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日子，我一直在想义和团带给我们的启示。从形式上来看，它是中国民众一次自发的抵抗外侮运动，从思想层面上来看，它是中华民族的一次觉醒。然而，当我们把国家看成是一个有机体，那义和团就是晚清时候，整个国家上下血脉不通所形成的血栓。
　　 在十九世纪最后几年，当这个蹒跚的巨人因为清除血栓而被强行推到手术台上，然后进行开膛破肚等一系列手术的时候，虚弱的身体再也受不了这通折腾，各种并发症一起发作起来。终于，在12年之后，这个几十年前在世界上还是领土面积第一、人口第一、GDP第一的国家轰然倒下。
　　 晚清时候的爱新觉罗氏，努力过、奋斗过、变革过。然而，因为变革是片段的、局部的，是走走停停、瞻前顾后的，所以这些努力并没有成功——它无限接近成功，也无限接近失败。于是，那个拿着平衡木走钢丝的人，只是身子稍微一倾斜，就陷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在那时候，旧的道路无法继续，新的道路阻隔重重，关键是整个国家的民心都崩塌了，排外与媚外，自卑与自负，无望与幻想，深深交织在一起，让广大民众不知所措。而雍正、乾隆时期就出走的民意，在寻找到缺口之后，更是汹涌外溢，再也无法凝聚到黄龙旗之下。
　　
　　 （一）
　　 前几天读到一篇文章，内容是1896年《纽约时报》对李鸿章的访谈实录。大家都说弱国无外交，但是穿着长袍马褂，一身旧时代气息的李鸿章，在面对记者采访时却表现得不卑不亢、可圈可点。或许，这也是为什么在那时候，李鸿章能够成为满清国家名片的原因。
　　 不过，李鸿章的表现再优秀，也无法弥补中美之间巨大的鸿沟。那时候的美国，立国已经超过100年，总统换了24位，民主制度有声有色。那时候的美国，工业、科技、文化都走在了世界的前列。美国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是，它远离欧洲，远离战争旋涡，而且自身疆域辽阔，人口却不算多。欧洲国家，特别是西欧国家，向前发展时遇到的那些束缚它都没有，连劳工纠纷、工人罢工都很少见。应该说，老天对美国还是偏爱很多的。
　　 那这时候的大清帝国是什么样子的呢？甲午战争刚刚结束，日本，这个倭寇国家在中国大地上耀武扬威；英美德法等国，看到中国的虚弱之后，如同饿狼一样猛扑过来，彻底去掉了过去的虚假斯文；俄罗斯，成为中国北方的梦靥，它张口血盆大口，撕扯下北方的领土，吞进自己的腹中。除此之外，满清政府和满清人民还背负着五千年漫长历史的沉重负担，有用的工具被抛在一边，陈腐的镣铐反倒被擦得锃亮，然后用尽最大力气去捆住当时的国家、政府、民众……
　　 新时代的民主，旧世纪的政府；新时代的蓬勃向上，旧世纪的陈腐落后；新时代的人尽其才，旧世纪的奴颜婢膝；新时代的长枪短炮，旧世纪的大刀长矛，新时代的思维方式，旧世纪的固化僵硬，新时代具有强烈自我意识的民众，旧世纪抱残守缺的臣民，所有这些要素形成鲜明对比。中美两国，像从不同维度的世界而来，然后因为时空乱流而相遇，奇怪地并立在同一个时间平面上。关键是，所有这些因素形成的优势，已经化为罪恶之手扼住中华民族的喉咙，在吮吸这个国家的体液和生命力。
　　 如果我们仅仅把外来者描绘成魔鬼，恐怕会让许多人不服。应该说，自由烂漫的西洋人，带着自己自由烂漫的个性来到中国，将自由烂漫发挥到极致。有人希望能帮到中国，让中国尽快从中世纪的状态摆脱出来，这样的人并不在少数。看看那时候兴建的医院、学校、教堂等设施，就知道很多洋人确实有菩萨一样的心肠。还有些洋人坚决要把中国人踩在脚下，特别是1900年的八国联军，对圆明园的破坏，对紫禁城的破坏，纯粹是野蛮的泄愤行为，更是对全人类文明的践踏。还有些人，对这个古老的文明古国充满好奇，专门去探索文明的渊薮，无人的荒漠，高峻的山峰。
　　 其实一直到今天，我们中间很多人也搞不清楚外国人的态度。一直到今天，许多媒体、杂志还在引用美国人的话来驳斥美国人，而不是使用自己的语言。如果我们连自己声音都讲不出来，又靠什么去说服别人，说服自己？
　　 直到今天，他们这种习性也没有改变多少。美国A议员说伊朗违反人权协议，立刻就有B议员跳出来说，其实这几年伊朗在这方面有很大进步；小布什总统说伊拉克有生化武器，特朗普就来揭老底，告诉公众，其实，那就是一包洗衣粉。两个月前，美国因为发生警察打死黑人引发骚乱，不但黑人在骚乱，很多白人也加入到黑人的行列支援黑人。所以，黑人的骚乱维持不下去，因为身边的白人就让你神经错乱。同样因为美国人内部杂乱的声音，让黑人充满了幻想，觉得自己身边的无数人是如此“理性”，也许不用自己动手，仅仅靠“以夷制夷”就能达到目的。
