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的冬天，撕裂着我整个童年。
　　 那一年，我刚满八岁，记忆里的样子，已经模糊成一张褪色的老照片。但那个冬天的寒风，却异常清晰地吹在我余生的每一次回望里。
　　 我的童年是在一个非常贫穷的山村度过的，从小便和父亲相依为命。父亲是个憨实的农民，青年时在公社干活时右腿被石头砸成残疾，行动不便。家里仅靠两亩薄田维生，家境一直穷困潦倒，有时三餐不继。从记事起，我和父亲便借住在村大队的两间库房里，房子很破烂，但地理位置在村中心，土墙结构，石板屋顶，徒有四壁，但尚能遮风避雨。
　　 芒种刚过，没有一点征兆，村委会决定拍卖村大队库房的大红纸告示便贴在了村口磨坊的墙上。那时候我并不懂什么叫拍卖，但我从乡亲们的议论中猜到，我们栖身的库房要被卖掉了。
　　 那时候我开始明白一个道理，那便是上天并不会因为你的苦难无助而格外同情眷顾你。
　　 我记得拍卖是在初秋的一天傍晚时分开始的，沉寂的山村一下子沸腾起来，像赶集似的，村干部来了，村里的男女老少都蜂拥而至，石板屋被挤得水泄不通。
　　 村干部在堂屋中间的一张漆黑的小桌子前落座，村民有的坐在凳子上，有的趴在粮袋上，有的站立着，有的干脆盘腿坐在地上。大家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像是在等一场大戏上演。
　　 几个村干部互相对了个眼色，村长就拿起扩音喇叭开始讲话，大概的意思就是两千元起拍，价高者得。声音震耳发聩！
　　 我和父亲，一直蜷缩在角落里，显得和热闹的环境格格不入。
　　 我知道父亲此刻手上正紧紧攒着借来的皱巴巴的五百元钱，那是我在那个年纪见过最多的钱，五元面值厚厚一塌。我能想象的到当时父亲一瘸一拐地挨个亲戚家借钱乞求的样子。家贫如此，能借到五百元着实不易。
　　 有时候，人就是那样喜欢自欺欺人，明明知道结果，但仍然满怀着被上帝眷顾的幻想。
　　 我和父亲那时应该都幻想过，那借来的五百元钱或许能够保住那个徒有四壁的家。但听到村干部说两千元起拍后，我看到父亲攒着钱的那只手瞬间垂了下去，另一只手勉强托起下巴，像是听到被判了死刑的囚犯一样沮丧。
　　 那天晚上，我们生活了七年之久的石板屋里异常热闹。有人喊两千五，两千八，有人喊三千，三千六……五千，每一次加价，都引来围观村民一阵阵骚动。直到有人高喊六千，现场变得鸦雀无声。那个还在追捧万元户的年代，六千元确实够让村民咋舌了。
　　 我和父亲，像个局外人一样坐在角落里，如鲠在喉，如坐针毡。自始至终，父亲都一言未发。从那时起，我便明白了一个人要想在众人面前高嗓门的讲话，他就必须得有足够的资本。
　　 最后库房被六千元拍卖，对我们家来说简直是个天文数字！
　　 拍卖结束，大概是晚上九点钟，谁拍得这两间石板屋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村干部临走的时候朝着我们蜷缩的角落里丢了句：“房子已经卖给别人了，你们要尽快搬出去，给人家腾房。”村干部说话的样子，像极了法官的审判。我们如羔待宰，如鱼在砧，无可辩驳，无力反抗。
　　 当所有人离去后，父亲突然失声痛哭起来。那时他已经是不惑之年了，哭得捶胸顿足。我也跟着嚎啕大哭起来。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天下之大竟然容不下我和父亲这两个孱弱的生命，不觉悲从中来。就在那一刻，我童年的所有快乐便在这场农村举行的拍卖会上终结了。
　　 次日，从乡村小学放学回家。石板屋的大门已经换上了新锁，而门前晒场上杂乱地堆放着被拎出来的锅碗瓢盆，桌椅板凳，以及两床破烂不堪棉花外漏污迹斑斑的被褥。那一刻，像极了丧家之犬，无处可归。
　　 我呆坐在门凳上，眼泪如泉如注地流下来。一个本来没有母亲的孩子，如今又没有了家，人世的薄凉就这样第一次打在一个八岁男孩的心灵上，孤独而绝望。那时候有些怨恨世道，想骂上天不公。有些抱怨父亲，怪他无能，不能护我周全。
　　 父亲在天完全黑下来的时候，才一瘸一拐地回来。他眼睛红肿，布满血丝，拖着满身的疲惫和沮丧。父亲今天走了二十里山路，把那五百元钱还给人家了。父亲说以后你要是出息了一定不要忘了借钱给我们的人，人家在我们落难时愿意借钱，就算没有用上，照样是天大的恩情，滴水之恩，就该涌泉相报。
