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初，江南小城最繁华的商业区域。一条街从老城东门的太平桥至下水门，沿城墙根，一半有店一半没有，叫做半爿街。城墙内称里半爿街，城墙外叫外半爿街。里半爿街旧有碗店、照相馆、酱园店、南货店、剃头店等十几家店铺。外半爿街，由于临江之便利，有一家豆腐店，一家肉店，还有一个终日市声嘈杂的菜市场。许多年后，那段明代就有的城墙拆除了，只留下叫“中水门”的城楼孤寂地站在那里，淡看春去秋来。那些店铺也不见了踪影，但街名却延用下来，在我迄今并不太长的人生旅程里，有关这条街的记忆恍恍惚惚。我记得它缓慢前行的样子，就像是一截截断残的画片，错乱地粘贴在我的脑海里。
　　
　　 一
　　 靠近下水门原来有个碗店，专卖碗盘、缸甏、坛坛罐罐。碗店门口有个补碗的摊子，补碗摊子其实就是一个梯形的柜子，柜子的抽屉里放着各种补碗工具。我不晓得补碗师傅的名字叫啥，因为大家不叫他名字，都喊他“小老俵”或“补碗师傅”，只知道他是江西人，三十来岁，瘦高个，皮肤有点白净，穿的虽然是粗布衣裤，但总是洗得清清爽爽，完全不像手艺人的样子，倒像个教书匠。
　　 补碗的行头很简单：小牵钻、小锤子、小錾子，形态各异的铜钉……在我的少年时光，温饱是件重要的事，瓷碗作为食物盛器，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谁家不小心摔破了饭碗，是舍不得扔掉的，因为修修补补总比买新的要便宜些。补碗师傅的技术也了得，小到酒盏，大到斗缸，只要不是摔得“八末粉碎”，补碗师傅都有本事使其“复原”如初。
　　 我家有只年份蛮长的碎隙碗（冰裂纹碗）摔成了几瓣，去补碗师傅那里修补，我站在旁边目不转睛地看补碗的每一个动作，一直看完修补的全过程。补碗师傅细心地将碎片对上茬口拼成整碗，接着用破布条固定，然后在接缝处“嗞咕嗞咕”地钻小孔眼（歇后语江西佬补碗——自顾自，大概就是这么来的）钻好小孔，一个一个钉上类似于订书钉的铜钉，最后，裂缝处抹上釉泥，一只破碗便重圆了。盛水，滴水不漏。这个过程在我看来有着太多的奥秘，于是对这种手艺有了浓厚兴趣。
　　 补碗师傅的另一样手艺便是在碗盘上凿字。那时人们买了新碗后，都忘不了请师傅在碗底凿上主人家的姓氏或名字，凿字的目的当然是为了留个记号，日后辨认区分。过去普通人家的碗盘数量有限，过年过节或操办红白喜事，隔壁邻居借碗借盘是常有的事，有了记号就不会弄错了。
　　 补碗师傅左手拿一支磨得尖尖的，极锋利的钢錾子，右手握把小锤子，在碗底一下一下地轻敲轻移，“叮叮当当”的工夫，麻麻点点的虚线字就凿好了，字虽然不怎地，但看起来一目了然。每当到了农历年底，添碗加盘便成了家家户户必做的功课，碗店里外也开始热闹了，买新碗的，补破碗的，买好碗后等着凿字的，生意好的忙都忙不过来。
　　 干活时，补碗师傅总是沉默的，他低着头不停地敲打，很少和人聊天，一旦说起话来也轻声细语的，他对待工作细致入微的认真劲很讨人们的喜欢，大家都放心把活交给他做。不干活的时候，补碗师傅也不像别人那样抽烟喝酒消磨时间，而是静静地坐着看会书，或者找张废报纸练练字，一个补碗的，咋这么喜欢看书写字呢？我对他充满了强烈的好奇心。
