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记：
　　 杨大山多舛的命运是那个年代的一个符号。八十年代初期，如她命运的女孩应该大有人在。当然，我不能管中窥豹，但是今天我所讲的这个女孩，她特殊年代背景下的特殊的命运结局，却能给我们以深深的思考。
　　
　　 一、灵丹妙药
　　 杨大山十五岁那年，经历了她人生中的第一道波折。
　　 那年春天，世界上唯一一个深爱她的人去世了。她的母亲，死于胃癌。
　　 母亲住院的一个月后，被护士抬进了重症监护室。那个时候的母亲，已经骨瘦如柴，奄奄一息。
　　 主治大夫将守在病床前的父亲杨老蔫、哥哥杨高山、以及杨大山环顾一遍，最终盯着父亲问：“你是病人的丈夫？”
　　 父亲点点头。
　　 “你跟我出来一下。”医生说完，扭头去了医生办公室。
　　 父亲随后跟了过去。半个小时后，他又踯躅到重症监护室门口，一脸悲哀。
　　 哥哥问：“爹！大夫说啥了？”虽然有些明知故问，但他依然要问。
　　 父亲叹了口气，哀哀地说：“大夫说……你娘的病就这样了，拔掉氧气管，她……她能少受些罪！”言罢，抬头盯着哥哥，征求的语气问道，“你说……咋办？”
　　 哥哥沉默了片刻，挤出一句冰冷的话：“爹！你……你看着办吧！”
　　 父亲倚着墙根慢慢蹲下了身子，双手抱着脑袋，十指插进烂糟糟的头发揉搓了好一阵子，也挤出一个冰冷的字：“拔。”
　　 杨大山一直站在门边抽泣，并未插言。当她听到父亲和哥哥的对话之后，意识到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突然冲着父亲嚎了一嗓子：“不能拔——”既而咧着嘴放声大哭起来。
　　 父亲不但没有安慰她，反而也横横地嚎了一嗓子：“你懂个啥！这样下去就是浪费钱，现如今咱家哪里还有钱，钱都被你罚光了，这些年咱家里过得啥日子，你不知道吗？”
　　 父亲说得对。母亲住了一个月的院，不但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而且已经外债累累。这个贫困的家庭已经不堪重负。
　　 杨大山突然跑到父亲身边，扑通一声双膝跪地，两只手插进上衣的两个口袋，卖命地掏着，掏来掏去，掏出一张毛票朝着父亲递了过去，嚎啕着说：“爹！我有钱，我有钱啊！别给我娘拔氧气管！”
　　 爹白了一眼女儿手里握着的那张皱皱巴巴的毛票，抬脚向着医生办公室走去。杨大山往前一扑，双手搂住了父亲的小腿，嚎啕着哭喊：“爹！你别去！你别去！”
　　 爹使劲儿甩了几下脚，没有甩掉紧紧搂抱着他一条腿的女儿，气得朝着儿子一瞪眼：“你傻站着干吗？把你妹妹拉开啊！”
　　 哥哥这才快步上前，伸手将地上半躺半坐的妹妹撕扯开了。父亲快步走进了医生办公室。
　　 杨大山的哭声更剧烈了。哭着哭着，她就什么事情也不知道了。等她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也躺在一张病床上，身上盖着一张雪白的被子。她扭头看到了守在病床边的哥哥，低低问了一句：“哥，咱娘呢？”
　　 哥紧蹙眉头，嗫嚅了一句：“走——了。”
　　 杨大山没有再扯着嗓门儿嚎啕大哭，她感到自己的喉咙疼得难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只是微微闭上双眼，顺着眼角滚下了两行热泪，嘴里轻轻嗫嚅了一句：“这个世上，再也没有爱我的人了！”
　　 杨大山之所以这样说是有原因的，在这个家里，最疼爱她的人就是她的娘亲。
　　 而她的娘亲并不是亲娘，是后娘。爹是后爹，哥哥也是后哥。也就是说她所有的亲人都是后的。换言之，他们一家人是亲的，只有杨大山是后的。
　　 她是抱养的。
　　 她知道自己的身世。不久前，娘告诉她的。她不知道娘为啥跟她说这些。
　　 十五年前，杨大山还没来到杨家的时候，这是一个充满温馨的完美家庭。父亲母亲婚后多年未孕，那些日子，母亲一直被不孕不育的苦恼所纠缠，父亲带着她遍访名医，寻根问药治疗病症，为此几近抑郁。
　　 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到了这个年龄段，二老已经不再抱什么希望了。就在他们近乎绝望的时候，就在母亲四十五岁那年的春天，她突然怀孕了，而且一生就是一对，还是一对双胞胎儿子。这桩近乎奇迹的事情在杨家庄乃至于周边邻庄视为美谈，也使一向死气沉沉的杨家潮润起了无限生机和活力。
　　 父亲更是把这一对儿子视为掌上明珠，他打听到邻庄有半仙，专门查八字取名字，便专程拜访，为一对双胞胎儿子取得两个响亮的名号：哥哥杨大山，弟弟杨高山。
