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不知要经历过多少次考试，考多了，也就不在乎了，很多考试考过也就忘却了。
　　 我在校学习和在工作岗位的50多个年头里，经历过不少次的考试，可是，令我感到最紧张最有压力且最难以忘却的一次，就是我初中毕业后，在家乡的生产队那次当合格社员的考试。
　　 在一些人的眼里，世界上最没有本事的人，大概就是农民了；在一些人看来，世界上最没有技术技巧，任什么人都可以从事的活计，就是农业生产了。回乡干活，干就是了，怎么还用得着考试呢？且慢！我必须高声且严肃而郑重地告诉你：此言差矣！持此种看法，不是你对农民和农业生产的无知，就是你心存傲慢！或者是你对农民持有偏见！
　　 我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一个合格的农民，绝不比当一个技术工人容易，也不比当一个合格的士兵简单，更比当一个国家干部难得多。有的人当干部当工人合格，当农民可能不合格，甚至完全不合格。就农民本身来说，有的人在农村干了一辈子农活，却不能也不敢说自己是一个合格的农民。
　　 那是1966年7月，我初中毕业了，那时我还不满16周岁。因“文化大革命”运动，全国的中等学校和高等院校全部停止招生考试，升学的希望没有了，只好回自家所在的生产队参加生产劳动了。我们那个生产队同时回去的有4个人，其中一个与我同岁，另两个比我大一两岁。4个人中我的个头最小，身体也不如人家壮实。当时农村生产队实行工分制，整劳动力每天记10分，不能当整劳力的只能记9分或8分；东北农村管这叫九厘谷子或八厘谷子。当然，凡不记整分的，在一些重活或技术性较强的活计上给些照顾。比如，可以不参加扛一个200斤重麻袋包，可以不参加抬粪，种地时可以不扶犁，割谷子割高粱时，不开趟子不打要子……女同志一般都挣八厘或七厘，她们除了不干上述活计，每天还晚出工早收工，因为他们还有照顾孩子、做饭、喂养鸡猪等比较繁重的家务活。
　　 对于我们刚毕业的学生来说，不顶整劳力，虽说少挣些工分，但是也可以少挨些累。可我们谁也不愿意，那样会被人家笑话，而且到秋分粮分柴都要凭工分的。我们这些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从小就没离开过庄稼活的孩子，可不像城市知青下乡，城市知青们下乡时，一是不会干农活，二是体力也相对较差。我们这些人的基础要比他们好得多。可话又说回来，真要是把我们都算成整劳力，我们好多方面我们肯定比不上人家很多老社员。当时我们生产队的队长是我伯父。按往常，他就是主观一点，给我们这几个学生定个整劳力，大家也不会说什么。可这4个人中偏偏有个我，而我又是个头最小体质相对比较差的。伯父一生为人忠厚老实，当生产队长多年，一直以办事公道为人们所赞许。为了不让人们说闲话，他在生产队社员大会上宣布：“秋收马上开始了，村里新回来的4个学生马上也要投入到三秋大会战中来，他们究竟能不能顶整劳力，是否合格，先干干试试，也就是说，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样样活都能跟上趟的，就记满分，跟不上的，就当八厘谷子。”于是，我们一场当合格农民的考试，在三秋大会战中开始了。
　　 说来农村中有很多活计并不是很容易干好的,有的活计需要力气，有的活需要很熟练的技术。对我来说，这场考试的难度绝不亚于在初中3年时间里的任何一次考试。但我并不害怕，我暗下决心，作为一个农民的后代，我一定要经得起考验，不能丢自己的脸，更不能丢父母的脸，头拱地也一定要交上一份让父老乡亲们满意的答卷。
　　 决心好下，苦难吃。中秋节后，便开镰了。站在生产队房东的大道上，望着松嫩大平原腹地那一望无际的金色的田野，心中真有说不出的喜悦。对于农民来说，还有什么能比一个五谷丰登的金秋更令人兴奋更令人陶醉的呢。欣赏这丰收的景致，是多么轻松愉快的呀，然而接受这个丰收，则将是一场意志、毅力和体力的鏖战。整个秋收过程，将持续近两个月，这对于刚走出校门的我来说，岂敢小觑。
　　 先说割谷子，这是首先要答的第一道题。干好这个活计要过四个关：一是腰疼关；二是臂疼关；三是打要子关；四是捆捆儿关。这头两关在头四五天内是相当难过的，割谷子要弓着腰连续劳动。站不能站，蹲不能蹲，干了几天时间，晚上回家像断了腰似的，疼的饭不想吃，觉也睡不着，可又不能停下来休息几天。加之肩膀和胳臂都疼得抬不起来，手又酸又胀，连镰刀都握不紧。那几天，真比得一场重病还厉害，有时真想借病不干了。可是，一想到父亲，还有比父亲年岁更大的乡亲们也都在干。再说，真正参加劳动才刚刚开始，怎么就能耍熊偷懒呢？那时正是在全国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中，于是，自己一边咬着牙挺着，一边在心中默念着毛主席那“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教导，继续投入到了秋收的会战中。至于用割下来的谷子扭成要子，再用来捆谷子这几个“高难”技术，我也是经过反复多次的练习，才学会的。
