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是不断学习和进步的过程，老师就是黑夜里的明灯，人生有知识快速增长的阶段，那就是上学，十年寒窗，经历了十个年级，数所学校，数十个老师，老师一日为师终生为父，都是值得尊敬的，值得感恩的。
　　 我在这里说的老师，是我喜欢的老师，也许老师中文凭职称不尽相同，也许授课能力也有差距，但喜欢可能与这些无关。喜欢可以说是有缘的，这与学生的思维模式有关，同样一个老师，但不同的学生就有不同的印象，当然如果这个老师有意和无意的“得罪”某个学生，那这个学生就很难喜欢上这个老师，也即是说喜欢应该是相互的。
　　 喜欢的老师并不一定是只有一个，可以在不同的阶段就有不同的喜欢的老师，也可能这些老师的特点大相径庭。但是，有一个普遍的问题就是师生关系与学科兴趣密不可分，也就是偏科。学生刚升入一个新的学校时，还是按照升学前原有的学科偏好开始，随着新的老师粉墨登场，学生尽量以平等和善意的态度接受老师，但随着老师的授课态度能力和风格不断展现，学生产生对老师印象和态度的分歧，随着时间进一步分化，形成亲热派、叛逆派和数量最多的中间派。
　　
　　 一，
　　 我的小学是在本村上的，一九六四年夏天，我们村发生了一场人为促成的自然灾害，那是因为，春末夏初公社统一规划，调用大量民工，自西而东挖了一条贯穿半个公社的排水工程，上游还是小河，到了我们村前边就成了十几米宽四五米深的旱河了，汛期提前，下游的许多小路还没有打通，半个公社的雨水都集中到了下游的河槽中，我们村地势较低，河提被冲垮，洪水淹没了半个村子的庄稼，半个村子的房子泡在水里，在村东头的小学校被冲塌，学生被迫停课，后来暂时合并到北边邻村去上课。
　　 村里决定在村中间建一座新的小学，我们村只有一条东西主街道，中间有一棵不知年份的老槐树，树干三个大人都抱不过来，中间已经有个大空洞，我们经常跑到里边捉迷藏，大树南边有一个饲养牲口的大院子，饲养院搬到村洗头，就用这个大院建一所学校，挨着村老办公室盖了四间房子，桌子板凳也重新做了新的，在邻村上课的学生也搬了回来。
　　 我家就在学校的北边，只有一路之隔，秋天学校招了一批预习生，我才七岁就入学了。由于学校离家太近，我课间还能回家拿点吃的东西，同样礼拜天也跑到学校里玩耍。学校里有两个老师，分两个复式班，我们预习生在一二年级教室里，用的是二年级学生用过的一年级旧课本，老师是张老师，他大眼睛，中等个子，很帅气。入学的时候我不够年龄，张老师让我数指头算加法，十以内的数难不住我，我被录取了。
　　 有一次老师批评一个二年级的学生，竟然让我读二年级的课文让他看，我读的比那个二年级的学生还顺畅，到了年底我跟着一年级的学生升到了二年级。
　　 学校的新房子因为不干就不能一次粉刷，第二年春天，礼拜天学生都不到学校，老师一个人自己泥墙，我跑到学校，帮不上大忙，老师泥墙，我就把老师和好的草泥巴送到盆子里，老师站在墙根你好那一泥板，向后侧面一甩，正打到我的头上，老师看看是平面没有砍着头皮，却严肃起来，骂我不长眼，我觉着被打了还没有哭已经够好了，可他还要骂我，有些委屈，后来我才知道，老师那是怕把我砍伤没法向我家长交代。
　　 夏天二年级中考那天，我得了腮腺炎，老百姓称痄腮，上午姐姐带我去邻村看医生，贴了膏药，回来时考试已经结束，学生放学了，老师没有回家吃饭，单独给我补考。我用了半个小时的时间就答完了所有的题目，老师和我姐姐说：“我知道这些题目他不可能不会。”