　　 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谁也想不到，十五年后，一场天大的祸事降临到了这个本来完美的家庭。
　　 盛夏的一天，大山高山两兄弟去西门水库玩耍，哥哥大山不慎溺水而亡。噩耗传来，母亲当场就昏死了过去。之后，母亲就一直没走出痛失爱子的阴影，整天以泪洗面，哀哀度日。天长日久，她竟变得有些神经质了。每日又哭又笑，见了别人家的孩子就会追着跑，边跑边提着大儿子的乳名嘿笑着呼喊：“大山，别跑，娘想你了！大山，别跑，小心啊！前面有水塘，别掉下去呛水啊！”
　　 那段日子，杨家庄的好多人都找到父亲道不是，说母亲是疯了，魔怔了，吓得别人家的小孩都不敢上街玩耍了，不敢上学了。父亲没办法，便把母亲锁在屋里，不让她出门。这也锁不住她，她从窗户逃出去，继续在大街上哭着笑着颠着跑着追小孩。
　　 父亲没办法，用拴狗的大铁链将母亲锁在大木床的床腿上，母亲拽不断大铁链，便抱着床腿呜呜地哭，边哭边呼天号地地喊着：“大山啊！我的大山啊！”每次母亲犯病，弟弟高山就会凑过去，抱着母亲的头说：“娘！大山在这里呢！我是大山啊！”
　　 这个办法虽然管用，但只是暂时的。母亲先是盯着高山愣愣地看上一阵子，既而哭得更厉害了，边哭边嚎：“不对啊！你甭骗我，你俩是一对双儿啊！咋就剩一个了呢！”母亲虽然神经兮兮的，但她心里明白着呢！
　　 父亲叹了口气，对次子高山说：“唉！你娘有神经病了，怕是治不好了。”
　　 某一天，邻居二婶去了杨家。她坐在堂屋副椅上，先瞅瞅拴在堂屋床脚的母亲，抹了一把红红的眼圈儿，又盯着只顾抽闷烟的父亲哀叹着说：“大哥啊！嫂子咋就走不出来了呢！”
　　 父亲狠嘬一口烟，叹口气：“是啊！我是一点儿办法也没有了。”
　　 二婶也叹口气，眼圈儿又红了，抬起袖口拭了拭眼角：“能理解。嫂子怪可怜的，挺好的孩子，说没就没了，摊到谁身上也受不了。”
　　 父亲没搭话，只顾抽旱烟。
　　 二婶说：“我倒有个法子，不知道行不行？”
　　 父亲停止嘬烟，盯着二婶问：“他二婶，啥法子，你说。”
　　 二婶说：“冲喜。”
　　 父亲不解其意，疑惑地问：“咋个冲喜？”
　　 二婶：“再养个孩子。再有个娃儿进了这个家门，嫂子天天守着她，或许，她就不会天天琢磨大山了。”
　　 父亲明白了二婶的意思，眨巴眨巴眼睛，又叹了口气：“他二婶，你说啥呢？我和你嫂子都这把年纪了，咋还能生出孩子来？再说了，你嫂子现在这种情况，天天疯疯癫癫的，怎么生？”
　　 二婶解释道：“大哥，你误会我的意思了。生不出来，可以抱养一个嘛！”
　　 “抱养？”父亲有些惊讶。
　　 “嗯！”二婶点点头，“正好有个巧事儿，我娘家东坡村有户人家，生了个娃儿要送人，主家托我给那个娃儿踅摸个好人家，主家是我娘家人，信得着我。”
　　 “喔！”父亲点点头，似乎什么都明白了，狠狠嘬了一口烟，又闷闷地问，“那娃儿……男娃女娃？”
　　 二婶回道：“当然是女娃。男娃谁舍得送人啊！”
　　 父亲凝起了眉头，沉沉问道：“想生男娃？超生了？”
　　 父亲有些明知故问。那个年代，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依然很严重，特别是在农村，好多主家为了生男娃，把生出来的女娃送人是屡见不鲜的事情，如此可以不违反计划生育，也不会招惹管计划生育的人上门。那时候有专门负责这件事情的联防队员，把他们招惹上门就别想过安稳日子了。他们会限期违反计划生育的主家缴纳罚款，罚款数额对贫困家庭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很有可能一辈子也攒不上那么多钱。
　　 不过这次父亲没猜对，二婶说的这个女娃与超生扯不上关系。她笃定地说：“还真不是超生。”
　　 父亲疑惑不解：“那为啥？”
　　 二婶说：“她父母没领生育证，那孩子就怀上了，母亲舍不得流掉，就生下来了。”
　　 父亲颔首表示懂得：“喔！私生女啊！”
　　 二婶：“你甭管人家怎么着了，反正女娃是个健健康康的好娃儿。这可是好事儿，你若是同意，我就去给你抱过来，若是不同意就算了。”
　　 父亲沉吟了好一阵子，盯着二婶说：“他二婶，你把那个丫头抱到我家里来，计划生育怕是也会找到我家门上来。”
　　 二婶：“你怕啥？家里反正这种情况，又没啥值钱的家什儿，还有个生病的老伴儿，计划生育的人能把你怎么样。”
　　 父亲又沉吟了一会儿，扭头瞅瞅正抱着床腿盯着他憨笑的老伴儿，最终一拍大腿下了决定：“行。抱过来吧！就当讨个药方子，给我老伴儿治病了。”