　　 那时候，我放学之后，总爱到街上玩，一来二去跟街上的手艺人都熟悉了。有次，我见到补碗师傅正在看一本旧书时，就央求他给我讲讲书里的故事，补碗师傅爽气地答应了。随后他微闭眼睛，绘声绘色地给我讲了一段《说岳全传》，一颗少年的心被一个精忠报国的岳飞感染得如痴如醉，一天不听故事就会觉得这天真得有点乏味。
　　 补碗师傅在我们这里，除了几个老乡没有什么亲戚，他忙着干活赚钱，一年到头也不回家。有一年正月，他从江西老家回来，带来了他的老婆，那是个黝黑强壮的女人，看起来很能干，听人说，老家田地的农活及家务活，全由她一个人操持。一起来的还有一个和我差不多大小的女孩，女孩长得眉清目秀的，和补碗师傅像极了，简直像一个模子印版印出的。补碗师傅的老婆带来好些冻米糕、麦芽糖之类的土货，那几天，补碗师傅不干活也不看书，有些兴奋地陪着老婆女儿，把老家带来的那些好吃的一家一家地送人，说：“这个是江西带来的，尝尝吧。”过了没几天，她老婆就带着女儿回去了，说是放心不下田里的稻子及家里的一些鸡鸭。
　　 正月还没过完，补碗师傅突然收到了一封加急电报，便急匆匆赶往老家去了。几天后他又回来了，只见他头发蓬乱，一脸憔悴，好像是换了个人似的。有人从他老乡那里打听到的消息，原来他女人在地里干活的时候，在一旁玩耍的女儿，不小心掉水渠里淹死了。经历了失女之痛的补碗师傅愈加沉默了，有时一整天也不说一句话，干活也不像以前那样干净利索了，更多的时候，他会停下工作，目光呆滞地望着天空。这样大概过了一个多月，有天中午，我上学路过碗店，发觉补碗师傅正在一件件收拾工具，有人问起原因，听他说，不干了，回家种地去。听说补碗师傅要走，我满脸沮丧地问他什么时候再来，因为那部《杨家将演义》他才刚刚讲了一小半。临走的时候，补碗师傅送我三册翻得有点皱角的《杨家将演义》，然后对我说，一定要好好念书，识字多了，小说什么的自己都可以看的。补碗师傅去哪了？他从我的生活中走出之后，就再没有了音讯。
　　
　　 二
　　 中水门城门口的南货店，店号“孙三房”，黑瓦、木板壁、马头墙，前面二层楼房，楼下店铺，楼上仓库；后面是几间小平屋，放杂物什么的。我父亲曾告诉我说，他小时候曾去店里买过咸鳓鲞、“明甫干”（墨鱼干）。每当夜色降临，商店都要上排门板，门框上下各有一道木轨槽，门板正好嵌入，一块必须挨着一块，哪一块位置错了，门就关不上，编好记号的一块块门板依次上好，然后架上一根长门闩，落锁，一天的生意便告结束。第二天早上开门，第一件事就是一块一块卸木板，卸下所有门板，整个店堂就一览无余了。
　　 店堂里有开洋、白鲞、虾皮、海带、鲨鱼干等海鲜干货的海腥味；也有荔枝、桂圆、红枣、黑枣、柿饼等果品干货的甜香，还有京枣、豆酥糖、蛋糕等糕点茶食的诱人味道。
　　 果品干货、糕点都是散装的，不像如今有精美礼盒包装。买去自吃的人家也极少，多数是婚嫁寿庆办喜事或过年过节送礼用。送礼必须“作”成礼包，没点技术还真作不好，所以店员必须练就一手作包的技能，会作“粽子包”“斧头包”“红斗包”“元宝包”等式样。
　　 礼包的通常以“斧头包”“红斗包”偏多，那是南货店里两种特殊的草纸包，“斧头包”一头薄一头厚，其外形与劈柴的斧头有些相似，“红斗包”上大下小，两侧对称的倒梯形状，很像农家盛米的量斗。礼包上覆盖的一张色彩鲜艳装饰纸（多数为红色）称作“招头纸”，印有“南北果品、四时糕食”字样，还印有店铺字号、地址等内容，有点广而告之的意思。