　　 我上三年级正是文革刚开始的时候，张老师家里有个半导体收音机，能够及时听到中央广播电台的新闻，破四旧立四新，老师号召我们破除迷信，把家里祭拜用的香纸都拿出来集中烧毁，我们家里平时没有存放这些东西，我就把妈妈存放的头饰弄到学校，张老师看了说这些不属于四旧，让我拿回家。张老师有文化能够跟上政治形势，他家成份是富裕中农，他爷爷解放前曾经当过执法警察，他父亲在文革前一直是生产队的保管，东西都存在他家的四合大院里，他本人的乳名叫压东，这是因为他家和东邻居有历史过节所以叫这个名字，他担心有人会拿这个做文章，他就主动改为卫东，还把家里客厅正位摆放的厨桌用红黄色写上“卫东彪”三个大字，意思是保卫我们国家的政府统帅，另外还把自己的儿子取名叫张卫东。虽然有些此地无银三百两，但还是起到了作用，没有人追究这些事。张老师组织我们分组到生产队田间地头给社员读老三篇，和父老乡亲一起学学习毛主席语录。
　　 跟着张老师上完五年级，因为我学习总是很好，也没有让他多费心，也就没有单独吃过小灶，所以教学方面没有什么很深的印象。倒是张老师带我们到老槐树下钩槐花晒干到供销社卖钱买粉笔。还有带我们到河堤上种蓖麻，收了蓖麻籽卖钱买教学用具，还给我们发圆珠笔芯，这些事情印象比较深。
　　 我上初中了，张老师还叫我帮助给村上画看图识字宣传画，有一年还帮他写参赛作文。
　　 我上高中的时候，初中搬到了我们大队所在地，张老师调到中学任总务主任，放假期间的晚上，张老师让我陪他到三里路外的学校值班，我们睡在一间屋子的两张床上，他总是给我讲村里社会上的事情，让我提前接受了一些教育，后来他就带着我给村民写春节门联，参加一些婚丧嫁娶的礼仪事务，我喜欢跟他一起做事，而他好像是把我看成了他的得意门生。
　　
　　 二，
　　 在初中上学的三年，任课老师流动比较大，前后有二十多个老师曾经给我们上过课，语文老师是班主任，数学老师一个人教着两个班，我喜欢数学课程，但第一年教数学的老师是个女老师，因为面黄肌瘦还吸烟，我很烦她，不听她的话，她经常在班上批评我：“别以为你学习好就目中无人，现在上高中是靠推荐的，表现不好照样升不了高中。”
　　 到了二年级，数学老师是从公社所在地的学校调过来的邵老师，他四方脸，体形微胖，面带微笑，讲课有声有色，我很喜欢他。
　　 多数老师喜欢听话学习好的学生，尤其是喜欢老师所担任的学科成绩好的学生。几个礼拜下来邵老师就很重视我了，上课提问总是落不下我，尤其是几何证明题，总是希望我有新的解法。考试的时候，我每次都是一百分。有一次考试，我在回答题中落下一个定语，我检查发现后在下边添上去，上边打一个添加符号，老师在批改卷子时在这里扣了两分，我得了98分，发下试卷来，我发现批改错了，我就去办公室找邵老师，他还没有看我手中的卷子就说：“怎么了，这两分不该扣？”我说：“是的，这个答案是对的。”邵老师说：“内容是对的，但你为什么会漏掉这个词，这说明还是不够扎实，以后答题稳重一些，卷面清晰一些。”我明白了老师的用意，不再为这两分争执。
　　 后来我的作业做的认真、清晰、干净，考试答题也很严谨，每次都无可挑剔。邵老师当面没有表扬过我，但在另一个班的课堂上，就经常说出我的名字。
　　 到了年底该毕业了，因为上一届也就是七三届是靠各个大队推荐名额升高中的，所以我认为我升学没有可能，在毕业考试中，我从头答题，超过六十分就停下，后边的题目都是空白，阅卷子的老师发现后和邵老师说了，邵老师找到我问为什么这样，我说：“反正推荐没有我的份，及格能毕业就好了。”邵老师很生气的说：“胡闹，你怎么就知道没有你的份？”
　　 我回答道：“我们村主任的儿子和我两个人同时毕业，我怎么能有份。”
　　 “学校也有特殊保送名额，就凭你平时的成绩完全可以上高中，唉，可惜啦！”老师很痛心的说。
　　 就这样毕业了，我和村主任儿子都没有上高中，因为分数都不够。
　　 我在生产队干了几个月活，有个被后人称为“二月逆流”的教育形势的出现，改变了我上学的命运。我和本村的那个同学都被召回学校，当时校长给我们复课的八个人开会说：“你们年龄太小，干不了重活，抽你们回校上课是为了老蹲一下苗，升学没有你们的份，不要和应届生争名额。”
