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香】王老师(散文) ——忆童年 之二
王老师是我小学二年级至五年级的班主任,也是我的数学老师,体育老师,自然老师,还是我们小学的校长。
再一次联系到王老师是去年的初秋季节,时隔二十三年。当王老师的视频画面进入我的眼帘时,一种莫名的震撼,一阵难以抑制的悲伤,如清冷的秋风一般,迎面袭来。老师已经年近耄耋,而我已近不惑,岁月荏苒,光阴蹉跎,想来让人不禁感慨万千。
一
九十年代初期,大西北的乡镇公路依旧是两车道宽的沙子路,拐进每一个村口开始,公路变成了村道,沙子路随之也变成了黄土路,坑洼不平。
进庙庄的村道,首先要溜进一条终年不见流水的沙河滩,然后突然一个“黄龙抬头”,道路转而蜿蜒直上,直到进村,足足三五公里,几乎全是连续上坡的黄土路。道路一侧是悬崖,一侧是大山。两米半宽的村道上罕有机动车,偶有手扶拖拉机突突突地爬行,便足够打破整个村子的宁静。自行车是那些年里所有人出行的唯一交通工具,虽然出村可以“一骑绝尘”,身后尘土飞扬,但进村却基本全靠推着走,如若遇到秋雨连绵的季节,进村的泥泞路上,三三两两车骑人的情况也绝不稀罕。
王老师的家在距离我们村小学有四十多里山路之外的白城镇,这个距离放在今天的轿车轮子下,放在当今村村通的柏油路上,最多也就一支烟的功夫。但在那个交通不便的年代,靠着一辆二八大杠爬行泥泞崎岖的山路,这个距离绝不算近,加之道路险且阻,所以王老师若要每日来往于家校之间,显然是不可能的,于是王老师成了我们小学里唯一一位住校的老师。
王老师的宿舍、兼办公室,是一间及其老旧、破败、不到十平米的砖瓦房子。宿舍紧挨着学校高高的院墙,墙边又长着几棵高大的白杨树,把原本就不多的阳光遮挡得严严实实,屋内终日昏暗阴沉,紧挨着窗台下摆着的一个朱红色老桌子,是整个屋子里唯一的木制家具,也是王老师的办公桌,上面堆满了我们的作业和他的教案。桌子对面是一面三尺宽的土炕,炕上叠放着简单而朴素的一床铺盖,安置在屋子正中央的火炉子,将烟囱直接伸进了土炕的填料口,炉子里冒出来的浓烟,顺着铁皮烟筒,钻进了炕洞,再顺着火炕的烟囱飘向屋外。王老师的炕就是靠着炉子里的这点炭火烟来取暖的,这是唯一和老百姓家的火炕不同的地方,或者说不得不同的地方,毕竟老百姓家里可以用干牛粪填炕,但王老师单身住在学校,没有这些上好的燃料。王老师从来到庙庄小学,既任校长,又负责带课,就在这样的环境下,独自一个人住着一间小破屋,吃着每天自己煮的面条,一干就是十年,但简陋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完全没有影响王老师的工作和生活。在同学们的眼里,王老师的生活可滋润呢。
王老师与我父亲年纪相仿,初到庙庄小学的时候,已经快五十岁了,所以记忆中的王老师虽然永远梳着一头整齐的大背头,但也许是年龄所致,也许是工作劳累,导致发际线严重后退,宽大的额头足足可以放得下两三个我的小手,当然我不可能真去丈量王老师的额头到底有多宽,只是这个宽大而锃亮的额头,加上终年一身板正的藏青色中山装,至今依旧记忆犹新。
小学五年的人生启蒙求学中,王老师做了我四年的班主任,教了我四年数学,我也在王老师的手下,做了四年班长,得到了四次三好学生。也许对于王老师而言,那四年只是他三十多年从教生涯中的一个小小的片段,我只是他数千桃李中的一个小角色,但对于我而言,他却是唯一一位教了我整整四年的老师,更是唯一一位对我颇为认可的恩师。因此,虽然后来中学、大学遇到了很多老师,但真正能让我有主动想去联系的,王老师是仅有的一位。
艰苦而简陋的教学环境下,教给孩子们的不仅仅是课本上那些有限的知识,更有关于做人,做事的准则。这是我后来再三琢磨,可以写给王老师的、自认为最准确的评价。王老师平凡,一如所有八九十年代的乡村教师一样,指甲缝里藏着泥土,也藏着粉笔灰,但心底里却亮着一盏蜡烛,这也许是王老师最真实的一面。
二
在我的心里,王老师更是个当老师的农民。