　　 那一晚，我和父亲在村里的一个好心人家里借宿。我睡在别人家温软的床上，和睡在冰天雪地一样，浑身冰冷，怎么捂也暖不热。
　　 此后几天，我又接连受几个亲戚接济，父亲早出晚归，总是见不着人。寄人篱下，怕被嫌弃，总是谨小慎微，如履薄冰。八岁的年纪，已经开始懂得察言观色。
　　 大概一周后，邻里帮忙搭建的茅草屋落成了。搬进茅草屋的那天，我异常兴奋。因为我知道天大地大，我总算又有了栖身之所。
　　 茅草屋非常狭小，父亲进出需要弯着腰，里面只容得下一张床和两条板凳的空间，烂被褥往一个门板上一铺，我们就算搬进“新家”了。我记得搬进茅草屋的第一晚，我睡得无比安稳，比睡在别人家的席梦思上还要香甜。真是应了那句别人家的金窝银窝，确实不如自己家的狗窝。
　　 为了长远生计，父亲开始筹备盖房的事宜。农村盖房是个大工程，因为没有钱，我们家盖房前前后后花了3年时间。那时起，家在我的脑海里就已经不是抽象的温情港湾，而是实实在在的能给我遮风挡雨的墙木砖瓦。
　　 父亲白天挖地基、推土、打石头，残疾的大腿一度浮肿难行，晚上经常翻来覆去地疼痛呻吟，声声刺痛着我的心脏。贫穷和苦难，使我变得沉默寡言，极其敏感和自卑，但也暗暗发誓要和命运抗争。
　　 我白天上学，晚上躲在狭小的茅草屋里点着煤油灯写作业，直到深夜。周末下地干活，或是上山挖药。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整整三冬。
　　 记忆里，那几个冬天异常寒冷。没到立冬，大雪就漫天飞舞起来。本不结实的茅草屋几度被大雪压塌，又经过几度修葺。每到夜晚，凌厉的北风拍打着篷布纸，呼呼作响。冷风从四面八方的缝隙灌进来刺骨般寒冷。
　　 父亲夜里怕我冻着，经常把我的脚捂在胸口。即便如此，我的手脚和耳朵还是长满了冻疮，冷时疼痛，暖时瘙痒，每冬必犯，病根也就落下了。
　　 盖房那几年，异常艰难。很多邻里见我们父子可怜，都是无偿帮工。土墙打到一半高，农忙来了，邻里就各自忙自己地里的庄稼。庄稼收完，又赶回来接着帮工。墙好不容易打起来了，没有木料，被迫停下来。木料齐整了，瓦片又没着落，又停下来筹钱。
　　 那几年，家里异常拮据，但需要用钱的窟窿越来越大。父亲找人帮忙在信用社贷了款，地里打点谷物，都被扛到集上买了用来偿还利息。
　　 日子过得很紧巴，赶集时为了省两块钱车费走二十里山路。我经常利用寒暑假和周末时间，跟父亲一起上山挖药材补贴家用。逢年过节也吃不上一餐肉，买件新衣服更是奢望。但即使这样，我上学的钱愣是从牙缝里抠了出来。
　　 我们家的三间新瓦房，是在二零零三年初夏竣工的。虽然徒有四壁，我依然兴奋地在屋里上跳下窜了好一阵儿。那时候的快乐是那么简单，得个糖果都够高兴好一阵子。
　　 有时候，我们费尽心力得到的东西，或许仅是同命运抗争的战利品，并没有多大用处。新家建成后，并没有在里面住几年，我就到镇上读中学，住校了。再后来，去了县城读高中，去了省城读大学。毕业后，相继走向北上广深和全国各地，并走出国门。当时的新家现在已经成了长满蒿草和荆棘的老房子，被远远地留在深山里面。
　　 如今，我有了自己的家庭，在城市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有了可爱的孩子。有时候，我很想跟孩子诉说那些过往，但又觉得没有必要，因为感同身受这种东西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那种担惊受怕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但每当记忆浪潮漫卷而来时，我仍会怀念满载我童年欢乐的库房，曾护我三冬的茅草屋，以及父亲拼尽全力建成的三间瓦房。
　　 今年中秋，我陪父亲一起回了趟老家。父亲站在老房子前，久久凝望，像是在观摩他一生的杰作。我轻推柴门，记忆又像泄洪的闸门瞬间淹没在一九九九年的冬天。
　　
　　 2020年冬于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