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每个人都是一本书，有讲不完的故事和经历，我也如此。
　　 ——题记
　　
　　 母亲走得早，1962年刚一入秋，新粮将下来，不饿肚子的日子就要到了，她却离开了我们，当时我只有五岁。一家人好不容易熬过了低标准挨饿的几年，哪成想，才步入中年的母亲，竟因过分奔波劳累而患病撒手人寰。母亲出生在辽中蒲河西河沿儿，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子——曹家屯。这里，四面环水，围子里只有几块涝洼地，长不了几层庄稼。屯里家家养船，一年四季，全屯人全靠打鱼、渡口摆渡为生。姥姥家在坝口下住，过了大坝就是曹家屯通往河对岸的马家窝棚渡口。母亲是一位高挑、白皙、清瘦的渔家儿女。
　　 姥姥家有五姐妹，母亲是老闺女。母亲上面还有仨哥哥，也就是我的大舅、二舅和老舅。有一年，二舅随一支队伍走了，二舅妈守着河边渡口天天哭，眼睛都哭瞎了，多少年再没有二舅的消息。平时，一家人在姥爷姥姥的家教下，养成了吃苦耐劳、勤俭持家、任劳任怨的坚强性格，全家人常年靠打鱼生活。大舅老舅每天起早贪黑，穿梭在蒲河沿岸，有时撒网打鱼，有时也为来往河东河西两岸的人们摆渡，赚点小钱，贴补家用。要是偶尔遇见熟头巴脑的屯亲，摆完渡都果断地一扬手，白尽义务。
　　 日常，大舅老舅捕鱼走了，结婚前的母亲和她的几个姐姐，在姥爷姥姥地带领下，在家院子里或土坝上，织网、整理渔具，及向前来买鱼的过客，叫卖舅舅他们打捞上来的鱼虾。
　　 至于，后来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曹家屯小姑娘，是怎么嫁给河东长岗子油坊，当时算大户人家的刘潮涌的五公子——我的父亲刘殿赢，时隔多年，从来没有人跟我提过，在我心里一直是个谜。我只知道，父亲是辽中国立高中毕业的，1948年因战乱，领着母亲和大哥二哥逃到了省城沈阳。父亲有文化，很快在沈阳皇姑区，一家军管的木器厂当会记。1962年春天，又因生活艰难，儿女多解决不了温饱，返回到了老家辽中长岗子。
　　 母亲没了，大哥沈阳航校毕业后，到410军工厂参加了工作，不久又被调去了三线。二哥小学刚毕业，不到十六岁就进了沈阳第一机床厂做学徒。生活所迫，十四岁的三哥不得不随父亲去了生产队干活，挣工分领救命的口粮。我和四哥成了没人管的野孩子。四哥天生野性，四处乱跑，一天到晚，家里人几乎见不着他的影子。唯独我最小最怂，一天到晚，呆呆地坐在老宅的土炕上，一动不动。因营养不良，我瘦得皮包骨头。
　　 一天，同样嫁到长岗子老段家的大姨，也就是母亲的亲姐姐，看我实在可怜，主动过来说带我去河西姥姥家住一阵子。当时，曹家屯姥爷已经没了，但毕竟还有九十多岁的姥姥，有一大帮娘家孙男弟女的亲戚。大姨七十多岁，父亲虽然担心大姨路上照顾不了我，在实属无奈的情况下，只好应了。他知道，这样也许我还能活命。否则，我可能随时会夭折。
　　 大姨是位三寸金莲的小脚女人，命运也挺苦的。大姨夫走江湖，和大姨结婚三天就走了，至今杳无音信。大姨活守寡，总是一个人坐在外屋门槛上，眼巴巴地望着远方，不停地抽着她的大烟袋，吧嗒吧嗒的，离老远都听得见。
