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在去印度的行囊里，除了护照，最重要的就是《苏轼文集》。在异国他乡，在不大的生活区里，要度过三五年的时间，如果没有它做伴，怕自己熬不过寂寞的时光。而之所以在无数先哲著作中选择《苏轼文集》，是因为知道自己性格僵化有余，流畅不足，进而影响到诗歌文风。而东坡居士的开阔豪放，浩瀚烂漫，正是我努力的方向。
　　 我非常喜欢居士的文章，一本《苏东坡小品文》至少读了千遍；《赤壁赋》、《后赤壁赋》百读不厌，连居士所写的奏章、奏折我都认真去读，以期从中寻找到居士的为人之仿佛。
　　 不过，比起居士的文章来，我最喜欢的还是居士的诗词。像“惆怅东栏一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还有“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总让我心神荡漾。后人评价苏轼的诗歌是继李杜之后的又一个高峰，真是实至名归。
　　 不过，像我这样一个好奇心非常重的人，对一个人长久无条件保持崇拜是件困难的事情。在无数次捧起居士的诗歌之后，忍不住有些疑问，觉得苏轼之所以落笔如此潇洒，是否因为他是个“薄情”的人？
　　 三国时候的曹植，在女儿早夭之后，写下了《行女哀辞》：伊上帝之降命，何修短之难哉？或华发以终年，或怀妊而逢灾。感前哀之未阕，复新殃之重来。方朝华而晚敷，比晨露而先晞。感逝者之不追，情忽忽而失度，天盖高而无阶，怀此恨其谁诉？
　　 特别是到了最末两句，天盖高而无阶，怀此恨其谁诉？真是把天下伤心人的心声都倾诉出来，是啊，昊天是那么高远，并且没有可以攀登的阶梯，就算心中怀有怨恨，该如何诉说？又该向谁诉说？
　　 而苏轼在儿子苏遁早夭之后，诗歌是这样写的：吾年四十九，羁旅失幼子。幼子真吾儿，眉角生已似。未期观所好，蹁跹逐书史。摇头却梨栗，似识非分耻。吾老常鲜欢，赖此一笑喜。忽然遭夺去，恶业我累尔。衣薪那免俗，变灭须臾耳。归来怀抱空，老泪如泻水。我泪犹可拭，日远当日忘。母哭不可闻，欲与汝俱亡。故衣尚悬架，涨乳已流床。感此欲忘生，一卧终日僵。中年忝闻道，梦幻讲已详。储药如丘山，临病更求方。仍将恩爱刃，割此衰老肠。知迷欲自反，一恸送余伤。
　　 我想，苏轼的伤心未必少于曹植，然而读这首诗的时候，却感觉苏轼的悲伤几乎可以用尺子计量，甚至看上去只不过是像个稍微靠前的看客而已。看着生死，看着妻子悲伤。也许，正因为这份超脱，诗人才被称为豁达，然而，对于这首诗来说，结构看起来有些散了，流转有些快了，连那份悲伤也变得不那么纯粹了。
　　 兄弟之情是苏轼非常看重的。他在好些诗篇里都提到与弟弟苏辙的感情：“岂止磁石针，虽合犹有间。此外一子由，出处同偏仙。”；“嗟予寡兄弟，四海一子由”；“与君世世为兄弟，再结来生未了因。”
　　 然而，当兄弟二人相聚在彭城，写同题“作文”的时候，苏轼的和诗却明显逊于弟弟。苏辙的《会子瞻兄宿逍遥堂二首》写到：
　　 （一）逍遥堂后千寻木，长送中宵风雨声。误喜对床寻旧约，不知漂泊在彭城。
　　 （二）秋来东阁凉如水，客去山公醉似泥。困卧北窗呼不起，风吹楹竹雨凄凄。
　　 很久以来，我一直觉得苏辙的诗文不过是躲在苏轼后面的小弟弟，能列在唐宋八大家之内，主要是沾了哥哥苏轼的光，可是后来苏辙的文章读得越多，这种观念就改变的越多。连洪迈在《容斋随笔》中也专门提到这两首诗，评价说，长歌之哀甚于恸哭。
　　 而苏轼的和诗却逊色多了：
　　 （一）别期渐近不堪闻，风雨萧萧已断魂。犹胜相逢不相识，形容变尽语音存。
　　 （二）但令朱雀长金花，此别还同一转车。五百年间谁复在，会看铜狄两咨嗟。
　　 在这里，他又重蹈了流转太快、翻空出奇的覆辙，从而使整个诗篇显得情意不足，不论是诗文的学术成就还是真情实感，都输给了弟弟苏辙。
　　 苏轼被贬谪到海南岛之后，追和了好多陶渊明的诗。其中不乏佳作。不过，把苏轼和陶渊明的诗放在一起读，两者之间的区别就太明显了。除了偶尔几首比较出色的诗之外，苏轼的和诗，就像个屁股坐不住的孩子，而陶潜才是成年人的气象。当然，如此进行比较，对苏轼是绝对不公平的，陶渊明是隐逸之宗，而苏轼是豪放派诗人，把两个人放在一起，就如同把瑜伽运动员和篮球运动员进行比较，自然差别巨大了。
