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秋以后，连出了几天大太阳，老伴将棉絮、棉衣等过冬用的东西翻了出来，拿到阳台上曝晒。我想起，父亲留下的那床军用毛毯也该晒晒了，于是便打开柜子，取出了一个包袱。打开之后，一床绿色的军用毛毯出现在我的眼前，它的颜色有些褪败，显得很旧了。我颤抖着将它捧起来，轻轻抚摸了一下，才将它抖开，小心翼翼地搭在晒衣杆上。这时，上面的一大块血迹映入了我的眼帘。我默默凝视着血迹，眼睛不禁有些湿润了。这是父亲牺牲时盖过的毛毯，也是他留给我的唯一的“遗产”，已经保存了几十年。每次看见它，我依然会肃然起敬，眼泪也会悄悄涌出……
　　 1953年初，妈妈带着我和弟弟从安徽宿县辗转数千里，来到成都，寻找随十八军进藏的父亲。西藏军区驻川办事处安排我们在上西顺城街的招待所住下，随后，“川办”的一位领导同志便来招待所看望了我们。问寒问暖之后，他对我母亲说，从西藏到成都山高路险很不好走，可能要等很长时间你爱人才能到成都看你们，为了不耽误孩子读书，组织上打算先安排两个孩子上学，再送你去家属招待所住下好不好？我母亲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同意了。之后，妈妈便去了位于新津纯阳观的十八军家属招待所住下，我和弟弟随即被送到位于大邑县唐场镇的八一小学上学。
　　 几个月之后，母亲又被安排到唐场十八军妇女学校学文化，每月还有几块钱津贴。这样一来，我们母子三人每周都能见面了。当时，与我们先后来四川寻找亲人的家属，在见到亲人后，都陆续返回家乡了，只有我们母子三人被安排长住下来，孩子还被安排进了八一小学，母亲对组织上的安排有些过意不去，就一再对领导表示感谢。领导却说，如果有什么困难，你尽管提出来，组织上会尽量替你解决。其实，这一切安排都预示着将有不祥的事情发生。
　　 一等就是一年多。在这段时间中，我们给爸爸写了好几封信，都没有接到他的任何回信。我母亲心里已经七上八下了，就经常找人打听情况，但是谁也不知道我父亲的情况。终于有一天，“川办”派人来到母亲所在的“妇校”，将她叫到办公室，将父亲牺牲的事情告诉了她。原来，一年多前，我们还在来川的路上，爸爸就在西藏昌都牺牲了。当时怕我母亲经受不起这个意外打击，组织上便一直把消息瞒着，拖了一年多才把这个噩耗告诉她，而这床毛毯，就是爸爸仅有的几件遗物之一。当时解放军的物质供应还很紧张，只有进藏部队才配发了毛毯，还是很稀罕的东西，虽然上面沾染了血迹，组织上还是把它给我们带来了。妈妈收下毛毯后，一看到毛毯上的血迹，就忍不住扑在上面哭了。
　　 之后，这床带血的毛毯一直被母亲精心珍藏，太阳天总要拿到外面曝晒，拍打上面的灰尘，冬天也舍不得盖，长年放在箱子里。只有在爸爸的忌日，母亲才会将它捧出来，放在爸爸的遗像前，默默祭奠一番。然后，便会给我们讲述一些关于父亲的往事……