　　 深秋的天有些凉，为避风寒，大姨穿上了她黑色掩襟夹袄，右手拄着拐杖，左手拉着斜跨在肩上的兰花包布包。我一只手拽着大姨的衣襟，另一只手拎着大姨怕我路上饿着特意给我准备的一块苞米面饼子、两个烀熟的地瓜。我跟大姨上路了。我走得慢，大姨走得也慢，有风吹来的时候，大姨的小脚有些不稳，摇摇晃晃的。长岗子通往马家窝棚的道，起伏不平，弯弯曲曲的。过了黄旗堡，奔马家窝棚的时候，全都是羊肠小道。由于是早上，天气格外寒凉。每当一股冷风天边袭来的时候，道两旁的树叶都哗哗地往下落，树顶盘旋的乌鸦嘎嘎地叫着。不到七华里的土路，我们一老一少足足走了一上午，临近中午时分，才到马家窝棚渡口。
　　 天气阴沉，太阳偶尔在云层里露露脸。马家窝棚渡口清冷，周围蒲草茂密，零星的有几个乡客匆匆忙忙地闪过。堤岸下，蒲河水泛起白浪，河面上几艘木船在船夫的桨下吃力地朝前爬行。看我们过来，刚刚拉客靠岸的一位头戴斗笠，身披蓑衣的紫铜脸船夫，大声地朝大姨打招呼：
　　 “老大姐，你们过河吗？”
　　 “过河，过河，俺们坐船。”大姨赶忙回答。
　　 木船很小，在水面上左右摇摆，像片风吹的树叶在水上飘着一样。船夫见我们老的老小的小，紧忙过来扶我们上船坐稳。大姨搂着我依偎在她怀里，嘱咐我不要动，我点头应着。记得上次我和母亲坐船去姥姥家的时候，来回坐的是舅舅家的大渔船，船是舅舅手持长杆撑过河的。这次坐的船，怎么是船夫双手拼力摇奖才肯走呢？我心里琢磨着。
　　 船夫边摇奖，边和大姨搭话：
　　 “老大姐，带孩子出门不容易，去河西哪呀？”
　　 大姨说：“不远，过河就是，就前面曹家屯。”大姨手指着曹家屯的方向，伤心地，“唉，孩子是长岗子俺老妹妹家的，前些日子，老妹妹没了，俺眼瞅着孩子没人管，带他去俺妈家住些日子，这孩子太可怜了……”
　　 船夫见大姨有点情绪伤感，故意岔开话题：
　　 “老大姐，你可真有福，这年岁了，还有老妈健在，多好啊。”
　　 “是呀，老妈九十三了，有妈才有家呀，想啥时候回家就回家。”大姨转眼变得骄傲起来。
　　 一袋烟工夫，船到了对岸的曹家屯。船夫将船靠岸停稳后，马上过来扶我们下船。大姨从怀兜里掏出一块手帕包裹着的钱包，小心翼翼地打开，找出一张五毛的纸币递向船夫，船夫却摇头拒绝了。船夫说不收钱了，大家都屯里屯亲的，老大姐是曹家屯的人，俺是曹家屯的女婿，俺媳妇就是曹家屯姑娘，俺家就住在曹家屯后面的郭家窝棚。大姨不肯，再三让船夫收下，说你们是靠摆渡吃饭的不容易，不收钱咋行，可船夫还是借故离开了。
　　 母亲去世后，姥姥上火，身体一直不好，三姨说往常爱说爱笑的姥姥，现在一天都不愿跟谁说话，不正经吃饭，不耐烦，总是闷闷不乐的，最近又病得落炕了。我和大姨进屋时，姥姥正躺在上屋的土炕上。见我们来，她吃力地招手让我到她跟前去。我走近炕沿边，姥姥用她干瘦的手，颤抖地抚摸着我的头，眼圈里的泪珠，直打转。我虽然小，心里也知道姥姥一定是想我母亲了，天底下无论多大的人，在妈妈的心里都是一块舍不得的肉啊。
　　 屋里忙活的三姨，见姥姥伤心，悄悄走近我说：
　　 “小五啊，大岗子你二姨家的哥哥来了，和小珍子、满桌子，还有西河沿的保春儿他们，都在你大舅家大门口玩家家呢，喊你过去，走，三姨送你过去跟他们玩去。”
　　 我应着，立马随三姨出去了。
　　 三姨是往常最疼我的人，可她并没有领我出去，而是拉我进了厢房的老舅家。到了老舅家三姨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冲我哭了，嘴里不住地念叨着：