　　 这里的乡间旧俗，订婚当日，除了礼金之外，男方还要送给女方以红枣、莲子、冰糖、荔枝、桂圆、核桃等十个果品礼包，取十全十美的彩头；结婚前夕，送请帖邀请长辈吃喜酒时，也要随送几个礼包以示敬意，正月里走亲访友也少不了带上几个草纸包。
　　 那时，去孙三房买礼包，店员称好东西之后，会从柜下拿出一张很粗很厚的黄草纸和一样大小的白纸内衬，摊平，倒入称好份量的货品，折叠，然后坐实封口，三弄两弄就弄好了一个有棱有角的包头，接着覆张鲜艳的招头纸，最后利索地扯下纸绳捆扎。店里捆扎货品用的是纸捻成的细纸绳，绕成一个圆球悬于柜台上方，可以自由转动，要用时轻轻一拉一扯，非常方便。
　　 据街上老人说，孙三房原来的男主人，土改时作为工商地主被镇压了。女主人后来嫁给了店里的一个老伙计。但她仍不免要成为各种运动的斗争对象。我对这个孙老太太并不陌生，她与前夫所生的儿子，是我父亲最要好的同学，后来他做了我的化学老师。孙老师自学成才，他是县城里化学教得最好的一个老师，不过因为有个“黑五类”的家庭出身转不了正，一直是个民办教师。
　　 跟着大人去孙三房买东西，有时我会碰到孙老师，以及那个小心翼翼做事的孙老太太，这个老女人梳着老式的发髻，习惯于低着头，颠着一对小脚。彼时孙老师好像仍单身未婚，与他母亲一起住在店里原来堆放杂物的两间矮平屋里。
　　 年关将近，孙三房会提前预备一些礼包卖，作好的包头满满的堆在圆匾上，招头纸红红绿绿，一派喜庆繁荣的景象。
　　 那时，我们家对过年客人送来的礼包，是舍不得自吃的，有的要转送，有的要存着备日后急用。记得有年冬天，不知哪个亲戚送来一只荔枝包，母亲把它藏到了顶箱橱里，我们姐弟几个发现秘密后，便趁大人们不在，轮番抠开包头偷吃几颗，又若无其事放回原处，没几日那只鼓囊囊的荔枝包就成了个瘪纸包。那天，母亲取出荔枝包准备送人时，发觉草纸包瘪塌塌的，里面的荔枝已所剩无几，不免大吃一惊！姐弟几个也暗暗担心一场“暴风骤雨”的降临，或者是顾及食物贫乏的家境，佯装不知，或者是另有其它的原因，结果此事父母亲竟没有追究下去。
　　
　　 三
　　 照相馆临街的玻璃橱窗里，摆满大大小小装有照片的镜框，有人物肖像、双人照，也有全家福、集体合影。
　　 进门一个柜台，柜台里有营业员负责零售胶卷、照相开票、拿取相片。旁边还有个暗房，不时有照片从里面洗印出来。
　　 在柜台排队、交钱、拿小票、上楼、等待，才能照上相。顺着屋角“照相由此上楼”几个字的指引，前往楼上拍照的地方。去二楼的木楼梯没窗户也没电灯，常年墨黑铁塔的，要扶着栏杆摸索向前，那楼梯年头可有点长了，脚踩在木楼板上“吱嘎吱嘎”乱响。过了扶梯转角，楼上的一切豁然开朗了：一架立式木箱相机，上面覆块外黑里红的盖布，外拖个鱼泡泡一样的橡胶球；几盏高杆的聚光灯、侧光灯，像抗战片里鬼子炮楼上的探照灯似地亮着耀眼的光；几块绘有“三潭印月”“北京天坛”风景的画板，以及一些专供儿童拍照的木马、座车之类的小道具。
　　 那时，照相并不像现在一样繁琐考究，换身干净衣服，或站或坐在背景画板前，在照相师傅（那时很少有摄影师的称呼）的指点下，端端正正摆个架势就拍完了。稍微讲究一点，最多手里拿本杂志或捧束塑料花什么的装装样子。
