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在大年三十晚上，一夜关了一岁。唉，命苦女子。”母亲活着的时候，一边为二姐纳鞋底一边叹气。
　　 老辈人说，生在正月初一满年满岁的人，那是生来享大福的命；像二姐这样落草在除夕之夜的人，命中注定有受不完的罪。冥冥之中，这句话似乎在二姐身上应验了。
　　 二姐的小时我没见过，据说走路早。还没过岁，小小的个头，穿着厚笨的棉衣蹒跚学步了，外公评论她：“碎得像个泥秃子（泥偶），就走路呢。”转眼上学了，二姐也背着外婆用碎花布拼贴的书包去学校，可惜念书不得窍。老师教的汉语拼音和数字，她一律画圈。外婆坐在窗前做针线活，隔一会就拿起二姐的作业本慨叹一阵：“你说亚妮画的圈，咋那么圆呢？一模一样的，横看是样样，竖看呈行行。”母亲气得直撇嘴：“人家娃a、o、e、j、q、x写呢，她咋那么木呢？”
　　 后来二姐念书渐渐入门了，和三姐、哥哥一起念完了五年村小，又披星戴月，每天走五六里路，去邻村的罗家庄中学读完了三年初中。没考上高中，有次弟弟在抽屉里发现了一个旧本子，封皮上写着“农业大学——赵亚妮”这几个字，便欢天喜地念个父母听。二姐追着弟弟索要本子，父母无奈地笑。从此，家里多了一个好劳力。
　　 那时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久，家里种了二十多亩地，喂着两头牛，三只猪，几只羊，栽植了五亩烤烟。除了这些永远干不完的农活，父亲正在雄心勃勃进行人生的第三次建屋行动——打一处地窑院。只要有空，父亲掘土，二姐和哥哥用架子车拉着湿土，上了漫长的洞子坡，再快快地跑二百米，远远地撂了架子车的辕，土倾泻而下，倒向沟里。
　　 拉了多少架子车土？不知道。肩膀上被襻绳勒了多少红印痕？不知道。总之，一个小沟快填平了，我们家的八只窑洞挖齐全了。二姐，功不可没，但是没人说她好。因为大姐针线茶饭好，人长得是一枝花，三姐念书好，只有二姐个头小，额头长，拈不了针，捉不了线，用母亲的话说“就会出蛮力”。
　　 真不是父母偏心，二姐吵吵着要去学裁缝手艺，于是在县城老唐处报名学习一个月，同去的春慧姐都试着给人裁裤子了，二姐连布料的正反面都分不清。
　　 兄弟姐妹中，她和老三最爱干仗，大多数情况下被三姐摁在灶火的柴堆里狠狠揍一顿，沾一身麦秸就出来了。我和她更是冤家对头，母亲伺候大姐月子去了，她不给小小的我洗头，让虱子在我头上安营扎寨，生儿育女。每次我放学回来她饭没做好，等我帮着做好了，自己上学也快要迟到了，只得拿着一个冷蒸馍边啃边跑向学校。最可气的是，她指着我家墙上的一溜奖状，质问我：“你以为你本事大、学习好得下的奖吗？是老师看面子给的。是你买了奖状，让校长盖了章子发给你的！”年幼的我气急了，鞋都没脱，直接跳上炕，一把扯下了所有奖状塞进了炕洞里，然后嚎啕大哭。父亲回家见状，骂了二姐，又从炕洞里拽出奖状，抚平了，打了糨子重新贴上去。
　　 我跺着脚，发誓二姐结婚后和她不走亲戚。那年，我九岁，那年，二姐19岁。三十年后，我才明白了二姐的郁闷：“你们都念书，我为什么有干不完的重活呢？”
　　 21岁，二姐相亲，男的叫川。长相比一般还一般，家境更一般，三姨夫说的媒。父母觉得对方是独子，过门后没妯娌，依二姐的脾气、相貌、针线水平，正般配。二姐遂嫁。
　　 没想到，二姐掉进了一个穷坑，一个一辈子永远也填不满的穷坑。不是夸张，二姐结婚后，发现餐桌上经常摆着的只有盐碗碗、醋瓶瓶、辣子碟碟，更可怕的是粮食不够吃。有次早上锄草回去，发现端上桌的只有玉米糁子熬的稠粥。二姐哭着翻沟回了娘家，父亲听完诉说，早饭的碗再没有端起。结婚后的四五年里，二姐家陆陆续续还了4000来斤麦子和玉米；家里经常没一分钱，日常零用靠赊。二姐坐月子了，母亲用食盐水瓶盛了清油送去，泼一碗油泼辣子让二姐夹馍吃，炒一大盘白菜粉条给二姐拿去，清汤寡水的饭食，二姐奶水老是不够。
　　 最让恼火的是二姐夫的凉性子。二姐挎了一行烟叶了，二姐夫还在行子中间磨叽着，不知是给烟叶相面，还是给烟杆绣花？晒麦子，白雨来了，你喊他起场，连叫三声，收到信号后绝对在第四声之后了。慢吞吞出门，斜眼看看天，然再迈着八字步，悠悠地来了。日子烂包，二姐夫过得没了心劲。