王老师和当年所有的乡村教师一样,并不像当今的教师那样过着“脱产”的生活。他四十多里之外的家里,依旧牛羊车马,小麦豌豆,一如普普通通的农民,只是他将这些统统交给了自己留守在家的妻子,只有在周末回家的两天,才能起早贪黑,把自己扎进黄土飞扬的田间地头,替妻子尽可能多地做一些农活,待周一回到学校时,依旧一身板正的中山装,光亮的大背头。虽然我们看得到王老师刻意地打扮,但我想他忘记了他指甲缝里的那些泥土,早已偷偷告诉了孩子们,这个周末他并没有过上清茶报纸的生活。半工半农,是那个年代里所有乡村教师的生活常态,王老师也是一样,他就是个农民、地地道道的农民,周末和每年的暑假,他的心理盘算的是家里的一亩三分地上能打出多少粮食,而除此之外的时间,他不得不跳出农民这一角色,无时不刻地盘算着自己在庙庄的营生,以及庙庄的那一百多个挂着鼻涕的孩子。
他一边种地当农民,一边兢兢业业做老师,还是一百多个孩子的保姆。
清贫而闭塞的庙庄人,在孩子的教育上并没有参在太多“矫情”的成分。今天想来,当初的庙庄人,把孩子送进庙庄小学的目的,可能并非仅仅为了求学那么简单。教会做人,教会生活,替庄稼人照顾一堆放养惯了的孩子,更是王老师最重要的工作,如此想来,其余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理解起来就没那么难了。
“鼻桶”,男,小个子瘦身板,终年踩着一双露着脚拇指的条绒布鞋,身穿一件由藏青色褪成了灰白色的小上衣,因成天吊着两桶鼻涕,因此同学们私下里给起名“鼻桶”。“鼻桶”是我们班最“厉害”的角色,女孩子都怕他,见之,便早早躲着走,她们早就受够了那些突然飞来的小刺球;男孩子都顺着他,敬而远之,“鼻桶”随手甩出的鼻涕早就把所有男生恶心透了。但“鼻桶”却从不思悔改,隔三岔五与高年级学生打架更是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了,常常被人家打得鼻血横流,却不见流一滴眼泪。
王老师对“鼻桶”也是头疼得很,一次次劝导、一次次教育都无济于事,王老师最终选择与家长见面。
那日秋雨刚过,“鼻桶”再一次带着满身和满脸的泥水,站到了教室门口,王老师站在讲台扭头看着,竟然不再批评,也不再问他缘何如此,只是回头看了看教室里的大家,半晌,道:“班长,你上来把这三页练习题抄到黑板上。大家都照着班长抄写的题目,抄到自己数学本上,一个个解答,放学后交给班长,送到我办公室里。”说完,出门牵着“鼻桶”出了校门。
那天,王老师带着“鼻桶”去了他家,我踩着板凳,抄了满满两黑板数学题,漫天飞舞的粉笔灰,让我像一位学识渊博的老师。同学们笑着低声喊我“王老师,还没完啊?”
那日,王老师直到放学才一个人回到学校,两手背在身后,一言不发走进了教室,看着黑板上密密麻麻的数学题,看着教室里我一个人给自己的本子上抄题,似乎满怀歉意地笑了笑:“王,回去吧,带着我的书回去抄,明天还给我就行了……”
那日之后,王老师的口袋里总是揣着一把草纸,“鼻桶”的鼻涕少了许多,打架也少了许多,王老师每次看着他,目光温柔了不少,不过叹气声依旧不减。不过奇怪的是,王老师竟然会隔三岔五带“鼻桶”去他的宿舍,而且总是在午饭的时候,这让所有同学都无限好奇。
后来听“鼻桶”的邻家伙伴说,那日“鼻桶”带着王老师去家里,他父亲先给王老师倒了一杯茶,然后牵着“鼻桶”到屋后面先一顿毒打、待收拾完他家这个“鼻桶”后,才进屋和王老师“促膝长谈”的。我一直对那日王老师和“鼻桶”父亲谈了什么心怀好奇,但又没什么渠道打听,不过我从一次帮王老师改作业时,王老师的一句叹息中,似乎听到了点关键。王老师说:“指望他学啥嘞,人家爹妈原本就是交给学校,交给老师,图个有人看娃娃麽,咱没给人家看好,还让娃娃挨打,我这校长没当好……”
“鼻桶”和我同班五年,直到毕业,和我一起考进了县一中,再一起上初中,考高中,上了大学。我们班四十多个浑身沾满黄土的孩子,最后和我一样成功跳出了农门的,有三十多人,“鼻桶”就是其中之一。这似乎有些不可思议,至少在我看来完全是意料之外的。不过王老师怎么想,我一直没机会去请教。
那些年里,几乎没有哪个学生没吃过王老师烤的土豆,也没有哪个学生没让王老师擦过鼻涕、系过裤腰带。后来我们同学各自成家立业,偶有一次春节碰到一起,大家心照不宣地相互“嘲笑”一番。
山虫张说:“鸭子,你当年让王老师擦屁股,羞不羞?”
