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你恰巧走来，就在我打算放弃希望的一刻。
　　 最漂亮的春天不好挑选，但最冷的冬天却刻骨铭心，仿佛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我用胳膊肘擓着一个沉重的藤篮，里面躺着一大批白菜帮子和沾着泥土的红萝卜。家里的水缸有水，但需要大人到很远的池子去挑。水缸的水用来做饭，淘菜就用河水。尽管那时的河水清澈见底，一眼就能看到水下东躲西藏的鱼虾，但夏日里男女老少都曾经在河边洗手洗脚，脱光了身子在深水里扑腾，所以河水就只配用来洗菜。
　　 别把这里想象成什么鱼米之乡，无米之炊是家里常有的事情。公社姓公，剃光了草的山坡，拽光了叶子的树木，收光了庄稼的田地，都是公家的，农民个人拥有的仅限于居住的草房和集体劳动的工具。粮食按工分分配，分给多少吃多少。如果还想有菜吃，就得在靠近河边的乱石滩上垫起几把薄土，偷偷摸摸地种上几棵白菜萝卜。而因为这些蔬菜属于私生子，根基肤浅，又得不到明目张胆的呵护，长得也就猥琐，菜帮子瘦弱，萝卜头比手指粗不了多少。
　　 小河离家门很近，近得在自家院子就能闻到它清凉的气息。冬天来了，小河停止了嬉笑，用厚厚的冰层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下决心与世界隔绝。山头和村庄都是一副赤裸的样子，冷风就肆无忌惮地在河道奔走。我们总是拿一块石头扔向冰面，试试它是否真的足够结实。如果石头太小，就会发出叮叮咚咚类似弹琴的脆响，蹦跳着加速飞向对岸。如果还不放心，就搬来一块更大的石块投过去。在哐的一声巨响之后，那冰面纹丝不动，连一道裂纹都没有，说明冰层已足够厚实，我们尽管放心走上去，滑冰，或者去对岸拾柴。不记得有什么人从冰窟窿里掉下去，只记得很多小伙伴在溜冰时频频撞在一起，跌得四脚朝天，屁股生疼，甚至鼻青脸肿。
　　 我把菜篮放在河边，先要找一块石头一下一下把河边的冰凌砸开，露出缩头缩脑的浅水。河边的冰因为有地温影响，所以相对有些脆弱，容易找到破绽。把碎冰移开，发现河水并不太冷，残存着往日的温情。只是一旦湿手，便不能停下，否则风吹在手上，寒冷就钻进了骨头。我飞快地洗着，直至两手渐渐生出发烫的感觉，还飘散出缕缕白汽，那些菜们也就被洗过几遍，变得一身清爽了。擓着篮子到家，母亲心疼地拿起我冻得通红的手，比一比跟篮子里的红萝卜一个颜色，就会说下一回可不让你去洗了，看看冻成啥样了。但我知道下一回还得我去，因为母亲根本忙不过来。
　　 家是一个温暖的概念，但穷人家的炕头总是不够温暖。就算生了煤火，又嫌费煤，夜里便会早早封火。屋外徘徊的寒气从不善罢甘休，总会从门缝间、窗纸上钻进，渗透，试图把屋里也搞得冰窖一般。一大早从梦中醒来，我冷得不敢露头。被子上蒙着的棉裤仿佛已经冻僵，最可怕的体验是把光光的两腿伸进裤腿，那好似探入两条冰洞，差不多能把皮肉粘下来。如果有空，母亲总是把那棉裤倒提起来，将裤腰对准打开的煤火口，为我熏烤片刻，让煤火抖抖索索的热气爬进僵硬的裤管里。然后母亲攥紧裤子的两端，慌慌张张地塞给我，仿佛一松手，仅有的一点热量便会跑得一干二净。我动作麻利地将腿脚伸进那薄薄的温热之中，牙关边发出悉悉簌簌的颤抖。
　　 少年时的冬天很闲，我背起一张铁锨，挑起一只箩头，到光秃秃的山上拾粪。野外出奇地空旷，连鸟雀都懒得露面叫上几声。牛粪驴粪当然稀少，只有嗖嗖的冷风来来去去，打在脸上针扎一般疼痛。即使是晴天，太阳也躲得很远，似有似无地挂在偏南的天上，像一只破败的灯笼。我偶尔停下来，把手揣进袖管取暖，然后用手捂一阵耳朵。及至耳朵尚未捂热，手又冰得不听使唤了。虽然我的耳朵不属于招风耳，但它们长在头的两侧还是显得十分张扬，难怪“风必摧之”，经常被冻成琉璃疙瘩，似乎轻轻一敲就能掉落下来。每逢此时，我就特别羡慕村里那些能戴着兔子尾巴耳套的人，觉得他们才是冬天里的富人和英雄。
　　 怪异的是在那些最冷的冬天，我冻红的手，冻硬的耳朵，冻麻的脚，却从来没有生过一次冻疮。它们经过严冬之后，在吹来的春风里依然还原了光鲜柔韧的本色。连母亲都对别人发出感慨，说这孩子的皮肤是什么做的，水缸都冻破了，院子都冻蜕皮了，他还是以前一样的细皮嫩肉。
　　 也许，和那些匍匐在地的衰草一样，耐冻，是我在那些冬天得以存活而且皮毛无损的唯一资本。
　　 当然我也知道，活下来终归还是仰仗上苍的仁慈，冥冥之中总有一只最温暖的手护在我的身上。每当我们将要冻死、濒临绝望之时，远方就会有一支救援铺天盖地赶来，在广阔的地平线上升起光复北国之春的信号。
　　 感谢你的到来，就在我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