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三毕业的那年，暑假特别得长。
　　 眼看家里的养的那两头猪快出栏了。母亲早上起来揽柴做饭，没有听见猪圈里的猪哼哼，就前去查看，猪平平地躺在粪尿肆意的稀泥地上，白白的肚子朝上，鼓得像个小土球。母亲顿时慌了神，大喊父亲来看。父亲撒了双黄胶鞋就朝猪圈这边来了。这是我一整年的学费呀！
　　 眼看两头猪都快不行了，父亲以为是昨晚给猪吃了什么东西起胀。便点了三根纸烟吸了几口，一支一支给猪插到嘴里，猪吸了几口就没了动静。父亲一看这个“土”办法不行就准备张罗着去找兽医。邻居的婆婆说：“我看，病成这个样子找兽医也不行了，还不如找个杀猪匠把猪杀了，卖的钱再买一只猪仔养起来，不至于血本无归。”邻居婆婆大概是刚才听到了母亲的惊喊就赶忙过来看看究竟。说话间，母亲独自抹起了眼泪：“也不知道猪是怎么死的，卖给别人，这不是害人家吗？”
　　 此时，天已大亮，夏季天本来就亮的早。太阳像个羞羞的姑娘，红着脸从东边探出了半个脑袋。左邻右舍的都来了，一堆人，多是女人，都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对母亲说：“蓉蓉她妈，做人不能太老实。”母亲用手背抹了抹眼角的泪痕对站在猪圈里的父亲说：“他爸，那你去把钟科找一下。”钟科是村里唯一的杀猪匠——屠夫，姓包。父亲扔掉了烟头，从猪圈的稀泥里走出来，跺了跺脚上的稀泥和猪粪就出了头（大）门。正好屠夫在村口大皂荚树下的磨盘上和几个老女人闲谝，无非就是他在杀猪宰羊时如何如何厉害，说得那些老妇女一愣一愣的，啧啧咂舌。
　　 包屠夫进来，看见猪圈里的猪气若游丝，赶紧回家去拿杀猪的工具，顺便准备把他的三轮车开来。“都快死了，还要动刀吗？”父亲说。“嘿！得补上一刀，不然猪肉将来是红色的，让人一看就知道是病死的。”屠夫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
　　 最后，两头猪卖了不到二百元。
　　 两头猪就这么没了，我上高中的学费算是泡汤了。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不用父母说，我就为自己的学费开始操心了。父亲也是比平日里，异常忙碌，一大早天还没亮就出去了，我每天早上只能迷迷糊糊地听见大门开了的咯吱声，晚上睡下后父亲才推着那辆老加重自行车姗姗地进了大门。一连几日我几乎没有见过父亲的面。
　　 入了伏没几天，天就开始燥热起来。连日里，也不曾下半点雨，地面仿佛被烤熟了一般，起了一层厚厚的土粉，踩在上面，软绵绵，像是踩在了一堆新鲜的牛粪上，脚底热乎乎的。太阳更像是个火球，使出了洪荒之力燃烧着。
　　 这个时节，知了从土里窜了出来，开始让火热的夏天变得更加喧嚣起来。母亲带着我和妹妹给田地里的玉米和辣椒施了肥，灌了水，就和村子里的一群妇女商量着去县城工地上找点活干。
　　 雍城县城是个不大的城市，却生活着近十万人，近年来城市建设的步伐逐渐加快，楼房如雨后竹笋般拔地而起。
　　 早上，我起来的时候，母亲已经骑着自行车走了。我随意做了些饭，胡乱吃了些。妹妹拿来了一根长长的竹竿，我找到了一个装了化肥的袋子，准备捉知了壳（蝉蜕）换钱。村上有一位祖传手艺的老中医——姓张。我们村里人得病基本都是不上医院的，就让他去瞧。张医生平时会收一些村民自采的药材——地丁草，蛇蜕，蜈蚣，蝎子，还有就是蝉蜕。到了夏季，孩子们就去寻蝉蜕换些零花钱吃嘴，在村子里的小卖部买一些瓜子，糖果什么的。
　　 和我一起去寻知了壳的还有两个小伙伴——虎子和妞妞。妞妞和妹妹一起上小学，虎子是我的“死党”哥们，比我小几个月。我俩都初中毕业，虎子没有考上高中，等着秋后征兵时去报名当兵。
　　 虎子和妞妞已经在大门口喊我了，我也顾不上洗碗就和妹妹拿着工具跑出去了，说是工具其实就是竹竿和袋子。虎子也拿了一根竹竿，但没有妹妹的长，妞妞则挎着给牛拾掇草的攀笼。攀笼里躺着一个吃过罐头的玻璃瓶，铁皮盖子上扎了几个小孔。“哎，虎子这是干啥的？”虎子说：“万一逮到蝎子，蜈蚣就放里面，也捂不死，死了就不值钱了。”我赶忙让妹妹回去也寻了一个。
　　 第一天是在沟南。我们沿着纸白的土路，那些泛起的土粉，在脚下发出噗噗地呻吟，似乎已经厌倦了焦阳的炙烤，但又无能为力。瞬间被一股野风吹散在田间不见了踪影。脚过之处留下了一串杂乱的鞋印，黑色老绒布的布鞋面上爬满了焦土，跺几下又一溜烟的不见了。一路上，我们都幻想着今天的收获，妞妞说：“今天要把攀笼寻满，最好再抓几只蝎子什么的，下午就能多买一些好吃的，说不定还能买一包‘熊毅武’方便面哩！”我听了立即低下了头，也希望能多寻一些，这样就能多攒一些学费了。我们一路说一路笑，大约十分钟就站在了沟上面。