　　 爸爸是爷爷唯一的儿子，他与妈妈结婚时还是个中学生。尽管我们家的经济条件在村里还算过得去，但解放前供一个学生读书还是得节衣缩食。那时，我们整个宿县只有一所中学，一个区才有一所“完小”。乡里虽然也有小学，但都是初级小学，只能读到四年级。那时候，初小毕业升高小要进行升学考试，高小毕业升初中，更得参加升学考试。一般人读个初小就不读了，因为升学名额少，大都考不上。爸爸读书可从没有让爷爷操过心，从读初小开始一直是学校的第一名，所以很顺利就升了高小、初中、高中。上高小时，每天要跑十几里路才能赶到学校，而上初中就得坐火车到宿州县城去住校，一个星期、甚至一个月才能回家一次。爷爷心里不想叫他读书，可是看到爸爸读书很努力，又不忍心叫他放弃。就这样，他高中毕业后，又考进了“淮南工业专科学校”。上大专后，他和母亲更是合少离多，只有每年寒暑假才能回家团聚。那时他读书开销大，爷爷又阻拦他，叫他回来找工作挣钱。我母亲却很支持他读书，每次回娘家都要找我外祖父凑些钱给他寄去，支持他读书。当时，母亲也想他毕业后能找个好差事，家里人好跟他享福。谁也没有想到，三年毕业后，他却暗地里参加了八路军，又悄悄离开了家。
　　 我们老家，从抗战时就是八路军的游击区，外祖父家所在村更是游击队的窝子，我大舅便是游击队的领导人之一。那时，我爸爸每逢假期回家，都要去我姥姥家，他和我几个舅舅凑到一块就会谈论当时的政治形势，大舅就会趁机向他们宣传共产党的主张。渐渐地，我爸爸和我二舅都受了他的影响，暗中参加了革命活动。大专毕业以后，爸爸在家住了没几天，便瞒着爷爷和我母亲，悄悄跟大舅去了华北根据地。
　　 父亲长年在外面念书，只有寒暑假才能回家住些日子，我从小跟着妈妈生活，与父亲很生疏。每次父亲回来，我总有些害怕。他有时想抱我一下，我都不愿意，总是躲得远远的、怯生生地看着他。就在爸爸准备跟大舅去华北的头一晚，临别之夜，他想搂着我睡个觉，我却很怕，怎么哄也不愿挨着他睡。他一挨我的身，我就吓得又哭又闹，弄得他很为难。为了哄我，他出去买了两根芝麻糖，然后就拿芝麻糖逗我：“来，让爹抱抱，给你吃芝麻糖！”小孩子经不住诱惑，为了吃糖，我就来到了他身边。爸爸趁机抱住了我，然后将芝麻糖给我放进嘴里，我在爸爸怀里吃着芝麻糖，果然不哭不闹了。他正为自己的成功得意时，芝麻糖吃完了，我一下子又闹开了，又要挣脱他的怀抱。爸爸不愿意松手，将我紧紧抱在怀里，我却又哭又闹，最后爸爸没有办法，只好将我松开，我一下子便奔向妈妈怀抱。听妈妈说，那个夜晚，爸爸显得很无奈，妈妈就责怪他，“谁叫你长年不回家，孩子都不认你了！”第二天早上，当我醒来时，爸爸已经悄悄离家去华北参加了八路军。从此以后，他就再没有回过家，我也再没有见到过爸爸。那个夜晚竟成了爸爸与我永别的最后一夜，也成了我终生的遗憾。
　　 父亲牺牲后，我常常会想起这个往事，一想起它心里就非常悔恨。我想，爸爸一个人在外面想起这件事，一定会更难受。长大以后，我曾多次向妈妈提出，把那床染有爸爸血迹的军用毛毯给我，妈妈没有同意。她不是不想给我，而是怕我年轻不爱惜，把毛毯弄丢了或弄脏了。直到我结婚的时候，母亲才把它当做结婚礼物郑重地送到我的手上。母亲当时说，妈妈没有钱给你们买什么礼物，就把你爹的这床军用毛毯送给你们吧，上面有你爹的血迹，你要是想他了，看看毛毯就看到了你爹。我双手接过毛毯，有些哽咽地说，妈妈，我会保存好爸爸的遗物，你就放心吧！之后，我一直将毛毯珍藏在箱子里，偶尔拿出来盖一下，就会感受到父亲灼热的体温，身上就觉得格外暖和，仿佛被他搂抱在怀里一样，眼眶便会湿润起来……
　　 每逢国庆、春节，我都会捧出这床带血的毛毯给女儿、孙子展示一下，向他们讲述老一辈的革命往事，默默面对毛毯，向父亲肃然致敬。这是父亲留给我的唯一“遗产”，虽然它已经很旧了，但是在我心里却价值无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