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戏箱老汉已经七十五岁了，右腿因车祸落下了残疾，一瘸一拐地走个二三十步就得停下来歇上好半天，独自一人在紧靠县际公路的破烂老瓦房里生活，除了每月的农民养老金118元之外，没有其他收入，相对于生活费和医疗费来说，实在是太微薄了。118元对于城里的有钱人来说可能只是一顿饭，但是对于陈戏箱老汉来说无异于一笔巨款。他拿着这笔钱，就能在农村吃上饱饭了。他精打细算，俭省节约过日子。在早餐摊吃顿早餐，至少得五元钱，大街上卖的蒸馍五角钱一个，烧饼一元钱一个，湿面条一元六角钱一斤。他嫌太贵，吃不起，就到晚上关门前一刻的生活超市里去购买处理的剩蒸馍与碎面条，剩蒸馍三、四角钱一个，碎湿面条一元钱一斤。他捡柴禾烧火做饭，早饭、晚饭只吃一个蒸馍，喝碗自己熬的稀汤，午饭下五角钱的面条，随锅放一些在菜市场上捡来的菜叶，就热热乎乎地吃饱了肚子。就这样抠索，118元也搁不住花，因为还得买盐打醋，时不时也得买点药品。为了弥补不足，他就经常佝偻着身子，左手颤巍巍地拄着拐杖，捡垃圾卖废品贴补日用。就这样，他每天总是笑呵呵的，常说现在世道平稳，没有战乱，天天能够吃饱白面馒头白面条，比解放前的地主富农的生活还要享福。他非常感恩政府干部，真比自己的亲生儿子还要亲，三个儿子一分钱也不给他，农民养老金却月月照发，谁亲谁远，一目了然。
　　 提起他的三个儿子，那就得从头说起。
　　 陈戏箱老汉原名陈喜祥，抗战胜利那年出生，陈戏箱是他的外号。戏箱是戏班、剧团放置戏衣和道具的箱子。装戏衣的分为大衣箱、二衣箱、三衣箱，装盔头和鞋的另有圆笼，装刀枪把子的就是另一路扁长的箱子。每种箱子装什么都有严格的规定，同时也有专人管理。陈喜祥在县剧团和民营剧团专门管理了几十年的戏箱，因此被人们叫成了陈戏箱。
　　 陈喜祥从小就特别喜欢看戏，大家都是爱在台下看戏，而他却是爱在后台看戏。他最爱看演员化妆穿衣裳，仔细观察花脸如何画脸挂胡子，细心揣摩武生如何勒头插靠旗，认真欣赏花旦如何描眉画眼戴行头。他一看到女演员不避人在后台极其迅速地穿脱演出服裤子，幼小的心灵里总会激起一种说不出的美感，深深地爱上了后台这个地方。他心灵手巧，机警敏捷，很有眼色，爱在后台帮助演员取放服装道具，爱在演出后帮助戏箱管理员收拾东西，把各样东西都规整得井井有条。他对技术性极强的戏服维护、戏具制作、戏箱管理等等有着天生之才，一上手就会干，一琢磨就精通，比专门的戏箱管理员的工作还要出色，因此博得了剧团团长和全体演职员的一致好评，十来岁时就被赞誉为“陈戏箱”的光荣称号。他长大后先是在村里、乡里的剧团管理戏箱，名气越来越大，就被县剧团的团长“重金聘请”到县剧团担任了戏箱管理员。当时他若成为剧团的正式人员，月工资只有三十二元伍角钱，团长给他的“重金”是月工资四十五元，是按照技术人员临时工每天一元五角开的工资，后来水涨船高，陈喜祥的工资一直比正式人员要高得多，团长只对他说领的是技术专家的工资，没有说过他实际领的是临时工的工资，团长有意不说透，他也不知道内情，自认为领钱多就是好事，也没问过是否正式人员。县剧团的临时工女炊事员钱金花看上了陈喜祥的“高工资”，一来二去，两个人就结婚了。钱金花生下了狗金、狗银、狗宝三个儿子后，就荣归婆家当上了陈喜祥的专职太太，全凭陈喜祥一个人的“高工资”来过着日子。不幸钱金花营养不良，积劳成疾，又缺钱治病，就在大儿子十三岁、二儿子十一岁、三儿子九岁时撒手西去，摆脱了艰难持家的责任，把这副重担扔给了三十九岁的陈喜祥。
　　 在县剧团经济收入好时，对于陈喜祥来说，这也不算什么过不去的火焰山，咬着牙也挺过来了。他不舍吃，不舍穿，自己一分钱也舍不得花，把所有的钱都用到了三个儿子身上，帮助三个儿子都娶妻生子，成家立业，过上了各自的小日子。