　　 我们信以为真，就算是长长个头吧，过了一段，上边开始抓教学质量，邵老师单独和我说：“好好学习，今年可能要考试升学了。”
　　 我本来就是上届毕业生的前几名，又复习大半年，更加扎实了。我的同桌和我是一个村的，作业和考试都抄我的，邵老师就批评他：“你把你同桌当成神仙啊，到高考时都不会在一起，他能遥控帮你啊！”
　　 果然招生是全公社统一安排考场，一人一张桌子，本班的同学都不挨边，我以本校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高中。
　　 我喜欢邵老师，他也喜欢我，在我毕业后的几年里，他在教学时没少把我当一个典型教育学生。我高中毕业时，邵老师被调到公社教研组任教研组长。
　　
　　 三，
　　 我上高中后，学校狠抓教学质量，语文、数理化各科都很重视，还增添了外语课程，政治、农技、体育也很重视，一派大好形势，因为受到任课老师的影响，我的学科趣向有所改变，语文老师戴国栋老师担任班主任，他个子不高，大眼睛，普通话带着一些胶东味道，他讲语文课很有特点，朗诵课文也很有表情，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他，他经常在班上让学生单独上讲台朗诵课文，还讲故事，慢慢我的兴趣从数学转移到语文上了。
　　 我喜欢朗诵，喜欢作文，更喜欢老师在作文课上朗读我的作文，其实我没有看过小说，但我想象力很强，写的作文都是我根据社会形势编出来的，所以源于现实高于现实，相对比较生动。有一篇课文《英灵山》是写胶东抗日英雄纪念馆栖霞桃村英灵山的，“雄伟壮丽的英灵山，苍松翠柏覆盖着烈士的英灵……”因为戴老师是胶东人，所以讲述那篇课文很有感情，我们都被深深的打动，（后来我就在栖霞当兵，不止一次的参观过英灵山烈士纪念馆），老师让学生上讲台分段朗诵课文，我朗诵的战斗情节那一段，感情充沛赢得了老师的夸奖。
　　 我喜欢上了作文课，我写的作文《深夜枪声》写的是公社武装部长零点在学校操场鸣枪，集合各班学生军事训练的报道，赢得了老师和同学的好评。后来就养成了盼着上作文课的习惯，因为我有极大的兴趣。
　　 到了冬天，部队拉练住在我们学校所在的村庄，食堂就和学校食堂共用，我们有机会接触到解放军。戴老师请村上老农民到我们班上做拥军爱民报告会。让我们学着写通讯报道，我写的《十元钱的故事》被评为优秀作文，还在县广播站广播过。后来老师又请来县广播站和报社记者给我们讲课，老师还给我借来《中国青年》杂志，让我学习写作方法，后来我进入了批林批孔理论写作小组，成为校报主要成员。为我后来成为农业学大寨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兵团政工宣传员打下了基础。
　　 戴老师很喜欢文学艺术，他在上大学期间就喜欢写文学作品，他的笔名是“萧肃”意思是个头小反应快。他对我的文艺素质提高有很大帮助，我和班里的同学徐晓成司继业同学多次演小品相声参加全公社的文艺汇演，老师还培养我做音乐指挥，我第一次走到队伍正面立正的严肃动作引起了哄堂大笑，慢慢就养成了不怕失败的好习惯。
　　 在我毕业当兵后，戴老师被调到益都县第一中学担任语文老师，我在部队回家探亲时去看望过他，当时他是我弟弟的班主任。现在他都快九十岁了，我想疫情过后，回老家看看他。
　　 好的老师会被很多学生喜欢，好的师生关系会提高学习兴趣和教学质量。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喜欢的老师。他们都值得做学生的去怀念和感恩，祝所有的老师身体健康晚年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