　　 割谷子通常是3个人一组，每人割两根垅，中间的人在前边开趟子，就是先割两垅，打好要子。第二个人拿两根垄扶腿，最后一个人割最后的两根垅，然后把割下来的谷子捆成捆。这打要子便是一个难点，只见老社员用镰刀割下两缕高一点的谷子，把带谷穗的一头对在一起，交叉起来。一缕夹在右腋下，一缕拿在右手中，再用左手很麻利地挽上两扣，一个要子就打好了，说时迟，那时快，只几秒钟功夫，便撂在垄沟里，把已割下来的谷子用刀拢起来往上一放，便又继续前进了。那熟练劲真不亚于魔术师变“三仙归洞”的魔术那么灵巧快捷。这个开趟打要子的人速度要不快，这一组人就别想快起来。我开始就打不好要子，既慢又容易“招耗子”〔意即打不住，一捆就开，农民们形容被耗子也就是老鼠给嗑开了，因而叫招耗子〕，为了技术提高的快一点，人家在地头休息时，我也不敢休息，还在那里反复练习。
　　 捆捆儿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难关。那一个谷捆子直径能有五六十厘米，当时我个头只有1.65米，费好大劲把要子的两头扯在一起，可要子常常过短，拧不到一起，有时拧上了也没有劲，一动又开了，真是又累又气又急。
　　 还有割高粱，也是个技术活。虽然这活不累腰了，打要子也不那么复杂了，可那足有两三米高的高粱秆，上面有个斤八重的高粱头，我们的手又小又无力气，硬是攥不住，人家连抓带搂一下子能割十几颗，我们连五六颗都拿不了。高粱头就在手中东倒西歪岔开了，再也拢不顺了，便只好放在地上再一根一根地理顺。别人已割出很远，自己还在地头上磨磨呢，于是又只好虚心请教。还有割黄豆、码苞米、挑叉子装车、码垛，庄稼上场后打场时，又有刷草、扬场、扛包……
　　 地里的收割活计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奋战，很快就要结束了，在那一个多月繁重的秋收大会战中，我的体重整整瘦了12斤。一天吃完晚饭，父亲见我身体渐渐适应了，疲劳也有些过劲了，几道主要关口也闯过来了，微笑着鼓励我说：“总算顶下来了，学的也挺快。不过，这才只是秋天的活计，往后还有刨粪、滤粪、扶犁、点种、铲地、铡草、沤麻、编筐、喂马、榨油、赶车……春夏秋冬，每一季都有每一季的活，学会这些，不比念中学容易呢。”
　　 听着父亲的话，我不住地点头。我虽生长在农村，但没有认真干过全部农活，尤其是那些重体力的活计和技术复杂的活计，参加了这场当合格农民的考试，我才知道做一个合格的农民是多么不容易，我才真正了解了农民的艰辛，我才开始懂得了农民的伟大。
　　 由于我们几个人都咬着牙坚持了下来，并处处虚心学习，农活上进步很大。为此，在秋收基本结束时，我们都被批准为整劳力了。我们心里确实很激动，因为我们的那虚荣心得到了一定的满足。但我们又十分清楚，我们和父辈们相比，我们还是不配的，还是惭愧的。更重要的是，我们没有父辈们那憨厚朴实吃苦耐劳的高贵品质。我们也清楚地懂得，大家赞成我们做个整劳力，是因为他们看到了我们这些刚走出校门的孩子，还像个农民的后代，没有偷懒耍滑，没有打退堂鼓，没有因为读了几年书，识得几个字，就瞧不起农民。我们也深感这是父老乡亲们对我们最大的承认，最大的褒奖。虽然我们在这一个秋天的劳动中勉强坚持下来了，但交出的并不是一份令人十分满意的答卷。而且，如果说这试卷是一套的话，我们交出来的才仅仅是其中的一张。
　　 后来我便被抽到公社组织的工作队去了，再后来又应征入伍参加了解放军，转业后又进了城市的政府机关，再没有回乡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期间回乡帮助二弟干些农活，也是星星点点的。回想起来，那一张关于当合格农民的试卷，应该说还是没有答完。但是，仅仅那一次考试，就让我刻骨铭心，几十年都无法忘记。也是参加了那一次考试，让我在之后的人生道路上，面对任何困难都无所畏惧了。
　　 如今，伯父和父亲都已经过世，我已经到了古稀之年，在那片黑土地上操持着的大都是年轻一代人了，他们从春种到秋收已经全部实现机械化了，镰刀、锄头等原始农具已经进了博物馆。尽管如此，我还依然希望有机会再去做点农活，但只能做些力所能及的了，因为我已经没有能力再去应付那样的考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