　　 不料到了新的世纪，各种娱乐媒体蓬勃发展，挤兑得县剧团越来越不景气，很难得到正规演出的机会，经常处于放假的状态，演职员难以拿到工资，县剧团就名存实亡了。县剧团的头弦刘四海和当家花旦李金枝夫妻二人就贷款四十万，自家办了个民营剧团，敬请和自己关系最亲近的陈喜祥担任内务和后台总管。陈喜祥以团为家，把剧团的内务和后台管理得井然有序。团长把他当干爹敬，他把团长当干儿亲。在这对干父子的密切配合下，剧团演出精彩，经营兴隆，演出横跨三个省，在戏剧界里很有名声。有次团里突遭资金困难，陈喜祥就到处挪借，还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工资贴了进去，感动得团长泣不成声，发誓要为陈喜祥养老送终。不料好景不长，剧团只红火了五年，就在演出途中出了车祸，把这个民营剧团赔了个干干净净、人散团亡。陈喜祥的右腿因车祸落下了残疾，就在2006年春天回归村里，开始过起了六十岁以后的“退休”生活。
　　 陈喜祥为三个儿子吃尽了苦，受尽了罪，一心一意为他们的三个小家庭付出了全部的心血，赚到的钱除了尽量降低的生活费，自己一点也不留，都是花在了他们的身上，从来没有想过要为自己的以后打算什么，也没有考虑过为自己留一条退路。他回到村里，觉得养儿防老，天经地义，自己的养老要靠三个儿子，就召集三个儿子开家庭会议，商议他的养老问题。三个儿子误以为父亲还像过去一样给他们分钱，就积极踊跃前来参加会议。当听到父亲说无钱可分，要商议如何负担养老时，就一致推脱说妻子当家，要回家与妻子商量，一哄而散。陈喜祥再次召集三个儿子开会，三个儿子都推说突然有了急事，谁也没有到场。
　　 陈喜祥无可奈何，只好拄着拐杖，直接上门去找三个儿子。
　　 他的大儿子狗金在集镇上卖烧饼。狗金看着父亲只敢两眼含泪，就是不敢吭声。大儿媳对公爹痛哭流涕地呱嗒说，人家的父亲有本事，把儿子安排到衙门里旱涝保收挣大钱。俺们命运不好，沾不了老人的光，只好到集镇上租一间小屋做个糊口小生意，两个孩子没人照顾，上学缺少学费，自己还顾不住自己哩，也没地方叫您住，委屈您还是回老屋去住吧，等啥时候有空了，俺们回老屋去看您。
　　 他的二儿子狗银在县城跑出租车。狗银看着找上门来的父亲，噘着嘴不敢吭一声。二儿媳对着公爹的面大骂狗银没出息，讨人嫌，没有像老三狗宝那样讨老人喜欢，让父亲真心实意花大钱供着上大学。现在老三狗宝在市里有工作，又娶媳妇又买楼。老二狗银整天跑出租疲于奔命，房贷车贷压得喘不过气来，连个媳妇都养不活，孩子想上个辅导班也没钱报，拿什么来养活老父亲？老三狗宝的条件好，老人对他的投资大，他的回报也应该大，只好让他专管养活老父亲了。
　　 陈喜祥去市里找到了三儿子狗宝，看着狗宝宽敞的住房，流露出了想住他家养老的来意。狗宝对父亲说，自己上大学时的贷款才刚刚还完，结婚时的欠款还多着哩，买的楼房只交了个首付，每个月都要还高额的房贷，连个车还买不起哩，连个孩子还不敢要哩。您的三儿媳特别爱干净，不愿意和老人一块住，连她的亲爹亲娘也不让住，更何况是公爹哩，就更不让在这里住了。您老人家还是回农村养老去吧，我的大哥二哥离您近，也便于照顾您，我争取一个月去看您一次。
　　 陈喜祥在三个儿子的家里都碰上了一堵无法逾越的“橡皮墙”，只好灰溜溜地打道回村了。他为了给三个儿子遮丑，也为了给自己留面子，就开始逢人便讲自己不喜欢“轮流赡养”的方式，不愿意拿着行李搬来搬去轮流到三个儿子家中生活居住。对于老人来说，最好养老的地方应该还是自己的老房子，待的时间越久越舍不得离开。老屋是他离不开的祖宗基业，金屋银屋都不如自己的老屋，即便儿子家再豪华也比不上自己的老屋。他再三拒绝了儿子们随同居住的孝心，决心一个人住在自家紧靠县际公路的老屋里休闲养老。
　　 陈喜祥在乡亲们面前说的话冠冕堂皇，美妙动听。但是，活生生的事实摆在了大家的面前，大儿子、二儿子两家对他不问不管，三儿子基本上一个月只会前来看他一次，甚至有时候三个月也不回来一趟。
