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的丈夫为了另一个女人，背叛了当初对我的海誓山盟，无情地抛弃了我。
　　 我带着不到三周岁的儿子，离开了那个曾经的家，那一年我二十一岁。
　　 我是一个不愿意服输的女人，婚姻上的不幸并没有打垮我，我不需要别人的怜悯，也不需要别人的救济，我要重新开始我的生活。我把孩子留给了在农村生活且还有病的父母，独自到城里寻找生计。
　　 在一家饭店里打工，我结识了红姐。白天她和我一样穿上白色的工作服，穿梭在酒徒食客中间；晚上一下班，她就描眉画唇穿上好看的衣服出去，大多数时间都是半夜回来，门口好像还有车送，后来我知道那是她包的出租车。我曾经偷偷地问过老板娘，红姐晚上干什么去，老板娘神秘地一笑说，以后你就知道了。
　　 红姐和我一样每个月五百元的工资，但是看到她的化妆品和穿戴，还时常往乡下的家里寄钱，我羡慕不已，时常向她表露出疑惑。
　　 那天晚上下班后，她又开始化妆。我忍不住地问她是不是晚上还要出去打工，能不能也带我一起去。她看了我一眼问我，知道她晚上上哪打工吗。我摇了摇头表示不知道。她又问我知不知道歌吧，我问什么是歌吧。她说就是有歌唱，有舞跳，有酒喝，有男人也有女人的地方。她问我想不想见识一下。我问怎么见识，她说那就找一件好看的衣服换上跟她走。我的衣服都是在家时穿的旧衣服，没有好看的衣服。他看我和她的身材差不多，就把她的衣服找来给我换上，还给我简单地化了妆，我跟她去了一家叫做“梦销魂”的歌厅。
　　 到了歌厅，红姐和一个胖胖的中年女人说我是想在这当服务员，胖女人上下打量我一眼点点头：“嗯，不错，长得挺好。”她问我会唱歌不，我说以前在家自己唱过。她又嗯了一声，然后对一个小伙子使了个眼色说：“你领着她端茶送水去。”完了又对我意味深长地说：“你跟他去吧，先看看怎样招待客人，过两天有你挣钱的时候。”
　　 我端着果盘跟在小伙子后边，他在一个房间门口敲了敲，也没等里边搭话，就推开门让我进去。我以为这和饭店的包房一样，等进了门我有点儿傻了。
　　 屋顶灯光闪烁，墙壁上的照明灯像萤火虫一样暗淡，音响震耳欲聋，烟草味伴着酒糟味令人作呕。长条沙发上坐着三个中年男人，其中的两个男人身旁坐着漂亮的女人，一个男人自己独坐在拐角的沙发上看着电视屏幕，大屏幕前，一个男人搂着一个年轻的女人，正在唱着《迟来的爱》，我看了一眼唱歌的女人，那个女人也正好也回头看我。
　　 我脑袋轰地一下，心跳加快觉得脸有点儿发烧，那个女人是红姐。
　　 我赶紧放下果盘转身要走，当啷、当啷……一阵脆响，我慌乱中不小心碰倒了台上的空啤酒瓶子，我吓的不知所措，一时不知该怎么做。
　　 那两个女人赶紧扶起空酒瓶，冲我摆手，意思是让我出去。
　　 “你怎么搞得，毛手毛脚的，你……。”一个男人不满地吼道。
　　 拐角沙发上的男人也被吓了一跳，他站起来看我一眼，冲那个吼我的男人摆摆手，问我：“新来的？”
　　 我慌乱地不知如何是好。
　　 红姐赶紧过来说：“是和我来的，今天头一天上班，不懂规矩，几位大哥别生气啊。”
　　 那人一扬手让我出去。
　　 我的心都要跳出来了，拉开门落荒而逃。
　　 第二天，我偷着问红姐：“红姐，什么是小姐，小姐是干什么的？”
　　 红姐幽幽地说：“小姐就是陪男人喝酒、唱歌、跳舞，挣男人钱的女人。”
　　 我又问她家里人知道吗，她说这哪能让家里人知道啊，自己偷着干呗，要不就凭家里那点地，打工挣那点钱，咋养活孩子，孩子上学那都要钱。
　　 “那你家姐夫知道你干这个吗？”
　　 她看着窗外的人流喃喃地好像自言自语地：“谁知道呢，每个月给他寄回去那么多的钱，他能不琢磨吗，也许是装做不知道呗。”