　　 怎么办？姓赵的人绝不是嫌贫爱富的人，日子穷了往好里过。父亲拿出本钱，让二姐夫跟着村子人学习土法孵化小鸡；二姐夫不会骑自行车，哥哥骑着自行车走街串巷，去一枚枚收鸡蛋；母亲几乎承包了二姐一家的棉衣和鞋，母亲常年患有高血压，1100度的近视眼，没黑没明，都在做针线活；大姐打毛衣，踏着缝纫机“哒哒”为二姐的孩子们做着过年的新衣服；三姐更是无微不至地关怀着二姐一家人，吃穿用度，面面俱到，尽其所能地接济。我和弟弟成年后，也是能帮尽帮。我们是血脉相连的亲人，我们不帮二姐，谁帮她？
　　 当然，要过好日子，还得靠二姐自己。栽植烤烟，孵化小鸡，务弄苹果园，点西瓜，种植平菇，大棚里接种香菇，养猪养鸡……所有能挣钱的门路，二姐带领着动员着吆喝着指挥着二姐夫，一一尝试。生外甥前三天，二姐还挺着大肚子，骑着自行车去二十多里外的县城卖鸡娃。如今每次坐车坡长弯急的县坡，就想我那身怀六甲的姐姐怎么就捏紧手闸下县坡的，怎么饿着肚子推着自行车一步一步捱回家的，想着想着禁不住泪流满面。人背运了，喝口凉水都塞牙缝。二姐栽了果树后，苹果行情一落千丈；栽的烤烟，有一年才烤了三茬烟叶，一场冰雹锤下，叶子成了烂片片。二姐坐在地头，一边哭一边骂，诅咒该死的老天爷不长眼，诅咒慢腾腾的二姐夫，埋怨父母把自己嫁到这里……骂完了，哭毕了，袖子挽起，重新干活。生活还得继续，二姐还有四个孩子等着她。
　　 熬过了最艰难的岁月，二姐七拼八凑盖了新房，还清了新账旧债。大儿子大专毕业，几个女儿也长大成人，出外打工，二姐夫因为会食用菌技术而受聘于一家农业公司。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加上二姐的言传身教，四个孩子都自强自立。尽管收入微薄，她们还是领着二姐逛了西安城的景区，经管着吃穿用度。女儿成家了，二姐也做了外婆。可是，这个家里最苦的依旧是二姐，孩子们走了，二姐夫走了，她守着空荡荡的家，守着87岁的婆婆。冬季有空，她就跟着人，坐了蹦蹦车，出外包苹果挣钱；春夏有空，骑着三摩去农场的果园干活，一天劳务费仅仅六十块。我的丈夫无数次叮嘱她：“二姐，你过甘沟的十字路口，骑慢点，不敢闯红灯。”姊妹们都劝她不要去了，她说闲着没事，挣俩是俩。“我儿子还没有结婚，还要还房贷。我老阿家还在世，我的任务还没完成。”二姐这样说。
　　 我的二姐，啥时候肩膀上的山能搬完呢？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8月28日凌晨四点，弟弟打电话，二姐夫昏迷不醒，让我们赶紧去医院，他们和救护车同行。我赶到医院的急救室里，医生用棉签划拉二姐夫的脚，没有反应。我大脑一片空白：“我那可怜的二姐，罪又来了！”CT显示，大面积脑梗，赶紧转送至中铁二十局附属医院。在医院整整治疗了二十二天后，姐夫才出院。
　　 这期间，我们兄弟姐妹们，无数次为命途多舛的二姐悄悄流泪。医生和姐夫的亲属们，一会是保守治疗，一会需要手术。事无巨细，都得二姐自己拿主意。外甥最大，也没过三十岁，没经过这么大的事。姐夫夜里打嗝，表现烦躁，二姐和陪护的儿子整宿整宿不见觉。治病得要钱，下有未成家得儿子，上有耄耋之年的婆婆；她得顾床上躺的病人，还得顾家里老的、小的；她得考虑眼前在医院得治疗费用，还得想往后长期用药的费用。谁能知道我农民二姐的作难之处呢？好在四个孩子们都孝顺，轮流伺候他们的父亲，喂药喂饭，端汤倒水，日夜陪护。他们尽其所能，各人一万两万拿出来，加上我的兄弟姐妹们的帮衬，终于凑够了医院费用十五万。
　　 可是劳累过度的二姐病倒了，突然高烧昏迷，不省人事。医院抢救，醒后虚弱的二姐，对着满面泪痕的女儿们，说的头一句话：“娃，不害怕，妈没事。妈还有俩娃没结婚，妈把你病爸爸撂给谁呀？”二姐住院七天，未等痊愈便办理了出院手续，她说男人要手术了，她不能再累孩子们了，她不能一天一千多元往医院扔了……我的姐姐，你为什么不替自己活一天，着想一回呢？
　　 二姐夫回家了，我们前去探望，院子里横着焊了一根钢管，脚上绑着布条的二姐夫开始蹒跚学步，咿呀学语。看望的人觉着都熬煎，二姐却信心满满：“不愁，坚持锻炼，他就能康复了。今天比昨天就强多了，一天天就好了。花的钱多，国家还报销一半呢。有人说我辛辛苦苦奋斗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不是，我还有四个娃，他们是我的后盾。”
　　 不念过去，不畏将来，我的二姐，就这样乐观地往前过活着。生活给了二姐一手烂牌，二姐拼尽全力，要打成顺子；命运把二姐托生成一丛秃痂花，二姐要活得和油菜花一样灿烂。
　　 余生，祈愿二姐，和顺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