　　 沟是一条大沟，完全是天然形成的。因为在村子以南，故名沟南。从上望下去，下面小，上面大，活像个大喇叭。只有一条小路能下去，也只容一辆架子车通过。七八十年代沟底建过砖窑，已经荒废了很久很久，现在砖窑也只留下了一个残缺了一半的窑炉。现在的沟底是一大片葱葱郁郁，枝繁叶茂的桐树林，硕大的桐叶密密层层搧在沟底，如同一把巨伞，在沟底形成连绵不断的阴凉。林子里蝉鸣声此起彼伏，被这鬼斧神工的巨型喇叭无限的放大，直冲云霄。顺着杂草丛生的小路，我们一路小跑。站在沟底，晨起的骄阳放出数以万计的光箭，射穿了肥大而青翠的枝叶，在树林里留下了晶莹的光斑，像极了舞厅里的荧光灯。我们就是那些个舞者。蝉在地下生活了六七个春秋，乘着月色从土里钻出来，爬到树上，白天开始蜕变。它们会把壳留在树上，这是一种很好的药材。我们昂着脖子在树林里穿梭，发现了就用竹竿戳下来，时间久了脖子僵得难受，就弯下腰低着头搬开林子里的石块和土疙瘩，如果藏了蝎子或者蜈蚣，它们就会乱跑起来，我们随手折了两根树枝当筷子，夹了放罐头瓶里。要是被它们蛰到了，会疼上一夜，直到第二天鸡叫才好。
　　 正午时分，我们才收了工。林子里的蝉蜕被我们寻了个遍。今天运气不错。我和妹妹总共抓了二十条蝎子，十条蜈蚣，还有半袋子的蝉蜕。虎子他们收获和我差不多。我们顾不上回家就去了张医生家里，在那里我们差不多换了二十元钱。要知道当时母亲一天也就挣三十元钱。我一路上兴奋地踮着脚和妹妹往回走，路过门口老柿子树时，看见隔壁家的二蛋和狗子正在和“尿尿泥”玩，二蛋撅着沟子（屁股）在围好的土里尿。他的开裆裤使整个沟子都露了出来。我伸手在那白花花的两个沟蛋子上拍了一下，二蛋一个激灵就尿到了土外面，一脸惊愕地看着我，见我正喜滋滋地望着他笑。又把头转了过去，继续往土里尿，不理我了。
　　 回到家里，热爱文学的我，一边和面做饭，一边看《朱自清散文集》，妹妹则拿着我给的一元钱到小卖部去买好吃的了。平时我去走亲戚总会东找西找一些书来看，走时还不忘借上几本。想起学费还差得很多，我的心就无比难过，如果不能上学还不如死了算了。
　　 晚上，父母回来后，我把换来的钱拿给他们看，母亲久别失笑的脸上终于掀起了微笑，父亲一边吸着烟，一个劲地夸我和妹妹能干。
　　 一连几日，我们几个在村子里乱窜，把附近的几个林子，土崖，沟壑翻了个遍，能找到的东西越来越少，换的钱也由最初的十几元到几元钱。
　　 刚上八月，母亲就和父亲商量了一下，准备让我帮父亲去城里干活。父亲是个木匠，跟人在城里给家属楼安装门窗，当时的铝合金门窗还很少，大多数家属楼安的都是木制的门窗，这是计件算钱，装得多就挣得多。当时县城还没有高层，大多是六层楼房。我的任务就是把门窗由楼下背到楼上，然后协助父亲装好。父亲有时会教给我一些安装的技巧和方法。过了不到一周，我就学会了简单地独自安装一些小件。大大减轻了父亲的工作量，一天下来挣得比以前多了不少。
　　 那时候生活真的很艰难。每天村子里的鸡一叫，母亲就起来给我们做饭，早上吃的是削筋（面食），吃了干起活耐饱。吃完，我就跟着父亲去了县城。母亲收拾一下，也就出门了。家里只留下了妹妹，妹妹继续跟着妞妞和虎子去找蝉蜕，吃饭就去二婆家。
　　 到了中午，我就和父亲到工地的大灶上一人吃一碗扯面，揪着母亲昨天晚上烙的锅盔。母亲也是如此。
　　 后来，父亲的木活告一段落，我又跟着母亲到工地上干了数日。待到九月开学，我的学费已经凑得差不多了。
　　 报名的那几日，老天像是吃坏了肚子，阴雨连绵。母亲早早的起床，用一个大蛇皮袋子，装了一床被褥，又用一张大塑料纸裹了几圈。把昨晚烙好白面锅盔切成碗口大的三角块放进了袋子里。再从席边底下拿出攒了很久的一沓皱皱的纸币，塞给了父亲。父亲接过钱，放在了贴身的内衣口袋里，用手压了压，就忙着把被褥绑在了自行车的后座上了。父亲披了一件在生产队护林时用过的帆布雨披，旧的泛着淡绿色的白光，最先走到了雨下。我收拾好生活用品，挂在车头上。母亲说：“在学校，好好吃饭，不要疼省饭钱，把你那挑食的病改改……”母亲还要说啥看见我已经走进了雨里，嘴角动了动再没有出声，只是默默地看着。
　　 雨中，车轮在泥泞的土路上艰难的滚动着，父亲那件旧的发白的雨披在我的眼前若隐若现，我只能透过自行车后座上的被褥看到父亲的半个背影，或许是父亲离我远了，此时那半个背影却越发的瘦小了，瞬间我读懂了朱自清的《背影》，我的心里一沉，泪水扑哧扑哧地跌了下来。无情的雨线毫没有要变小的意思，冰冷地拍打着人脸，遇到热泪一起滑落在泥浆里，上了公路就好走多了，我受不了这种场面。我永远忘不了在那十几里路上落掉的泪。转眼间，过去了这么多年，我再也没有流过那么多的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