　　 一直生活在美国的黑人都跳不出这个圈子，何况是晚清众人？
　　 无数人很容易忽略一个事实，那就是当美国政府感到自己利益受到侵犯，动手的时候一定是毫不手软的，自从美国建国就开始的无数次对内对外战争，无不充分印证这一点。至于那些说“不合时宜”的话的人，在战争期间会偃旗息鼓，何时战争结束，或者战争变得不利，那些“理性”的声音才会再次“占据上风”。
　　 当然，不止美国是这样，西欧人差不多也是这个德行。大家都知道法国作家雨果谴责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的事情，很多人一次次引用雨果的话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可是对于火烧圆明园这件事，雨果所起的作用是什么？除了给人“大部分西欧人还是好的，坏的只是极少数人”这一感觉之外，还有什么用处？那些人会来修复圆明园吗？会归还被偷窃的珍宝吗？
　　 我们应该认清一个事实，那就是这些“坏蛋”才是最有行动力的一部分人，而且这些坏蛋在破坏的时候，根本不会顾及“好人”的感受。
　　 近十年来，我一直生活在国外，一直在观察外国人。我发现，大多数外国人也许是好的，但这些“好人”只要走上相应的位置，立刻就会变坏。立刻会成为“顽固不化的反动分子”。
　　 “温柔的永远是小三，强势的永远是正室！”这真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欧美人这种看似充满矛盾的政策，其实非常实用、非常有效，直到今天，这种政策仍然无往而不利。这种策略除了能给对方带来虚假的幻觉，还有另外一个好处，那就是随时可以从不利环境里撤身。例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对越南的战争，当美国人觉得自己能胜利的时候，就使劲鼓吹，当形势不利的时候，“唱反调”的人就会上台，让外人看上去，问题主要还是在美国“内部”解决的，而不是因为什么外来力量的影响。
　　 欧美这些国家，不论什么问题，都是红脸白脸一起上，就像泰国供奉的四面佛，哪张脸最合适，就用哪张脸对人，最大限度让自己处于不败之地。
　　 比起欧美四面佛式的外交政策，晚清的外交政策，甚至国家政策都单纯得多，简单到让人一眼就能看穿。因为没有辗转的余地，所以也就很少有回旋的余地。在外人和自己人看来，就是一败再败、直至一败涂地。
　　 郭嵩焘在评价晚清晚清外交政策的时候说：一味蠢，一味蛮，一味诈，一味怕——因为愚蠢而行蛮，行蛮不成则使诈，使诈失败则跪地求和。
　　 郭嵩焘能总结得如此到位，想来当时很多人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可是在那种境况下，谁能有更好的办法？当所有朝臣一举一动都要顺从太后老佛爷旨意的时候，只能是蠢、蛮、诈、怕四种表情轮番呈现在自己脸上。要想四种表情同时出现在同一张脸上，几乎是不可能的，就算晚清最高明的外交家李鸿章，最后也只好沦落为投降派——为了保持与“洋人”良好的关系，他不得不经常投降。
　　 西洋文明本来就比晚清先进，加上意识形态如此具有迷惑性，来到中国之后，自然能大展拳脚。整个满清政府，想坚决抵抗，却下不了壮士断腕的狠心；想投降又不甘心。于是，从1840年开始，对外政策更多是在原地兜兜转转，并没有前进多少。
　　 工业化的西洋人，还在无形之中把当时的中国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以李鸿章等为代表的上层官僚，他们几乎天天跟西洋人打交道，见识到了西洋文明的先进之处，这些人当中，当然也包括慈禧与光绪，他们清楚或者相对清楚地认识到中西之间的差距。
　　 另一部分是生活在自己老旧范围内的普通百姓。在他们心中，大清还是天朝大国，或许某些地方战争失利，也不过是将帅无能，是这些人在使用祖宗留下来的一字长蛇阵、二龙戏水阵的时候，运用得不够熟练而已。如果有岳飞、杨再兴那样的将领，照样能把洋人赶出国门。
　　 朝堂里面闹闹哄哄，洋人的枪炮一直高高举起，全新的世界迎面扑来，各种思想和主义大行其道。原来铁桶一样的大清帝国，忽然成了透风的筛子，狂风一次次席卷而来，吹的这面筛子东倒西歪、不知所措。
　　 在这时候，一种满族人原本不那么在意，或者表面上重视，暗地里不屑一顾的东西变得重要起来，那就是民意，老百姓的意愿。
　　 也许会有无数人对这种说法怒气冲天，几千年前的孟子就说过‘民为重，社稷为轻’，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
