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我在海岛部队当兵时的一位老首长，我22年的军旅生涯，有10年是在他的麾下度过的；他是某海防部队的司令员——王诚；他已经逝去多年了，可他的高尚品德我永远不能忘怀。
　　 那是他离休多年以后，我已经转业到地方工作了，忽然得到消息，说他得了肺部肿瘤，我惊讶得很，因为在我的印象中，像他那样的好人是不应该得那种病的。可是，病魔似乎是一个不分好坏人的怪物，竟然让一些好人也得上不治之症。呜呼！
　　 他手术以后，我同爱人去他家看望他，他的情绪仍然像以往那么乐观，他掀起衣服给我看手术的部位，说：“手术非常成功。是在部队组织打坑道时，得了矽肺病，不手术不行了。”
　　 我听了他的话，深为他的那种乐观情绪所感动，但我怎么也抑制不住感情深处的悲痛。因为他老伴已经告诉我，他患的是肺部恶性肿瘤，全家都知道，只有他自己不知道。尽管我很难抑制自己的悲痛，但我绝对没有权力也没有勇气表现出来，我还是非常耐心非常有信心地劝慰他：“老首长，没有问题，凭你的乐观情绪，凭你那健旺的体魄，什么病也会被你战胜的。”此时，我完全相信，谎言已经成为一种安慰，一剂良药，甚至一种武器了。但是，没有什么能战胜事实的，经过又不到一年的时间，他终于走了。尽管人们不愿相信。
　　 之前的正月初三那天，我和夫人去给他一家人拜年，他老伴告诉我，又住了一段时间医院了，回来过个春节，初二又回去了。我们从他家出来，赶去医院看望他，只见他已经非常的消瘦。他还是很平静地告诉我们说：“180多斤的体重，现在只剩100零几斤了。”尽管如此，他两眼仍很有神，精神仍很好，尤其那只大手，与我相握时，仍然是那么有力气，给人的感觉不像一个病人。谁知仅仅过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当我再一次去看望他时，他已处于昏迷状态，弥留之际，连话都无法讲上一句了。也就是在那一天，他走了。致命的疾病，常常令人无可奈何，否则，凭他那乐观的情绪、健壮的身体，是不会在70多岁的年龄上就逝去的。
　　 他是20世纪四十年代初从苏北参加革命的新四军老战士。他战斗非常勇敢，参加过皖南战役、四保临江、辽沈战役、抗美援朝。回国后，又一直在海岛上工作了20多年。20世纪60年代末我当兵上岛时，他已经当了守岛部队的司令员了。他当司令员的10年间，我一直在政治部宣传科做宣传干事兼党委的理论秘书，正是在辅导党委班子成员学习马列著作的那些朝夕相处的日子里，他给我留下了非常难忘的印象。
　　 他在党委班子中的资历是最老的。党委书记、政委李树臻是解放战争初期入伍的，比他年轻。但他从不以老自居，也不居功自傲，在很多问题上，他都非常尊重政委的意见，以党的利益为重，以大局为重，不计较个人的尊卑得失。我记得他常讲的一句话是：“按政委的意见办。”由于他带头维护党委一班人的团结，使这个班子在长达近10年的时间里一直团结较好，是当时的外长山要塞区、旅大警备区和原沈阳军区的先进党委。为此，他还被选为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去北京出席了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回来后，给全要塞区团以上干部传达会议精神。顺便多说几句，由于这个班子非常团结，工作成绩突出，到了1979年春天调整班子时，王诚司令员等因年龄原因离职休养，政委李树臻升任要塞区政治部主任，后至副军职离休。副司令员张德庆升任要塞区副参谋长、守备一师师长、后至旅大警备区司令，正军职。副政委高孟卿也由正团职升为政委、要塞区纪检专员，副师职。
　　 我刚做党委理论秘书不久，就赶上毛泽东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号召全党“认识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指示发表，于是在全党全国全军中高级干部中掀起了学习马列、毛泽东著作的高潮。我开始接受了为他们辅导讲解《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帝国主义论》等著作的任务，对这些马列经典著作，我自己从未接触过，从历史背景、一些名词概念到基本观点、立场和方法，我自己都弄不大懂，可怎么给这些领导讲呢。为了完成任务，我反复阅读原著，靠着那本厚厚的《苏联大百科全书》和一些参考材料，“现买现卖”，尽管如此，他和党委的其他成员都像学生一样，认认真真地听讲，不明白就问，一丝不苟，而且每当我回答不了他们的提问时，他们都鼓励我，不要紧，再回去查查资料。每当这时，我都受到很大的鞭策，决心刻苦攻读，努力做一个合格的理论辅导员。由于他们谦虚好学，理论联系实际，党委的学习经验先后多次在外长山要塞区、旅大警备区和原沈阳军区的会议上做发言交流。王司令的文化不算高，由于他刻苦好学，在很多问题上，他都有很深刻地理解，并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
　　 那年春天，我准备下岛结婚，当他知道了这个消息时，一边向我表示祝贺，一边拿出20元钱，说：“买个床单子吧。我没有布票，你自己出布票。”那时是票证年代，因物品短缺，买布、粮、棉、糖、油等都要凭票。我实在不好意思，说什么也不拿。要知那时20元等于我一个月工资的三分之一呢，别说一个床单，买三个也够了。可他执意要我拿着。可当我结婚回来时，竟连几块像样的喜糖也没有带给他，因为买糖要票，没有糖票想买也买不到。那年8月，我爱人上岛探亲，住在招待所里，王司令知道后，关心地问吃住怎么样。一天晚饭后，他派警卫员小李给我们送来二斤白糖。当时白糖供应很紧张，定量供应给集体食堂和领导干部。又过了几天，他又派小李给我们送了一个大西瓜，那时岛上没有西瓜，是用船从大陆运上去的，有时花钱也买不到。我爱人是大连人，大连姑娘找个海岛当兵的，探亲上下岛还要漂洋过海，遇上风浪，晕的死去活来。可当她看到首长这么关心我们时，既高兴又受感动，鼓励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安心工作，不辜负首长的关怀。过了不到两年，她便带着我们的女儿随军上岛了，这是在她感到了部队大家庭的温暖后，才下决心从美丽的大连来到黄海深处的小岛。
　　 王诚司令员在海岛部队工作了几十年，在他领导下和在他身边工作的干部战士很多很多，受到他教育、帮助和关心的同志岂止我一个，很多同志都有着与我同样的感受，因此，每当人们在一起提起他时，都异口同声地说：“王诚司令员，好人啊！”
　　 那天，在向他做最后告别的仪式上，去了好几百人，上至军级的老首长，下至当年他的老部下。我和爱人也去送别他老人家，我们也同大家一样，沉浸在一种悲痛之中。但当我们看到那样一个隆重庄严的场面时，心中又产生一种慰藉，这不也是大家对他老人家的一种承认一种热爱一种景仰吗。
　　 著名的美国诗人惠特曼说：“‘生’，就是耕作，‘死’，就是收获。”他老人家去了，他确实也收获了，收获的是人们的怀念，人们的崇敬。而这恰恰是一些人很难收获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