　　 红姐已经三十几岁了，家住在贫困的农村，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都在上学。以前靠种地生活，农闲时丈夫和村子里的人一起进城打工，日子虽说过得不富裕，但也能勉强将就着。但天有不撤风云，有一次丈夫在从楼上往下扛一袋子装修垃圾时扭了腰，当时没怎么在意，结果后来越来越严重，直到动不了了。大小医院看了好几家，最后还是没有治好，落下了终身残疾。经这一折腾，本来就贫困的家里更是雪上加霜债台高筑，孩子也辍学了。红姐一咬牙，把家里几亩薄田租给了别人，自己进城打工。但是打工挣的那点钱，还不够给丈夫抓药的，两个孩子整天地喊着要上学，红姐愁的终日没有笑脸。后来饭店的老板娘看她挺可怜的，说有一个朋友是开歌厅的，问她想不想去，在那个地方只要干好了，挣钱很容易，她可以白天在饭店上班，晚上去歌厅挣钱，还让她住在饭店里。
　　 听红姐的一番讲述，我动心了，为了父母，为了孩子，我豁出去了。
　　 谁也不是天生就想做“小姐”的，这都是后来生活的安排，既然我无法改变我的命运，那就让命运来改变我吧！
　　 我是在农村长大的，思想很保守，从前和男同学说话都脸红，现在让我坐在那些不认识的男人身边，这在我心里实在是接受不了，我每天上场前都在心里说，就当是和村子里的朋友们在一起吧。虽然心里这样强迫自己，但还是扭捏的放不开，酒不喝歌不唱，还经常被客人撵出去。
　　 伦理道德和思想的转变是要有过程的，就像村子旁边那条大河，平时温顺的像门前的小溪一样，在规定好的河堤内缓缓流淌，也许大河从没有想过哪一天要冲出禁锢，但是一旦受外力的作用决了口子，那就是狂泻千里挡也挡不住的污泥浊水，一切清净都将化为乌有。
　　 老板娘对我说；“你是结过婚的人，你怕啥，人家小姑娘都不在乎，你有啥放不开的。想想看，你在农村一年能挣多少钱？在这能挣多少钱？干这一行虽然让人瞧不起，但你一定要自己瞧得起自己，咱们女人虽说没啥能耐，但女人温柔漂亮，漂亮是什么，漂亮是资本，像你还年轻长得也漂亮，所以要趁着年轻多挣点钱，等有了钱再干点正当生意，找个好男人嫁了，这一辈子也就对得起自己和父母孩子了。再说了，这个社会本来就是笑贫不笑娼的，你以为那些有钱人和那些穿的人摸狗样的人的钱都是干净的吗？所以说啊，只要你有钱谁还管你是咋挣的。你看咱这里啊，有的是亲姐妹、有的是姑嫂，有的是妯娌呢，她们不都是为了多赚钱才干这一行的吗？你别听那些道貌岸然的家伙说的，什么当小姐的是因为好吃懒做，那是他们站着说话不嫌腰疼，在这里的基本都是从农村来的，要是在家能有好日子过，谁愿意背井离乡地干这个。”
　　 由于生活的逼迫和金钱的诱惑，又有了红姐的例子，有了老板娘的谆谆教导，我“如梦初醒”地入了道，最终迷失了人生的方向，从此，一个单纯的我蜕变成为一个强颜欢笑，每晚迎来送往的兼职夜场“小姐”。再后来我辞去了服务员的工作，成为了一个全天候专职坐台“小姐”。
　　 但我从来就没有后悔过，现在也没有后悔。因为我用我的青春和泪水养大了孩子，给了父母一个幸福的晚年，我用自己柔弱的身体撑起了这个家，我为我自己感到自豪，别人的白眼是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我的不幸。
　　 因为我年龄小，模样俊俏，歌唱的也好听，所以每天都能坐上台，最多时一天能做两三个台。我学会了抽烟，学会了喝酒，学会了撒娇，学会了哄客人们开心，学会了怎样把他们兜里的钱装进我的包里。但是我有一个宗旨，那就是只陪唱、陪喝，但绝不卖身，因为我有一个目标，就是老板娘说的：钱赚多了，自己干一个买卖，要是碰到好男人，只要他不嫌弃我，真心地喜欢我爱我，我还要把自己嫁出去，所以我要保留一个清白之身。
　　 一年后，我在城里租了房子，把父母和孩子接进城里。我告诉他们我是宾馆服务员，需要上夜班，善良老实的父母相信了。
　　 夜场工作也不是好做的，来的客人也是良莠不齐素质高低不等，有的客人什么大话都敢说，没喝酒时他是东北的，喝点儿酒东北就全是他的，牛逼吹的满天飞，等一到结账的时候就想方设法的开溜，或者是借酒装疯不给小费。
