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高考的消息就像春天里的一声雷，把我们心里的苗啊草啊花啊全都唤醒了。本来所有的痴心妄想，一切不甘心不安分的念头，都被割草的镰刀一茬一茬割掉了，和着猪粪驴粪一层一层沤烂了，最终被集体大田里的一锨一锄活埋了。可是突然有人对你说，你可以有机会进京赶考了，有可能一举改变命运了，你能不精灵附身，欢呼跳跃，感激涕零吗？
　　 几个人翻箱倒柜找课本，居然没有凑足完整一套教材。这些薄薄的课本打开来，已然是一扇扇陌生的门。我和同伴们一起从“不学ABC，照样干革命”的时代走来，对课本远远没有对农具那样亲近。除了政治语文科目，数理化们全是一副副似曾相识又不曾相知的面孔。谁料到高考来得这么急，谁知道知识原来还有用。我们复习得鸡零狗碎，一塌糊涂。
　　 瞎学一阵之后，我们便大大咧咧地坐在了考场上。那是冬天，我们很多考生披着大棉袄，灰头土脑，表情木然，一个个对着考卷发呆。那情景，有点像老农开会。胆大的试着点上了烟卷，监考老师看了一眼，不知道是否没找到禁止吸烟的考场规则，张张嘴没吭声，咽了一口唾沫，而后自己也点燃了一支烟。 
　　 不难想像，我的考试会有多糟。走出考场，我问数学卷子上那个“小蚯蚓”（后来知道是微积分符号）是什么玩意儿，大家面面相觑无人能答。我说，这次我要能考上，全世界的人就都被录取了。这句话对别人似乎是一种安慰，大家的心情渐渐开朗起来。 
　　 大约两个月后，天上掉馅饼似的，高考初选通知书送到了我的手里。不会是批卷老师算错分数了吧？我感到侥幸而又心虚。
　　 这阵子我正在担任村里的民办教师，教着一个高中班的数理化三门主课。那几年不知上头谁的主意，要在广大农村普及高中教育。像一场始料未及的雨水普降大地，许多有些基础的农村初中都纷纷设立了高中班。我正是搭乘这班加车，成为了一名直接担任高中教学的民师。
　　 可以想见，我的学识浅薄得如同石板上的浮土，一阵轻风就能吹刮得干干净净。因此每节课走上讲台，我的开场白总是这样说：“这节课我们共同学习……”这可不是谦虚，与班里的学生们相比，我的年龄大不了多少，肚子里的存货也多不了多少，不同的是我头天晚上学他们第二天白天学，上课时我站着他们坐着。这个“土高中班”就设在我们村里，教过我初中的郝老师教语文并担任班主任。这样的搭档，很像一对父子。
　　 也许这班学生做梦都没想到在自家门口能读到高中，早已做好了当一辈子农民打算的他们又幸运地坐在了教室里；也许更不曾料到，我和郝老师居然对教学如此用心，每节课都不辞辛劳，呕心沥血一般，因而大家对这个学习机会都异常珍惜，望向讲台的眼睛像一片明亮的星星。郝老师要求严格，不苟言笑，像他们的父亲；我的年龄和大家不差几岁，像他们的兄长。
　　 晚自习之后，我和郝老师常常打着手电筒，相伴着去送邻村的学生。最远的学生离学校有四五里路，往返需要一个小时，中间还隔着一条小河，流水的声音在没有灯光的夜晚和早早入睡的山乡总是特别地入耳。我和郝老师每每看着学生“吱扭”打开家门，“咣当”关上家门之后，才肯放心地返回。我们就是这样热爱自己的职业，热爱自己的学生，尽管我挣的是工分，郝老师挣的是工资——月薪29元人民币。 
　　 正式录取的通知书下来，规定了到校报到的时间。盯着那个日期，我一次次皱起眉头，无论如何也高兴不起来。
　　 一来是因为录取学校距家很近，距理想太远。它就是个地区师范，而且我被录取在数学专业班，而且这个班就设在本县。我的犹豫，惹来了几乎所有人的规劝，管它什么学校，只要转了商品粮，你就跳出农门一步登天了。白捡的馍还嫌味馊吗？明年还让高考吗？明年你能保证考上北京的大学吗？
　　 二来我那个“土高中班”的学生太重情，自从知道我被录取后，他们便一齐陷入了空前的肃穆之中。仿佛我走了，这个高中班就会解散。他们都是农民的孩子，都到了可以为家里挣工分的年龄。一天到晚坐在教室里学习，肩头上背负着自己整个家庭的愿望。即使将来考取功名的希望小得不能再小，但就算点燃的只是一根火柴棒，那也是黑暗中的光亮啊。我心酸地注意到，教室里此前那种热腾腾的气氛没有了，光线黯淡了，就像一大片红薯秧田里突然下了一层霜。