　　 赵翼在《瓯北诗话》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尤其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为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而其不如李、杜处亦在此。”
　　 在这里，赵翼将苏轼诗的长处、短处讲的清清楚楚。长处就是爽如哀梨，快如并剪。然而，这同样是他的短处，那就是情感流传太快，不像李杜的诗歌那样值得深深咀嚼。
　　 因为这个原因，我对居士的诗词产生过怀疑，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笔者都认为文人的情思应该越纯粹越好，越厚重越好，越不食人间烟火越好，直到我读到一些人的作品，了解到一些人的生平，然后有了不同的见解。
　　 网友笛子，是我遇见的至性至情，又黯然自敛的人。她说前一阵子是最艰难的时候，奄奄一息的，瘦了接近10斤。这期间写的《鹧鸪天》叫人含泪：“旧怨新欢久费猜，磨轻病骨委苍苔。系襟枝柳风前柱，转首山盟眼底埃。无可恨，有沉哀。屏间相避况蓬莱。此生拼到柔肠断，犹检残香爇尽灰。”
　　 其实我也有过艰难的时候，在外边工作一年，整整瘦了三十斤，进门的时候，妈妈都认不出我了，一个劲儿地问，咋瘦了那么多，黑了那么多？那种无可奈何，又无处可诉的痛处，只能希望今生再不会遇到。
　　 那时候，整个人被莫名的伤感所包围，觉得自己绝对是个至情至性的人。可惭愧的是，因为没有笛子的才情，根本没有写出什么东西，反倒是走出那段阴影，生活经过沉淀、思想经过沉淀之后，写东西的水平才有所提高。
　　 为什么自己会这样？笔者的感受是，那时候自己被小我所缠绕，不自觉陷入琐碎当中，在这种情况下写出的作品文字，不自觉就陷入小我当中，又如何能打动别人？
　　 然而，纵观历史，并不是只有那些大气磅礴、豪情万丈，又或者胸怀天下、忧国忧民的文人才会写出好的作品。有几位很优秀的诗人（词人），他们的诗作几乎只关注自己的生活。比如隐逸诗人陶渊明，比如婉约词人晏几道，还有诗僧寒山和白话诗人王梵志，写出的文章同样很有味道。然而，这几位诗人（词人）的写作有一个相似之处，那就是淡而有味，虽然生活不幸、遭遇坎坷，可是写出来的词句并不是要死要活那种。倒是花心的元稹，三首怀念妻子的《遣悲怀》写得痛彻骨髓，反而让人忍不住怀疑。
　　 网友笛子，是我最欣赏的文友之一，因为她的作品，有一种直击人心的力量。从她身上，我学到了很多东西。然而，在欣赏她的词作的同时，又为她的身体担心，因为笔者感觉得出，她确实是在用生命写词。真害怕那一缕风就能吹走的柔弱，更怕她久溺于自己营造的氛围难以自拔。
　　 读苏轼文章的时候，看到他对于自己的遭遇，用笔总是很清浅，不肯深刻着墨。就奇怪居士为什么对自己遭受的苦难如此淡漠？难道那不是很好的诗词题材？
　　 然而，当我对照笛子的情形，又觉得东坡居士实在是个智者。一辈子坎坷远超过李杜的苏东坡，如果不是超脱了现实生活的困苦，那么在“乌苏台诗案”之后，也许就变成祥林嫂那样悲悲戚戚的“凡夫俗子”，甚至可能会像柳宗元等人一样壮年早逝，哪里会留下后来“大江东去浪淘尽”这样豪放天然的名篇，又何以让无数后来人景仰、膜拜？
　　 古人说，读杜甫的诗，要耐得住拙句、狠句，于是，今天网络上一些作者在写诗歌的时候，便开始追求极致，而追求极致之后，便经常陷入小我，这是笔者所不赞同的。毕竟，所谓唐音，就是浩浩荡荡、天籁之音，所谓宋理，就是从寻常事件中得到升华，总结出人生道理或者哲理，这才是古诗词写作的正道。
　　 在这里，面对诗歌写作就出现了一个悖论：人没有纯粹的情感，就难以写出动人的文字，而陷入纯粹的情感，却容易迷失在小我中不能自拔，那么这个矛盾该如何解决？其实古人早就在各种诗文当中给出了答案。
　　 在过去，不论是隐逸宗还是豪放派，都把目光转向了酒。酒是小我与大我最好的媒介，借着酒，那些诗人、词人从现实生活中解脱出来，使纯真与洒脱连接在一起，使大我与小我得到和谐统一。
　　 于是，今天的我们就看到，酒量不大的苏轼喜欢喝酒，李白、杜甫、白居易离不开酒，连晚年遭遇不幸，吃饭都成问题的陶渊明，也是“顾影独尽，忽然复醉”。
　　 用酒做媒介，是古人寻求创作灵感的法子，不知道你的方法又是什么？又如何以小我为基础，在诗文中完成了小我与大我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