　　 记得一天中午来了几个人，刚坐下就喊着要选小姐，我被一个叫柏哥的选中做了他的台。这个人戴副眼镜看着比较文质彬彬，歌唱的也挺好，说话也比较文明，我以为碰到了讲究的客人，所以尽量陪好他。那知道几瓶啤酒下肚就不是他了。他对那几个人说，别看他在单位官不大，但也说了算，就连局长都得给他面子，他这个人不差钱也不差事儿，以后有事儿就找他，他保证办的妥妥的。另外几个人也不甘落后，借着酒劲各道长短，仿佛这个地方是他们说了算似的。
　　 他们连唱带喝的一直到下午三点多，有人提议要走，柏哥说等一会儿他先上厕所，结果他就顺着下水道没影了。剩下的几个人也是装疯卖傻地不想给小费，后来还是老板带了几个人来揪住他们和他们讲理，他们才不情愿地给了小费，临出门还撂下狠话说，过几天就给歌厅停电停水，让歌厅关门。老板带着几个人追出去还要和他们理论，他们才落荒而走。
　　 这样的客人虽说不经常碰到，就是真的碰上了也得自认倒霉。后来再有快结账找借口出去的客人，我们这些姐妹就相互提醒跟着。当然了，也不全是像那位柏哥一样的客人，大多数人都是很尊重我的，把我当小妹妹待，有的还多给小费。
　　 但也有表面看着挺好，其实心里丑陋的家伙。
　　 一次我坐了一个的客人的台，这是个三十四五岁的中年人，白白净净长得很面善，一脸的和气，还对我问长问短的表现出无比的关怀，我一度对他产生了好感。其实这只不过是他的表面，这是一个善于伪装自己，骗取别人信任的伪君子，一旦觉得时机成熟，他就会撕下面具，露出他本来就肮脏的面目。开始他还能老实地唱歌，但过了一会儿他的手开始不老实起来，在我身上摸来摸去，为了能坐好这一台，我尽量忍着，把他的手推开，又用眼睛使劲地瞪着他表示抗议，哪知道后来他越发放肆，那只讨厌的咸猪手一下子穿过我的衣服，直接奔我的胸部摸去，我忍无可忍起身打了他一个嘴巴。
　　 “臭婊子，你敢打我？”他一把薅住我的头发，把我按到在沙发上，拳头雨点般地砸在我的身上头上，他一边打一边骂，“你他妈的根本就不是正经人，有什么不能摸的，装贞洁烈女呢？你要是正经的良家女，你干什么上这种不正经的地方来赚钱，不摸你们，老子花钱上这来干什么？”说完使劲一推把我推倒在地上。
　　 我的前额重重地磕在茶几上，一股鲜血顺着脸颊流了下来。
　　 和他一起来的两个人赶紧站起来拉着他就要走，我一把抱住他的腿不让他走。一起坐台的姐妹赶紧上前台告诉老板，老板带着两个看场子的过来，把他带了出去，我也被姐妹们送到了医院，住了好几天院。后来他来到歌厅给我道歉，赔偿了我两千元钱的医药费和误工费。我对他说：“我只是陪唱的，不是卖身的，婊子这个词用不到我身上，别以为有几个臭钱，就觉得了不起，就可以随随便便的欺负我们这样的弱女子。”
　　 有的人怀揣着一颗“正经”的心，来到不正经的地方，用那“正经”的眼神儿寻找不正经的刺激，他们是多么地恶心，多么地虚伪，多么地龌龊，那么地下流。
　　 我不在乎人们怎样看我，我也是为了能好好地活下去才干上这一行的，因为我有年老多病的父母需要我来供养，我有一个即将上学的儿子也需要我来养活，我只是用自己的歌喉来赚取活下去的资本，能让我的父母和孩子有尊严地活着，所以我并没有觉得我做错了什么。
　　 我在这行里干了十六年，一直到儿子要考大学的前一年，我退出了这一行。儿子上大学后，我用这些年的积蓄，到儿子就读的城市开了一家小饭馆，带着父母在一起生活，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
　　 在世俗的眼里，坐台小姐都不是好人，是自甘堕落。错，是生活的逼迫！否则谁会心里流泪脸上强笑地过这种受人白眼的生活。
　　 2021/1/2
　　 作者简介
　　
　　
　　 独钓清波
　　 哈尔滨市作家协会会员
　　 呼兰区作家协会会员
　　 《中国•当代作家联盟》“签约作家
　　 萧乡诗社社员
　　 哈尔滨市诗词楹联协会会员
　　 冰城文学艺术交流社社员
　　 散文、小说、诗词等作品,散见刊物和平台微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