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时常想起八十年代初期经商的那些事。那时，货物流通领域刚刚放开。一时间，全民经商大有风头正茂之势。稍微头脑活络的人，都跃跃欲试，琢磨着搞点来钱快的副业。每想到此，也就常常想起一个人，他就是小陈，我对他充满了感激。
　　 那年我们单位新来了位领导，他家属是上海人。一天，我跟他去上海考察，看能做点什么生意。
　　 上海是大都市，我们这里是海边农村，能互相做生意，用时髦话叫优势互补，用大实话说白了，其实也就是农副产品购销。
　　 虽说领导夫人娘家在上海，是上海人，我们是和上海人做生意。宏观上不错，但微观上，落实具体，和谁做？却还是两眼一抹黑。就像我家住县政府隔壁，可县长他是全县的县长，我住得再近，也不过是全县人民之一而已，他也不会特别惠顾我。
　　 我们跑了几个菜场，人家市场经理看我们穿着土气，说话乡气，稍瞄瞄，就发现我们不是做生意的码相。这里就想起一个笑话，说的是城里驴子和乡下驴子的差别。两地驴子放院子里，分不清城里还是乡下的。但进一次城，立马分得清城是城，乡是乡，分得清清白白。原因是乡下驴子进城，胆战心惊，畏首畏尾，听到个喇叭响，也要吓一跳，非得回头望个明白。而城里驴子，则老沉多了，大气洋洋，你喇叭再响，它依然走它的路。
　　 我们这两头乡下驴子，特别是我，第一回近距离接触大都市，确很有些刘姥姥初进大观园之态。考察无果，准备打道回府。我难得来一趟上海，领导毕竟是上海女婿，属半个上海人，他来的趟数多。人之常情，他带我逛逛南京路。逛到个南货店，看腌制品柜台人头攒动。我们过去相相“伢儿痴”，原来是在抢购糟泥螺。新上市的糟泥螺，一块五毛钱连螺带卤一小勺子。估足了算，一勺也就三十来只罢了。我们惊讶不已，说离家十里路，各地各乡风。在我们乡下不当好的，他们当个宝，我们那几毛钱一斤。我们说的无心，但被一个有心的听到了。他搭讪着，问我们是苏北哪个县的。我们领导用八成熟上海话和他聊了起来。那人一听沪上口音，热情度陡升。他说他姓陈，是负责进货的。最后他给我们留了电话号码，叫我们回去立即着手收泥螺。
　　 踏破铁鞋无觅处，来得全不费功夫。我们歪打正着，立即买车票往回赶。回来后，马不停蹄地到海边联系取泥螺的船户。
　　 货源找到了，联系南货店小陈。他好像比我们还高兴，还迫切。这泥螺壳比鸡蛋壳还酥脆，用什么家伙什盛呢。我们一愁莫展，他出主意说：“你们用油布垫车厢上，泥螺直接倒油布上，晚上发车，凌晨五时前进上海，下完货七时前出城。”
　　 我们每个人亢奋，激动。雇辆车，在大海边和船户谈好价格，过磅装车。收拾消停，天色将晚，顾不着回家换衣服，随车出发了，心想反正明早又从上海回来了。
　　 理想是丰满的，现实却很骨感。雇来的老爷车，还未开出县境，抛锚了。总算修好，过盐城朝南到伍佑，大约晚十时吧，总里程四百多公里，还未走四分之一，驾驶员死活不走了。他怕再抛锚，夜里前不巴村，后不着店的，夏天蚊子多，他可不想受洋罪。那时，驾驶员还属吃香行业人员。“坐进驾驰楼，高人一个头”么。没法子，住下吧。第二天催着，早早上路。一路走走停停，中午才上过江轮渡。下午2点，离上海还有一百多公里，又抛锚了。
　　 时值盛夏，烈日高悬。一丝风花也没有，时有汽车开过，才带些微风，刮在脸上降降温。掀开油布角，一股热气拍脸。看看泥螺，都亮壳了。所谓亮壳，就相当鱼死时间长陈腐了。收泥螺时，问船上渔民，碰到泥螺亮壳怎么办。一个老渔民认真地说，撒泡尿腌泡泡。我们轰然一笑，认为他是拿我们开玩笑。但他仍一本正经，不像玩笑话。当然，也可能是真的，但那是指个人拾的小规模的，十斤二十斤而言。我们这一车螺，一百泡尿都不够湿皮的。晃且这大热天，尿早变汗跑了，真想尿也干着急。
　　 车一停，地上就淌一滩卤，黄黄的，腻腻的。老爷车慢腾腾爬着，一路上洒下一条细卤带。
　　 引得后面几辆车的好心驾驰员超车提醒：“你们车漏油了。”
