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方矗立着一块不大的石碑。那是界碑！山风掠过萋萋芳草，奔向云天苍茫、山峰隐约的极远处。
　　 走到这里你就不能再往前走了，那怕是小小的一步。
　　 极远处，曾经有过我们的界碑。
　　 恍惚间，你也许会觉得那个出生在碎叶湖畔的诗人走来了。他仗剑西行，一路行呤：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这个人叫李白，他写出了中华第一思乡诗，却一辈子也没能再回故乡——那里后来成了异国他乡。界碑，永远挡住了他的回乡之路。
　　
　　 这里的界碑曾经也在云天苍茫的远处，那地方叫雅尔城。
　　 乾隆二十九年，清廷在塔尔巴哈台设立参赞大臣。在孤城中冻得瑟瑟发抖的参赞大臣阿桂，恳求皇上：“雅尔地方向来雪大，而牧场遥远，近城所有地亩，不敷五百兵丁耕种。”请将雅尔城东迁。
　　 乾隆皇帝大发雷霆，斥责阿桂等移城“于心何安，理宜请罪具奏。”
　　 然而，乾隆的“查究”谕旨，最终还是被凛冽的寒风吹成了一纸空文。雅尔城终因“基地严寒，军民不堪其苦。”于1766年东迁。
　　 雅尔遂被沙俄占领，竖起了沙俄的界碑。中国几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随即丢失。
　　 但新城依然寒冷。史载：新城“每年四月动工，九月雪凝冰冻，即须停作。”
　　 1962年，“伊塔事件”爆发。秋天，一队执行“三代”的兵团人来到了这里。冰天雪地，寒风呼啸。没有住的，没有烧的，没有吃的，他们拥有的全部家当仅是：两口铁锅，一个半锅盖，还有路上拾来的三张羊皮。他们在地下挖个坑，盖上３张羊皮，当了连部。又挖了几个大坑，搭上几根干树枝，盖上湿草，就当了家——叫地窝子。地窝子里铺上草，就是床，一户一个“床”，连个遮挡也没有。
　　 要开荒，要抢种冬麦，还要站岗放哨。不论男人女人，每天都要工作十五六个小时。而两口铁锅里，有盖的蒸的是高粱面窝窝头，每顿一人一个。少半个锅盖的锅里是盐水煮萝卜，每人一小勺……
　　 40多年后，人们发现，他们中有人冻死了，有人冻残了。但这里有边无防，有界无碑的历史永远结束了。
　　
　　 当年，兵团的“三代”队伍是乘着汽车，拖拉机甚至康拜因向边境一线分头开进的。
　　 孙龙珍所在的那支队伍开进了巴尔鲁克山。7年后，她在山中的一条河畔牺牲。孙龙珍牺牲的地方前苏联曾认为是“争议区”。但兵团人在那里立起了纪念碑。十年后，对方承认：那里属中方领土，不再争议。
　　 当年开进的队伍中，还有一个人，叫王建忠，他的墓碑就在边境线上。
　　 他原本是可以不死的。只要他在大家饥寒交迫、断粮断炊的时候，说一声“撤退（他是指导员，有这个权力）”，放弃在“争议区”执行任务。但他没有，他带着战友们上了山，挖野菜充饥。
　　 一种没有吃过的野菜挖回来了。他命令大家不许动，自己先吃，两小时后别人再吃！他吃了，没等到两个小时后他就呼吸急促，鼻腔出血……
　　 人们冒着细雨把他埋在了边境线上。后来两国勘界，一致同意把界碑立在他的墓地旁。
　　 那是一个对抗的年代。
　　
　　 不对抗的年代是和平的，却依然是艰辛的。
　　 额尔齐斯河的出境口，叫北湾。世界四大蚊虫区之一。“三个蚊子一盘菜，十个蚊子一麻袋。”但比蚊子更厉害的是小咬，它能吃掉蚊子，能把天上的飞鸟咬得晕头转向，一头撞进界河；能在一夜之间，把陷入泥淖的牛马咬成一具干尸。
　　 对方军人不堪其苦，将哨所后撤40公里。
　　 但戍边的兵团人不能后退。他们的屋后就是边防线，他们的耕地就在界河边。他们知道，脚下的土地虽然贫瘠，甚至耕无所获，但他们往自家的田埂上一站，那就是共和国的一块界碑。
　　 界碑是不能后退的。
　　 那怕再苦。
　　 走进北湾你看到的是蚊子；走出北湾你记住的是人：这里的人都像防化兵，头上戴着防蚊罩，手上戴着大手套。即便是七月流火，挥汗如雨地下田劳动，谁也不敢去掉这身“武装”。最苦的可能是女人，她们从来不敢穿裙子。有人从出生到出嫁，只穿过三次裙子，那还是去城里的时候。
　　 他们就这样，已经生存了几代人。
　　
　　 对抗和不对抗的年代，国家都要有界碑。有一批人，他们活在那儿，就是国家永不移动的界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