　　 拍出的照片，全部是黑白照。当然也有人会要求“彩色”，说白了不过是相片冲洗出来后，在脸颊、嘴唇加了一点红色点缀，这样的“彩照”跟现在根本没法比的。
　　 照完相的人便会有一种惦记，希望早点看到自己的照片，因为并不是“立等可取”的，师傅会交给你一个小纸袋，纸袋上写着取件日期，到时拿纸袋去取相片。由于集中冲洗，所以照片最快也得一个礼拜才能拿到手。
　　 那个年代，照相算得上是件奢侈且隆重的事，但凡值得庆贺的重要时刻，如生日、毕业、工作、结婚、入伍、团聚等等，人们都爱拍照留个念想。而那时的我，却讨厌去照相馆。除了不上镜的之外，另一个原因，就是不喜欢被四面八方又热又刺眼的聚光灯照着。尤其不喜欢被面前一大堆站着的人围观，这些人一动不动地看着你照相，切切察察地指指点点。照相师傅还不时地纠正一下你的姿势：靠拢一点，自然一点。我对照相馆的感觉：灯光灼热，人声嘈杂。所以每次去照相，仿佛是拍一集电影，都有点紧张，几分钟下来就满头细密的汗水。
　　 邻居中有位照相馆上班的拍照师傅，姓骆，大家都称他为“骆先生”。因为骆先生的关系，所以我们拍的照片一般二三天就能取到。预先约好的话，骆先生也会提前上班或推迟下班时间，帮左邻右舍加班赶拍几张，那样就省去许多排队等候的麻烦，更少了众人围看的不适感。
　　 去照相馆照相的事，尽管过去了三四十年，但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似乎每张照片都有它背后的故事。姐弟仨的合影，是我读四年级那年的“六一”前照的。照片中小弟的那双凉鞋，是母亲走了十多里路，从一个亲戚家借来的；我身穿军装的那张照片，照片中的我，高昂着头，神情严肃，但那身军装又长又大。那次，回家探亲的同学邀我去照相，我羡慕同学的军装，所以他借了一件让我穿，我同学高大魁梧，瘦骨如柴的我，穿上他的衣服像个娃娃兵。一大一小俩个人坐在老式的照相机前，看起来很是好笑。骆先生将我们挪排好后，便将脑袋钻到布罩里，前后左右推动机器对焦，然后他举起右手，手里攥着一个红色的橡胶球儿，大声对我们说，往这里看，笑一笑，别眨眼！一二三，好！骆先生的手用力握了一下橡胶球，咕唧一声，照相总算完成了。
　　 骆先生习惯戴一副眼镜腿上绑了根绳子的老式眼镜，不工作时总爱把眼镜推到额头之上，当时觉得这样子很怪很滑稽的。骆先生的老婆人们叫她骆师母，那是一个心直口快的女人。她的肚皮同她的嘴皮子一样，吞吐的频率相当高，几乎每隔一两年，就会从隔壁传来骆师母生产的叫喊声，我读小学那年，骆先生已有大大小小五个女儿了。可我发现，骆师母的肚皮又隆起来了。每当分娩时，骆师母总是歇斯底里地大骂其男人，什么脏话丑话都骂出来。可是，骆师母总是好了伤疤忘了痛，一劈腿一个，一劈腿又一个，一直生了七个女儿。骆先生凭借他的拍照手艺，养活了一家九口人。后来骆先生退休了，几个女儿也都有了事业，最小的女儿七妹开了家摄影工作室，她拍的好多照片，都上了知名的摄影杂志。我原以为照相与摄影是一回事，七妹告诉我，照相属于大众的，而摄影更多的是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