　　 我们还得感谢人家。领导与我急得就差背过气，俩人唉声叹气，第一回做生气，就不顺。何止不顺，我们这地方有句俗语：“买螺螺，贩螺螺，最后赚碗螺螺汤。”现在连汤都淌了，恐怕要赔得摸不着家了。
　　 下午四点，车修好了，却又不能赶路，要磨蹭到晚上八点才进城。
　　 那时，黑市场上才兴外国烟。出发前，我们偷偷在背地里买了一条走私“万宝路”香烟。到了南货店作坊处，领导和我顾不上掀油布下货，先散烟。那时好多回城知青才工作，小青年爱跟风。烟拿到手，都是先看牌子。一看是“万宝路”，兴奋不已。“啊烟，啊烟。”他们把外字喊成了啊字。好像这外烟是他们的外公，是他们的挚爱，像打了鸡血。
　　 气氛搞热络了，开始下货。原来上货时，我们加了不少卤水，泥螺是半浮在车厢油布里，现在卤流失了，泥螺被车颠得严严实实。这家伙壳经不起折腾，轻手轻脚，支点油布，松动散开，一点点一点点的朝下抠。小青年一发牢骚，我们立马递烟。就这样下了二三个钟头，总算捧出了手，装到了他们的桶里。
　　 一过磅，我们傻眼了。其实不过磅，我们也早傻过几回了。漏掉的全是重量啊，傻子也懂。虽说卖的泥螺不是卖的卤，但哪有这纯干爽的泥螺。再说这泥螺，简直成泥螺酱了。
　　 领导和我坐在那，像被审的囚犯，互相望着、一言不发。这时小陈问：“你们过磅单呢？”
　　 我连忙掏出一叠皱巴巴的“跑码单”。小陈算盘打得啪啪的。结出了数量，他直咂嘴。他一会看看领导，一会看看我。我俩死活不吭声。沉默了有五分钟，他说，这样吧，数量就按你们“跑码单”来，你们赚一千八百元。本钱，给你们带回接着收，这利润钱就不带回了。我这有桶，给你们一百只桶。按我们买的价给你们，十八元一只，以后就用这桶运来。
　　 啊，这哪是人生地不熟的第一次生意场结账，这分明是佛语伦音哪。未折钱，还赚了一百只桶。一千八百元，我们那时每月工资才三十五元，天文数字啊。我们耷拉着半天的脑袋，瞬间眉开眼笑。忙不迭地说：“行行。”领导朝我眨了眨眼，他去领桶，我留下结算。剩两人时，我递上一个信封，里面装着200元钱，压在他办公桌报纸下。这是在路上就议好的，是死是活，不说赚，能不赔就是烧高香了，心里最担心的是退货，如那样，真要投黄浦江了。
　　 小陈一见，连忙正色地说：“你这是干什么？我们做生意讲信用，讲诚意。不走歪门邪道。你们这样就不好了，以后谁还敢和你们做生意。”我看他一脸严肃，绝不是客气话，就讪讪地收起了信封。
　　 以后，小陈到我们这儿来过几趟，做成了好几笔生意。他常说，合伙做生意，不能眼睛盯着对方口袋看，两好合一好。他说得无意，我听得脸一红一红的，心里受到很大震撼。我估计，头回那次，他看破未说破。那次他如刁难我们，也就没有这后来了。此后，我们和他做生意，老老实实，足斤足两。双方推心置腹，合作愉快。
　　 一回生，二回熟。他每次来，给钱肯定是不收。那么给烟，整条的肯定是不要。给他一包或零头半包，他乐滋滋拿着。他也不讲究饮食，却欢喜吃小街桥头烧饼摊上的黄烧饼。黄烧饼就一包榨菜，他吃得津津有味，赞不绝口。你花五块钱，买五十只黄烧饼，让他带回上海，他比拾块狗头金还高兴。
　　 这人啊，怪不怪？
　　 贩泥螺的事已过去三十多年了。人说：“上年龄的人，三十天前的事记不得，三十年前的事忘不了。”
　　 说这话的人一定不是一般人。因为我记得清清楚楚，在路上抛锚时，我们在“跑码单”上加了一千斤，每斤四毛五分，共计四百五十元。而且是在“原版”上加的，天衣无缝。
　　 现在想来，还对小陈心里有愧。
　　 “你还好么，小陈，三十年不见，现在应喊你叫老陈了。”
　　 小陈姓陈，名建华。上海南京东路84号邵万生南货店采购经理，我常想起他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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