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时故乡的小村中有40来户人家，由于当时生活水平还不高，没有谁家能盖起砖瓦房，而是全一色的泥土房，家乡人叫“土平房”。
　　 这土平房建起来比较简单，除了几根木柁，十几根木柱子，几十根木檩子，再加上百十根木椽子，其余几乎全是泥土，墙是土坯垒的，房顶是泥土抹的。可那土不是一般的泥土，垒墙的土是土层以下半米深挖出来的黄土，这土比较有黏度干了后很坚固；抹墙的土是掺了谷草的比较粘的土，这土因为掺了稻糠而不容易干裂；抹房顶的土是草甸子上拉回来的碱土，这碱土遇水板结渗水性极差，把它和成泥抹在房顶上，再加上房顶有个较缓的坡度，雨水不往下渗透，而是流向房檐淌走了；冬天厚厚的碱土又可以防寒。可就是这个又光又平的最大不过几十平方米的房顶，却成了我小时候的乐园。
　　 家乡的那片土地可真是太平坦了，平到连一个小山包也没有，因此家家的房顶便成了村子的至高点，有时想看看村子周围有个什么事情，爬上房顶瞭望一下就一清二楚了。那时社员都在生产队参加集体劳动，有时家中有点事想看看大人在哪块地里干活，爬上房顶四处环顾一下，便看到了那劳动着的人群。正月里，听说邻村办的秧歌队要来村里演出，人们急切盼着快些来，常打发小孩爬上房顶去看，当那上房的小孩喊一声“唱秧歌的队伍来了”时，村子里的人们立刻沸腾了，房顶成了小村的瞭望台。
　　 到了秋天，房顶的用处也不少。向日葵收回来了，为了防止放在院子里鸡啄猪拱，就把一个个圆圆的向日葵头甩上房顶，人们找根木棒坐在房顶上敲打起来，打下的向日葵籽粒顺便摊在房顶上晒着，打完的向日葵头便又从房上甩了下去，当鸡们猪们一窝蜂似的跑过来乱刨乱拱时，它们只好枉费心机空欢喜了。到了大粮收下来时，人们也常常把打好脱成粒的玉米高粱摊在房顶上晾晒或穴在房顶上一些，不仅可以防止鸡鸭损害，还干的非常快。这时候，房顶又成了一个晒谷场。
　　 我七八岁的时候，一年四季总要爬上房顶好多回的。除了上面说的原因，还有两个理由：一个理由是捅烟囱。烟囱在房顶的左前角上，烟囱连着火炕，农家一年四季烧火做饭，烟熏火燎的，烟筒动不动就不畅通了。烟囱不通烟就憋在屋里走不出去，每当这时正在做饭的母亲就被呛得边揉着泪眼捂着鼻子，边喊我快上房顶捅烟囱。每当这时，我便以最快的速度爬上房顶，操起自家早已预备好的长长的大木头杆子，用尽浑身力气捅下去，一会儿烟囱通了，烟放走了妈妈边做饭边表扬我。我也像立了功受了奖一样，非常有成就感，似乎房顶成了我的用武之地。
　　 还有一个理由，就是上房顶去看父亲回来没有。父亲在村中是被认为能说会道，有办事能力的人。因此，生产队有些“外交”方面的事常派他出去办，如去县城联系买个生产资料了，到离我家七八十里的前郭尔罗斯蒙古自治县去联系打草的草场等等，有时当天就回来了，有时要两三天，有时则要一二十天。每当这时，我们全家就盼望父亲快些回来，盼也没别的办法，就是上房顶去看，有时一天上去好几遍。那时上房没有梯子，就是踩着墙头往上爬，有时爬不好就会掉下来，我也掉下来过，但没有摔坏过，因为那时候小，筋骨有弹性。平时母亲尽量不让我爬墙上房顶，可每当这时，母亲也不管我了，每次我去爬墙上房，母亲总是微笑着嘱咐说：“小心点，别摔着。”我盼父亲回来，一个是时间长了真的想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父亲常能从界外的三姨家带回些如粘糕之类的吃食，还有大草甸子上那通红的蒲棒，还有他用鞑子筋草编的小笤帚等，那些东西是很好玩的。
　　 房顶不仅给农家生活以不少方便，给我的生活带来不少乐趣，还使我懂得不少道理。记得我刚刚懂事时，大人就常常说起：人要站得高些，看得远些。可什么叫站得高看得远，怎样才能站得高看得远，我还是不明白。后来爬上房顶，才懂得了站得高确实是看得远些。可是，在人生的道路上，在现实的生活中，在世事的处理上，真正能够做到站得高些，看得远些，就绝没有爬上房顶那么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