　　 离告别的日子越近，我感觉自己的心抽得越紧。郝老师的眼睛里也潮潮的。我舍不得我的学生，他也舍不得他的学生。 
　　 那个上午的第一节课，也是我走之前的最后一节课。郝老师特意安排，让我以最后一节课跟大家告别。相亲相近的人心底有一条直直的通道，我清清楚楚地知道学生们听这最后一课，会是怎样的心情。
　　 上课铃响过后，我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把眼泪忍了又忍，始终没有勇气走向教室。郝老师过来催我，说同学们都在教室等你哪，坚强点儿。我振作了一下，拼命让自己平静下来，装作平常的样子，昂着头走进那个大开着门的教室。
　　 我放下课本，两手撑在课桌上，眼睛紧盯着教室的后墙，故意不看大家的表情。整个教室安静得没有半丝声响，好像那是一个空房子。我咳了一下嗓子，说：“同学们，今天我们共同学习……”
　　 我颤颤的声音在教室里空荡荡地飘动，就像一把粉末洒在深不见底的空气里，又仿佛我站立高空，在对着一片浮云说话。我的心一下子虚脱，目光失控地从上面跌落下来，看到一片黑压压的脑袋都垂在课桌上，几个女生的肩膀在抽搐。只这一眼，我脆弱的防线崩坍了，胸腔里的悲伤猛一下窜上喉咙。我捂着自己的嘴扭头冲出教室，身后的哭声“呜——”地一下全面爆发开来。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面临如此震撼的场面，跑回办公室里当着许多教师的面哭得天昏地暗，完全像一个号丧的农家妇女。此后的人生中我遇到过许多更大的事件，冲淡了许多记忆,这一幕却永久刻在了脑海里。每一次重现，我都忍不住泪流。 
　　 往县城走的那一天，郝老师哽咽着嗓子说：“学生们都要求去送你，班里干脆放了一天假。”
　　 到了村口，果然一大片学生早已等候在那里。男生们抢着帮我推起自行车，女生则被我一个个堵了回去。自行车的后座上驮着铺盖卷，车把上挂着一个网兜，里面是脸盆、茶缸、碗筷，一路上叮叮咣咣响个不停。
　　 我肩上挎着的书包里，只装着几个塑料封面的笔记本。那是学生们送的礼物，背在肩头感到格外沉重。我知道它们的价值，也了解它们的来历。
　　 那时候我们都是穷人，穷人家的孩子是买不起礼物的。一个笔记本，相当于一个农家一个月的油盐酱醋。张玫花的笔记本是二斤多鸡蛋换来的。那时候的鸡跟生产队的田一样产量不高，母鸡生个蛋像生金蛋那样费劲，生下来还要“咕哒咕哒”地高调炫耀老半天。攒一斤鸡蛋已属不易，我可以想像出张玫花她娘东家两个西家三个借蛋的情形。
　　 马春生的笔记本是一只兔子外加一瓶蝎子换来的。马春生不喜欢学习，只热衷于练武术。一次在班里和我顶嘴，被我一把拽了个跟头。这让我们两个人都大吃一惊。事后我问他，你的武功哪里去了？他说，我当时根本就没有防备，你也没按套路出手。看到别人给我送纪念品，马春生那几天急得抓耳挠腮。马春生养了一只母兔，刚怀孕半个多月，再有十几天就可以生一窝小兔崽了。他在自家院里转了一圈又一圈之后，还是决定把兔子卖掉。怕钱不够，又上山逮了一玻璃瓶蝎子。他的一根手指被蝎子蜇到，肿得像一根颜色暗淡的红萝卜。
　　 送到小镇上的时候，我把学生们拦了一次；送到县城边，我又拦了一次，终归他们还是把我送到了师范学校的大门口。二十多里地，一辆自行车，我们全程徒步而行。到了目的地，大家走得又饥又渴又累，坐在学校外面的石头上歇息。谁也无话可说，却又迟迟不肯离去。眼看日过中天，我要去找地方给他们买东西吃，大家才一齐站起来，一步三回头地走去。 
　　 一年之后那个班里一男一女两个学生考上了中专，和我一样跳出了农门，其他的人先后都做了农民工和农民工的媳妇。我总觉得欠他们很多，希望有机会弥补。可直至我在政界拥有了一官半职之后，也从没见到他们中有谁找我帮忙。
　　 我根深蒂固的体会是，教师对于学生，官员对于百姓，你亲他一分，他必定亲你十分。那些骂学生忘恩负义的老师，和那些骂百姓“刁民”的官员一样，是他自己压根没有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