　　 笔者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满清早期的历史就是这样的。翻开史书看看，满清入关时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剃发令”等事迹，你还认为清朝政府多么在意民意吗？清初的几个皇帝，只不过是把属于人民的社会资源重新分配了一下，顺利把民众中间的精英分子离间出来，加上迅速结束了明末全国性的动荡，于是，见惯了朝代兴亡的民众，就心不在焉的，或者顺水推舟地接受了满清。
　　 中世纪的老百姓，不论是中国还是外国，情形都差不多，只要活着就已经很好了，要是活得相对舒服一些，统治阶级就可以宣称是“盛世”。普遍的贫困，让大多数中国人无法接受最基础的教育，衣不蔽体、易子而食，还是当时社会的标签。
　　 因为受教育程度不够，个体很渺小，所以很多人发不出自己的声音，只能是一腔血勇，或者人云亦云。
　　 别说那时候的清朝老百姓，就是在英国、法国，这些文明程度已经很高的国家，普通人的声音也非常渺小，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人被某些“议员”、“要员”代表了。翻开英国历史，口袋议员、口袋选区，才是那个时代选举的主流。个体声音真正变强，是传媒业高度发展起来之后，那些媒体人为了追求媒体传播流量，才让普通百姓有了发声机会。
　　 欧美人在面对我们的时候，经常以“先进”、“富庶”自居。很多同胞也经常因此仰望欧美人。其实，就像中国人改革开放之后才变得富裕起来一样，上个世纪70、80年代以前的大部分外国人并不富裕。而到了今天，很多国家更是被中国抛在后面。为什么这样？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只有等到中国这样的国家，把廉价的产品卖到全世界之后，那些国外的普通人的物质生活才变得丰富起来。
　　 当然，这些都是题外话，但参照这些，会对这个世界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
　　 民意为什么在晚清忽然变得重要起来？因为政府发现，这种民意可以利用。当西方列强耍横，己方没有足够理由搪塞的时候，一些人就把民意抬出来了：“民意不可违，你们也不希望整个国家底朝天吧，如果那样，你们连勒索的人都找不到，大家可就一拍两散了！”
　　 其实，民意，或者更确切的讲是汉人的意志，在乾隆后期就变得重要起来。之所以变得重要，是因为在那时候满族人族小人少、底蕴不足的缺陷充分暴露出来，面对疆域辽阔的帝国，几百万满族人，根本不可能满足全面统治国家的要求。并且随着生活的安逸，满族人整体陷入平庸族群的陷阱，只剩下皇帝、铁帽子王等寥寥数人在苦苦支撑局面。
　　 在这时候，强盛时候对汉人疯狂迫害形成的仇怨，从伊底重新泛滥起来。而越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满族人就越发不知所措——越发堕落的八旗子弟，自我收缩的统治风格，更加大了这种恐惧。到了晚清，这种氛围越来越明显，朝廷对民意越来越小心，包括很多地方出现的暴乱、暴动，清廷都是采用安抚的手段，而不是施以雷霆之威，并且经常揪出一些贪官污吏来平息民愤，而不是袒护他们。
　　 现在，让我们翻开晚清的施政日志，会发现无数仁人志士的意见都得到了实施，很多英雄豪杰都获得了施展自己抱负的舞台。从接受民众意见方面来说，晚清超过了中国历史上之前的任何一个朝代。
　　 当然，这种民意不是今天铺天盖地的网民意见，能够左右法官的判决结果，能够影响国家的政策，能够揪出贪腐的蛀虫。这种民意，更多是乡绅的意见，那些拳头大的人的意见，同时还有最可怜人的呼声。
　　 在这种古怪的氛围里，义和团有了兴起的条件。这种兴起，不是指义和团被政府创建起来，而是指政府允许义和团“参与到”国家生活中来。
　　
　　 （二）
　　 晚清末年，是中国又一个人才辈出的时期，文化、艺术、军事、政治，都取得了非常高的成就。这就是中华民族，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民族，越是乱世就越是英雄辈出，然后这些了不起的人站出来拯救国家，拯救民族。然而不幸的是，在那时候，满清的统治依旧强大，这些仁人志士首先被困在僵化的制度之内，越是想有所作为，产生的非议就越多，越是有所担当，获得的骂名就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