为什么这样，因为父亲是他家里唯一上了大学的人，工作后自然要负担弟弟的学业费用。母亲先做民办教师，后来去了工厂，工资很低，还要承担外婆的生活，家庭的生活也因此变得捉襟见肘。即便如此，临近春节的时候，父亲一定要回合肥看奶奶的。
　　 我们常常是坐便车回去的。按现在时髦的话说，是搭顺风车，可那时的顺风车并不好找，军车、救护车相应多一些，即便是这些车，也要瞅机会，不然人家不带你。父亲得给人家散烟、说好话，或者送上一些鸡蛋，权作是不给车费的一点补偿吧！如果车子不进城，我们就要受苦了。父母一边挎着盛满鸡的竹篮，一边拉着幼小的我们，中间我们小孩子走不动了，父母即便再累，也要抱上一截。
　　 弟弟一岁多点，就留在了合肥，主要是小时候身体孱弱，怕放在家里养不活。一直到5岁左右才回到我们身边。关于弟弟留在合肥这件事，是奶奶作的主，她对父亲说，合肥毕竟是大城市，各方面条件要好一些。你们把另外两个孙子带好就行了。这个小孙子，就留在我身边吧！
　　 住在大姥家，自然要征得她的同意，这一点上，大姥和奶奶的想法出奇地一致。她是家中的老大，一直对底下的弟弟妹妹都很照顾。现在弟弟有困难，哪有不帮的道理。
　　 表哥表姐都比我们大不少，可和我们相处地很好。小时候回合肥，大表姐最开心，围着我的父母，一口一声地舅舅、舅妈地叫，还领着我们到合肥市里到处转。那年当兵的时候，我从合肥过，去了一趟大姥家，大表姐怕我到部队受苦，特意买了一些生活用品让我带上，还送了几本美术画册，让我不要荒废了绘画专长。
　　 病床上的大姥气色还好，安然地度过了危险期，见到我们来，泪水“哗”地一下就出来了，我连忙拉住大姥的手，让她不要激动，毕竟现在病情不是很稳定，大姥点点头，眼睛注视着我，把大拇指伸出来，用力抬了抬。我连忙点头，说：大姥，您这是夸我呢！插着氧气管的大姥笑了，索性用手拨去了氧气罩，说，你文章写得好啊！我知道大姥指的是前段时间，我的一篇小小说《剃头匠》被浙江省嘉兴市中考语文试卷选作了考题,，就在家庭群里小小地炫耀了一下，想必大姥是注意到了。大表姐在边上不失时机地附和道，你们大姥高兴啊！经常拿着二弟的文章到处给别人说，这是我侄子的写的。看看，写得多好啊！
　　 我们想丢些钱给大姥，可大姥和大表姐坚决不收，中午的时候，大表姐还抽出时间，带我们去饭店吃了饭。
　　 走在合肥的街头，高耸的楼，川流不息的人群，让我变得恍惚，那无处不在的强烈阳光，正慢慢消溶着我的记忆。
　　 奶奶是1994年端午节过后走的，归葬于霍山。墓碑上子孙一栏中，我的名字叫程志鹏。这不是我平时使用的名字，却与籍贯一样，有着亲属之间彼此心照不宣地默契。
　　 我姓谢，随母亲姓，名字是外婆起的。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外婆就母亲一个女儿，血脉不能到此为止。母亲有了我，这是她的第二个孩子了，自然要考虑外婆的感受，就让外婆给我起了名。这样，我没有和哥哥弟弟一样喊她外婆，而是改口叫了奶奶。
　　 外婆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就给自己准备了寿财。一进门，左边是床，右边就放着寿材。寿材头枕的一侧是高的，正对着门，遮去了屋里大半的光。走进屋子里感觉很凉爽，仿佛还带着一丝诡异。我有一次就经不住好奇，冒然地问外婆：“你怎么早准备寿材，是不是怕火葬啊？”
　　 外婆没有回答，却郑重地告诉我：“你记住，到我老了那一天，你一定要哭上两嗓子，不能让人家说我们家无后啊！”
　　 外婆走的前两年，人开始变得糊涂。学业不紧的时候，我会去看她，陪她在屋檐下晒太阳。时间漂白了她的记忆，见到我也没有多少言语了。她不记得了，在她住操箭巷那会儿，我经常在巷子里藏老猫（捉迷臧的游戏），让她老人家发急地去找；也不记得了，为了孙子与外孙有所区别，在给我们弟兄三人的零食里，特意多给了我一份，惹得弟弟闹起了情绪。
　　 外婆最终睡进了棺木，当时火葬还没有全面普及。是父亲托人给她在泉坞山林场寻的一块地，山清水秀，景色宜人，我想她老人家一定会喜欢的。清明上坟的时候，我的心情也是愉悦的。大片大片油菜花开着，蝶飞蜂舞，在芬芳的花香里完成祭奠仪式，何尝不是一次美好的春游。
　　 没事的时候，我会有意无意地从操箭巷里穿行，几十年过去了，小巷依然默默地守在那里，保持着固有的阴暗与干燥。青砖砌成的围墙早已斑驳不堪，上面长满了杂草，有蜜蜂和蝴蝶在上下飞舞，传递着生命的博爱与伟大。外婆以前住过的屋在巷子深处，得迈过一户人家，现在大门紧锁，把我与院子里的草木隔离开来，这个院子曾充满我的快乐，可现在属于了别人，我站在门口，踯躅着是不是多一点停留，让美好的回忆多一点阳光的温度。
　　 小的时候，大人会和小孩讲，人死了，会变成天天的星星，为在黑夜行走的亲人照明，护送亲人一路平安到家。夜晚，我常常一个人立在窗前，望着漫天的星辰，不由地在想，哪一颗才是我逝去的亲人？他们在天上还好吗？
　　 大姥的病，让我又一次想到了人的生死。人如草木，枯荣有时。草木，来自于泥土，也归于泥土；人也一样，最终要归于草木生息之地。我的父亲，一个地道的合肥人，今年4月刚刚去世，埋在了公募，与我早逝的母亲合葬在一起。这里不是他的故乡，他像一朵漂泊的云，最终留在了这里，因为这里却有着他割舍不去的亲情。
　　 一个人，没有故乡是悲哀的。而茫然在定远于合肥之间，选择谁是我的故乡，也是错误的。两边都有深爱我和我深爱的亲人，他们牢固占领着我的精神领地并建立起一切相关的故乡图景，我应该为有两个故乡而感到是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