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小学，大约在1945年抗日战争快结束时，五六岁。启蒙老师姓刘，本乡坡头村人，离我村不远。每到过完春节开学时，村里学校董事长要领上三四年级学生提上年礼馍，到老师家拜年并请老师骑毛驴到学校。上第一课前师生先向孙中山总理遗像鞠躬默哀三分钟再上课。
　　 老师头发稀疏，爱戴瓜皮帽，人老背有些驼，走路总攥起两个拳头，很精神。老师眼不好，有时流泪，但老师小楷写的好，蝇头小字，年轻老师都比不上他。那时的小学生是要写“仿”的，专练毛笔大楷字，每周两三张。老师特别规定，每张仿要圈够8个圆圈（表示优良的圆圈），差几个圈就打几个板子，要有写错的字，还要加打板子。我因性子急，掌握不住毛笔，家贫又买不起新笔，总是用旧毛笔，一张总差几个圈，每到发仿时就要准备挨板子。那板子是竹子制的，一尺来长，一寸多宽，看起来很薄不重，但竹子有弹性，举上去打下来，打得手心痛痛的。发仿的日子，吃完饭进校门前，几个挨板子的同伴，都把双手心在泥地上蹭一蹭，粘上一点泥土，再在学校大木门上搓一搓，让手发麻，以减轻挨打的疼痛。这办法不知谁发明的，怎么传下来的，能不能减少疼痛也不知道，但从心里上只觉得粘土蹭了、门上蹉了，就像吃了镇静剂，挨板子心就不慌了。板子挨了，大字还是没写好，至今与书法无缘，提起笔就飞龙走蛇，细胞里就没生长书法基因。童年的启蒙是在板子中度过的。
　　 我家乡地近黄河龙门，抗日战争时，日本的军用飞机头部涂红色，不时从山西飞到陕西黄河岸边投弹扫射。有颗炸弹就落在村北邻家地里爆炸了，炸的坑有三四米宽，一米多深。那时没有防空意识，也没人组织挖防空洞，老师教的防空办法就是，红头飞机一飞来，让小学生向着代用课桌的大木板下钻，飞机飞走了，再让我们出来。
　　 那时上小学，既没有钢笔，也没有圆珠笔，师生一律用毛笔。也没有像样的笔记本，是老师从城里买回几卷黄色的“本贡纸”，很柔软有韧性，截成16开或32开装订成本子。那时还没有解放，也没有正式的语文课本，没有统一教案，没有统考，教书全凭老师的经验和良知。语文，就是老师从高年级那里找来的好作文，或是书上名篇，学生坐在一张大四方桌上，照文抄，抄好照着朗读背诵。语文应用题是教写婚丧事的请柬、回帖。有些现在还能记得，比如，回帖这样写：“敬领蒸食叁佰”“敬领挽帐一块”等。算术，也没课本，就凭老师肚里的“墨水”，一般也不在纸张上演算，买纸费钱。老师独有办法，每个学生从家里找一块小木板，刷上带胶的墨，就算小黑板；笔也买不到，村南西河川有胶泥土，富有粘性，搓成细条晒干，就是“泥笔”，在小黑板做算术题很方便，算完抹掉，又写新的，那是永远用不完的纸张。或许是家贫，或许是时代的痕迹，节约粉笔、节约纸张的精神，从受启蒙时就注入我的心田，使我一生从不奢侈，至今穿暖吃饱就行，没有什么挑剔。
　　 教讲演也是一门课。练习时，学生站在一个板凳上，“父老乡亲们，今天给大家讲一故事……”，我从小口才好，与这门课也息息相关，上到完小时，一次讲演赛还得了奖，那是有生以来第一个奖状，贴在家里好几年。
　　 老师年老但不迷信不怕鬼。老师的宿舍就是村上张族祠堂，听老人说，晚上夜深人静有叫声有歌声，人们很惧怕都说是鬼在作怪。我们问老师，他说，不要怕，没有鬼，夜晚祠堂那声音，是房屋大木头粗，下沉变形会有声音。老师的科学解释，使我们释然许多，我不信鬼，与老师的启蒙教育大有关联。
　　 唯有唱歌老师不会，要到外村－个联小去学。学会好几首，“解放区的天，是明亮的天……”刻印在脑海里，它是解放的歌，是穷人翻身的歌，在我心灵六十年。至今，我电脑下载歌曲“解放区的天”是重要一曲，天天早晨打开电脑要听一听，追寻那童年的记忆和见证。
　　 斗转星移，从乳臭未干，到双鬓霜染，日月转过70年，当我文字成文著书获了奖，内心深处常常默诵“当你成功之时，不要忘记老师，不是老师的启蒙，那有今日的桂冠”。启蒙老师那黑板上的泥笔字，本贡纸上那蝇头小字，举板子那姿态，仍历历在目，像是有一种缅怀的力量，将我拉回到认字片、抄作文、演算术那童年岁月。那岁月有苦，但更多的是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