　　 于是，杨大山就被抱到了杨家。从那天起，她也有了自己的名字：杨大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是被当成治疗精神病的灵丹妙药来到了杨家。
　　
　　 二、一块钱
　　 大山到了杨家之后，母亲把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到这个襁褓中的女婴身上，病症逐渐有了好转。她病好的原因很简单，就是这个新到杨家的小生命。
　　 母亲的病症有所好转，然而，父亲却开始犯起了神经病，他犯病的原因也很简单，同样是这个新到杨家的小生命。
　　 那段日子，父亲一直担心一件事：计划生育的人会找上门来。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该来的总会来，想逃也逃不掉。
　　 一个能哭能闹的孩子进入杨家，这样的事情是瞒不住的。即使瞒得住计划生育的人，也瞒不住左邻右舍。左邻右舍都是联保户。
　　 那时候，为了更有效地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村里都成立了联保户。大都五户一联保。五户联保的一户超生了，其余的四户就得及时向政府举报，假如瞒报，被计划生育的人查出来了，其余四户就得负连带责任，巨额罚款一起缴。所以，杨大山进入杨家不到一个月，计划生育的人就找上门来了，同来的还有七八个联防队员。
　　 一个自称郭队长的年轻人，先将一份关于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纸质文件拍到了方桌上，又盯着父亲问：“杨老蔫，打算几天把罚款缴上来啊？”
　　 那天父亲没抽烟，哭丧着脸坐在墙角的矮凳上，双手插进烂糟糟的头发使劲揉搓着，揉着揉着，突然呜呜地哭了：“同志，这么多钱，我……我哪儿给你淘置去啊！”
　　 郭队长声色俱厉：“把话说明白。不是给我，是给政府。”
　　 父亲忙改口：“给谁也没这么多钱啊！”
　　 郭队长语气冰冷：“没钱为啥超生？你是不想过安稳日子了吗？”
　　 父亲嗫嚅着：“我们都这个年纪了，哪能再生育啊！这个娃儿……是抱养的。”
　　 郭队长瞅了瞅堂屋木床上的母亲。满头白发的母亲正佝偻着腰身坐在床上的破被窝里，瞅着怀里的婴儿痴痴地傻笑。他似乎相信了父亲的话，问道：“杨老蔫儿，鉴于你家的这种特殊情况，只要你告诉我，娃儿从哪儿抱养的，就能减免你家的罚款。”
　　 父亲眨巴眨巴眼睛，憨厚地回道：“从街口捡的。”
　　 郭队长皱皱眉头：“你别不老实，实话实说。”
　　 父亲仍然憨憨地说：“真从街口捡的。那天我背着粪篮子去东坡地捡粪。路过桥头，听到一个娃儿的哭声，我就在桥底发现了这个娃儿，也不知道谁家扔的，倘若当时我不把她捡回来，怕是早就被冻死了，被狼狗叼走了。”父亲把这套在心底早就编织念叨了上千遍的说辞像背诵课本一样一字不落地复读了出来。他决不能实话实话，把二婶给出卖了，二婶可是好心，人家帮了忙还落一腚饥荒，他杨老蔫也甭想在杨家庄做人了。
　　 郭队长一直盯着父亲瞅。他觉得他一脸憨厚相，不像是撒谎。
　　 旁侧的一个工作人员着急了，大声说：“这老头子不老实。”又盯着郭队长征求意见，“队长，别跟他啰嗦了，看看他家里有啥值钱的东西，先拉走得了。”
　　 郭队长朝着那个工作人员一瞪眼：“你打量打量，他家里有值钱的东西吗？”
　　 的确如此，杨家所谓的值钱的物件，除了堂屋里这张三条腿儿的方桌，用砖块支起来的木床，再就是门后摆放的那个盛水的大瓮了。这些破旧物件加起来估计能卖几十块钱？
　　 郭队长应该是个心地善良的人，看到杨家这种家庭状况似乎也心软了，做出了妥协让步。双方经过几次交涉，最终以书面形式达到了一个协议：超生罚款分期支付，杨老蔫每年须向计划生育有关部门缴纳超生罚款三千六百元，十五年缴清。
　　 按照文件规定，杨老蔫倘若一次性缴纳罚款是四万元。然而分期缴纳，十五年算下来就是五万四千元。比一次性缴纳多花一万多元。杨老蔫不傻，这么简单的账目他能算得明白，但是他还是选择分期支付，因为让他一把拿出四万块钱比登天还难，即使把家里的桌子、木床、水瓮，乃至于猪圈里养的那头能下崽儿的老母猪卖了，也换不来这么多钱。
　　 即使分期支付罚款，杨老蔫仍然感到头疼不已。一年三千六百元，一天就是十块钱。十块钱啊！到哪里去赚呢？杨老蔫开始绞尽脑汁的琢磨生财之道。好在儿子已经十五岁了，可以辍学回家帮着做家务了。爷俩便去建筑队做小工，辛辛苦苦地把日子撑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