　　 “小五啊，老刘（指我母亲）命苦啊，想不到她走得那么早。以后啊，你要觉得有啥难处了，就给三姨捎信，三姨去河东接你去。你大姨自己一个人也挺难的，让三姨管你吧。这会儿呐，你在老舅这屋先待着，你老舅妈去渡口取你老舅打捞的河虾去了，一会三姨和你老舅妈给你包河虾馅饺子吃。”
　　 我点点头，没有言声，乖乖地爬上老舅家的炕上，扭头靠板柜坐下，两只眼睛呆呆地望着三姨。
　　 当天下午，三姨和老舅妈，不知包了多少个饺子，摆了整整一大簸箕，外加两大盖帘子。饺子真香，好像我从来都没有吃到过这么好吃的饺子。吃饭的时候，看我吃得狼吞虎咽，老舅、老舅妈、大姨、三姨，都给我往碗里夹饺子。三姨还一直安慰我，说饺子有的是，上屋人吃的都送过去了，你慢慢吃，这里剩下的一大碗，三姨都给你留着，下顿吃。
　　 我只顾吃，好像这时候谁跟我说话我都听不见，一点反应都没有。
　　 家里人多，为了能让大家都吃到饺子，老舅妈却抽空躲在外屋，偷偷地吃头晚剩下的野菜团子。这是我后来才听说的。
　　 饭后，那一晚，我哪都没去，在老舅妈屋里住的。
　　 夜里，三姨陪我睡下了，大姨在上屋姥姥屋里，陪姥姥没过来。三姨可能是累了，躺下不大一会就打起了鼾声。这时候，我感觉肚子隐隐作痛，涨涨的，弄得我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耳边还不时传来蒲河渡口那心烦地“呱呱”的蛙鸣。猛然间，如同有只魔爪，突然狠狠地揪住我的胃，使劲地将我的五脏六腑一下子掏了出来……我吐了。翻江倒海般的肚肠子，似乎拧了劲，我开始“哇哇”地嚎起来。
　　 这下子，惊动了姥姥家院子里所有的人。上房东西屋的人，两侧厢房的人，几个姨、姨夫、舅、舅妈、还一大帮哥哥姐姐们。大家都懵懵懂懂地跑过来，想看个究竟。原来，因为姥姥这天病情加重，时不时地昏厥，傍晚的时候，住在曹家屯附近村子的亲戚都赶过来了。大黄旗堡请来的郎中也没走，和舅舅，汉发大哥、汉友大哥，都一直守候在上屋姥姥的身边，姥姥可能要不行了。
　　 郎中给我号了脉，摸摸肚子，说孩子没大事，并给我拿了点药让我吃下。不一会，出了点汗，我就觉得，肚子风平浪静了。
　　 结果，那一晚，我没事，天没亮，姥姥就去世了。整个老张家家族的人，接到信儿，都跑过来披麻戴孝，三叩九拜，院子里霎时一片哭声。
　　 姥姥足足发送了三天，三天后葬在蒲河东坝的曹家屯渡口旁，和姥爷葬在一起。当初祖坟选在这里，我想也许是因为，有渡口，可以四通八达，一路通天吧。姥姥逝世后，不知道什么原因，我说啥也不肯在曹家屯待下去了，非得要回家，回长岗子。大姨一再求我说，等姥姥过了头七大姨再领你走，我说什么也不愿意，哭着喊着要回家。大姨没办法，最终还是依了我。
　　 老舅依依不舍地带着我们上了他的渔船。老舅好几天忙活姥姥的事情，没有休息好。本来一个壮汉，变得灰头土脸、无精打采的。老舅的船，慢慢地驶离曹家屯渡口，朝对岸的马家窝棚渡口奔去。此时的蒲河水仿佛安静了，天气骤然冷了下来，估计再过不久，也许蒲河就要结冰了。
　　 我回头望了一眼离别的曹家屯，望一眼渐渐模糊的曹家屯渡口，再望一眼渡口不远处影影绰绰的姥姥的坟茔，心里想，也许我这是最后一次来曹家屯了，姥姥不在，我也没了归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