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晚上，我习惯绕着西湖散步。在沿着马路的环湖步道上，我经常看到有个年轻小伙，有时在湖的西头，有时在湖的东头，在路边上摆地摊。夏天卖的是扇子、草帽；夏天过了则卖针线衣架锅刷手套等日用品。小伙把一块塑料布铺在地上，塑料布上琳琅满目地摆着他出售的小商品。小伙脚边还放着一个大大的黑色塑料袋，口半开着，里面放着待售商品的存货。
　　 每晚经过小伙的地摊时，我都会留意端详他一会。小伙个不高，长得却很敦实，脸被晒得黑黑的。脸半圆形，微胖，皮肤却很粗糙，很年轻，估计快三十岁的样子。小伙蹲在地上，蹲累了，就站起来；站累了，又蹲下去。小伙身上穿着图案鲜艳的很廉价的T恤和短裤；天凉时，则是两套开襟运动套装轮流着穿，再不会有第三件。小伙的眼睛有时空洞无神地投向空中，有时则充满热情地用手招呼路过的游人光临他的地摊。嘴里咿咿呀呀的。我不禁纳闷，这么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随便干什么不比摆地摊赚钱；卖两把扇子，能有什么出息，那是年老力衰的老头子为生计不得已才做的糊口生意。
　　 到了十月，临近新年，小伙改卖新年挂历。挂历上用个红绳系着，就挂在小伙的手臂上。小伙的两只手臂上挂满了各种款式的挂历，小的在前面，大的在后面。肩膀上背了个大大的编织袋，里面装着挂历存货。脖子上挂了块纸皮做的吊牌，上面写着，“大挂历15元，小挂历5元。”年轻人有手机，大多是不用挂历的。上了年纪的，还是喜欢在家里挂个挂历，方便翻看。
　　 我也有买挂历的习惯。我走到小伙身边，小伙用手指了指脖子上的吊着的价格牌子。我说想买个小的，小伙忙把手臂上挂着的挂历伸到我面前，我拿了挂在最前面写着“福”字的。小伙却把后面画着各种画的扯出来，摆给我看，手指着那画，嘴里咿咿呀呀的，声音又急切又热情，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意思是后面那有画的挂历更好看，要推荐给我。我这才恍然，原来小伙是哑巴，难怪在这摆摊呢。我不忍拂了小伙的好意，就拿了小伙推荐的那幅有画的挂历，付了钱。小伙满意地笑了，冲我直点头，伸出大姆指，似乎称赞我有眼光，这幅真的好看。
　　 一天出门，我坐在公交车的后面第一排座位上。到了一个站，上完客，车刚要启动，车上的安全员忽然让司机停车，安全员冲下车，连推带拉地拽了两个人上来。原来安全员从车窗中看到这两人跑着在赶这趟车，才让公交司机紧急停车的。
　　 我仔细一看，却是摆地摊卖挂历的那哑巴小伙，肩膀上背着那个大大的装挂历的黑色编织袋。另一个胖胖的四十多岁的中年妇人，满头白发，跟在哑巴后面，气喘吁吁的。估计他们经常坐这趟公交，跟这车上的安全员和司机都熟识。
　　 车厢上很空。中年妇人从哑巴肩上卸下重重的编织袋，放到车厢中间的地板上，转身一屁股坐在前排的座位上，拿袖子擦额头上的汗。半晌没吭声。
　　 停了一会，妇人一肚子的愁苦，忍不过，就对着安全员没头没脑地诉说开了。妇人用手指戳着哑巴的脑门，又气又恨地说，“这个没脑子的！我在电话里跟老板都说得一清二楚了，说小挂历拿30本，大挂历拿两三本就够了。小的有人要，大的没人要。你说，这个哑巴，不会说话，白白被人欺负。老板说没有小挂历，这没有人要的大挂历，30本，全塞给这哑巴了，你说气不气人？我不跟他一起去，怎么退得回来这钱。”
　　 妇人说得声泪俱下，一边说，一边用袖子抹眼泪，满腹怨愤，恨到极处，拿脚尖狠狠地踹了哑巴两脚。哑巴又委屈，又后悔，又急，又气，又羞愧，又无以申辩，两只手胡乱地指着车前方，又用手指着自己脑门，抱着脑门乱拍，又急急地摆手，然后又指向前方，嘴里嗷嗷地乱叫，像发狂发急的野兽，眼里充满了疯狂和混乱，意思说都是那边老板硬塞给他的大挂历，他也没办法。妇人拿脚踹他时，哑巴伤痛极了，无处分解，无从诉说他的冤屈和无奈，急得拿头去撞车上的玻璃窗。安全员急忙拉住哑巴，和颜悦色的，百般安慰劝解。妇人的怒火和怨气这才慢慢消退下去。哑巴也慢慢平复心情，坐在妇人对面的座位上，两眼愣愣地无神地盯着前面。
　　 妇人扫了哑巴一眼，哀怨忽又涌上心头，长叹了一口气，像是对安全员说，又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着天说，“今年就23岁了，你看看，就这个样子，愁不愁人。”妇人无力地垂下头去，泪又涌出来。坐在对面的哑巴，看到妇人这个样子，又哀嚎起来。
　　 妇人想起什么，又不放心起来，站起身，走到堆在地上的黑色编织袋旁，打开编织袋，一幅一幅地数起挂历来。一边数，妇人的怒火和怨气重又慢慢增加起来。“整整30幅大挂历啊，两三百块钱，要多久才能挣得回这些钱呢！”妇人忿忿地扔下挂历，哀愁无助从四面八方侵袭包围了她，妇人几近绝望地凄厉地尖叫起来，“那骗人的没心肝的老板，哑巴也来欺负，天打雷轰！他要是不退我钱，我打110报警，让警察来帮我。”哑巴呆滞地望着妇人，两只手摊开，不知所以。
　　 到站了，哑巴背着重重的黑色编织袋，跟在妇人后面下了车。我在心里默默地为他们祈祷，希望他们能如愿以偿地退掉他们不想要的那30幅大挂历，退回那原本属于他们的血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