鸭子李回:“你的鼻涕都把王老师手指头糊住了,好意思说我?”
野兔刘附和:“要说,这些年不管吃啥山珍海味,都没有那时候下午快放学那会儿的那一口王老师的烤土豆好吃,香啊。”
“鼻桶”一声长叹道:“是啊是啊,要是当年没老王的烤土豆,要不是当年老王护着掩着,我估摸我不是被我爹抽死,就是饿屁了,还考啥学……”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调侃中带着感慨,感慨中带着怀念,唏嘘不已。
三
自上中学开始,以直到大学毕业,整整十年时间,因电话尚未普及,信件也经常中途丢失,慢慢地,我们和王老师断了联系。后来偶尔听老家人讲,王老师调离了庙庄,回到了他们镇子小学了;后来又打听得知,王老师退休了,住在县城儿子的楼上,每日在街边下棋打牌,黑头发没了,额头更大了……
但这些都仅仅是“听说”而已,我所熟知的所有同学中,没有一个人有王老师的联系方式,更没见过王老师。这些年,大家都忙于自己的生计而天南海北地奔波,老家,早已成了一间旅途中间的歇脚之地,故人,早已丢失殆尽。
二零一八年深秋,我得空回老家探亲,鸭子李听说我回来了,满心欢喜地跑来我家,神秘兮兮地喘着粗气,似乎要告知我一个天大的秘密一般,许久才憋着激动张口道:
“老班长,你猜我前几天赶年集,在县城的春联店门口碰到了谁?你猜,你猜!”
看着鸭子一脸的神秘,我脱口而出“老王?王老师?”
“对,对,你咋知道滴?哎呀,这事儿太巧了,我给你说……”
鸭子唠唠叨叨,前前后后,给我讲述了偶遇王老师的所有经过,连他那天买了啥都说了,我实在等不住他说到关键点,便打断他的“演讲”,问道:“电话,电话,留下电话了没到底?”
“电话?哦,留了留了,对了,那啥,发个红包先……”鸭子一脸得逞般的坏笑。
那天,我被鸭子“讹”去了十块钱,加一包中华烟,换来了王老师的电话号码。鸭子收了红包,揣着烟,一只手抚摸着被我踢疼了的屁股蛋,骂骂咧咧地一溜烟去了野兔家继续“要红包”去了,我知道鸭子今天得大赚一笔了,这小子这些年做生意,猴精猴精。
我盯着那一串号码,犹豫了再三,终于拨打来了出去,三声盲音后,电话的另一端传来了一声恍若隔世般熟悉而又沧桑的声音。
“谁?你是,你是王啊,哦,你咋知道我的电话了,哎呀这么些年了,你过的都好着吗?工作怎么样?结婚了没有?”
“哦,挺好挺好,工作顺心就行,身体要好啊?一定要保护好身体,你从小瘦弱,不知道现在胖了没,总之要健健康康的啊!”
“二十多年了,你们都还记着我,老师我很自豪,你们都是我的自豪,你们都个个有出息,老师我就很满意……”
王老师的声音像极了父亲,沧桑而厚重;王老师的话像极了父亲对他的孩子的嘱托,充满着牵念,还有发自内心的自豪。听着电话,双眼生疼。
自那之后,我总会在逢年过节,或平时自己有作品的时候,给老师发个微信,问候问候,老师也会在第一时间回复简单几个字“好,很好,都好,你也要好好地……”
能时隔二十年,再一次联系到王老师,让我备感安慰,这大概就是所谓的缘分,我与王老师的缘分始于懵懂少年时,而今老师已逾古稀,我也年近不惑,我们虽相距千里,能以先进的通讯方式面对面,聊生活,聊工作,再一次听王老师的鼓励和教导,想来,绝对是人生之一大幸事。
我的童年记忆里,有许多值得我去永远记在心里的人,有些人给了我走出农门的物质基础,他们是我的亲人;有些人给我了人生的精神奠基,他们就是我的老师,这部分人里面,王老师如一尊矗立于心底的高山,占据着我绝大部分关于师生之情的领地。
忆童年之我的老师,首先想到的是王老师,以及王老师的那间破旧的宿舍。那倔强的腰板,他给我们的那些微不足道却细致入微的,关于知识,关于做人,甚至关于生活的点滴。
忆童年,忆王老师,并得以忆那些最懵懂的岁月。
现在想起那些没有学历和好待遇的老师心里总有说不出的滋味,也许是可怜他们吧,或许是敬仰和佩服。我们应该去看看当年的老师,但有几个能记起童年的启蒙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