　　 随着陈喜祥这十来年的日益衰老，行动更加不便，他的养老就成了一个老大难的问题。
　　 陈家庄的村委主任陈大明为这事操碎了心。他常说：“老龄社会来势猛然，空巢老人处境凄惨。有儿有女难来看望，无儿无女更加可怜。子女赡养应有规范，社会养老急待完善。”他非常注重解决“空巢老人如何养老”的问题，多次找陈老汉的三个儿子协调斡旋，软话硬话都说尽了，三个儿子的表态也很漂亮，就是一经内当家的不予批准，三个儿子就再也没有了任何行动。他又找老汉的原工作单位县剧团的留守干部，人家说他不属于编制人员，属于分流出去的民营剧团人员。他去找民营剧团，民营剧团已经破产。他去找乡政府办的敬老院，敬老院院长说按照政策有子女的老人不准入院。他转回头叫老汉起诉三个儿子，要求三个儿子集资送父亲进民营敬老院。陈老汉反倒对村委主任陈大明说，他的三个儿子现在过得都不容易，又是买车，又是买房，都有孩子要养，生活压力太大，他们不是不给钱，而是给不起钱。算了算了，自己一个人在家养老，不缺吃，不缺穿，自由自在，还能够走出家门，和街坊邻居交往聊天，说啥也不去住敬老院给儿子传出去不孝顺的坏名誉，宁死也不走起诉儿子这一步。
　　 村委主任陈大明非常感慨地说，可怜天下父母心啊，父母的心全贴到了儿女上，毫无保留；有些儿女的心却贴到了石头上，一毛不拔。赡养老人是儿女法定的义务，对于不赡养老人的儿女就应该依照法律严厉制裁。他对陈老汉既可气又可怜，面对陈老汉的生活困境，就想方设法破格给陈老汉办了个“低保”，每月能够领取150元钱，原有的农民养老金118元再加上这150元，陈老汉每天平均就有了将近9元钱的生活费，每顿的吃饭就会变得宽裕了。
　　 当村委主任陈大明通知陈老汉去领这150元低保钱的时候，陈老汉扑通一声跪在了陈大明的面前。吓得陈大明赶紧也跪到了陈老汉的面前说：“老叔啊，我是您没出五服的本家侄儿，您是我的父辈，我也应该养您的老，这是我应该做的，您折杀侄儿了。”
　　 陈喜祥老汉流着眼泪说：“侄儿的孝心我心领了，但这个钱我绝对不能要。按照政策没有子女赡养的老人才能办低保，我有您三个兄弟养老，我不能连累你以权谋私犯错误，让村民们指戳你的脊梁骨。”
　　 村委主任陈大明放声大哭，深深地为自己有这样一个安贫乐道的好叔叔而感到自豪！于是就让他担任了村里五处垃圾箱的协管员，负责维护垃圾箱周围的清洁卫生，这样能够名正言顺地得到一点报酬，同时还能从垃圾箱里挑拣出一些塑料瓶、纸板等回收物品，能够卖钱贴补生活。
　　 陈喜祥老汉心态豁达，知足常乐，好人好心终有好报，好运气来了挡也挡不住。破了产的民营剧团团长刘四海和爱人李金枝流落到邻省的省城开了个“戏曲大酒楼”，开展戏曲伴宴、歌舞茶座、点戏点歌、演客互动等吃喝玩乐一条龙服务，否极泰来，渐成豪富。夫妻俩富贵还乡，难忘干爹陈喜祥老汉的恩情，就开着豪华轿车来拜见干爹，当看到干爹的贫穷生活境况后，心疼得泪水直流，就恳请干爹跟随他们一起生活，兑现当初的诺言，为他养老送终。但是，陈喜祥老汉却说自己穷家难舍，故土难离，叶快落完了，还是归根最好，这里还有三个儿子牵挂着他的心，说什么也不愿前去。刘四海和爱人李金枝无奈之下，就给干爹留下了二十万元的现金，嘱咐他谁也别给，一定要全部用于自己的日常生活。
　　 当陈喜祥老汉的三个儿子听到父亲突然有了二十万现金的消息后，就不约而同地携妻带子来到了老屋，比赛着诉说自己过得最惨，强烈要求父亲把钱优先补助给自己。大人们说了没起作用，就教唆小孩子抱住爷爷的头，搂住爷爷的腰，扯住爷爷的腿，向爷爷硬要上学的花费。在这祖孙亲情的温柔攻势之下，陈喜祥老汉被迫就范，答应分给每家六万元，余下两万元自己使用。大儿媳笑呵呵地说，要分就分个“六六大顺”，真心叫您的三个儿子大顺大利。二儿媳恼恨恨地说，老人家有吃有穿，花啥钱呀？这么大岁数了，也用不着再藏体己钱贴给哪个骚娘们了，留啥后手？干脆都分掉算了！说得陈老汉脸红脖粗，就赌气又给每家分了六千元，自己只留下了两千元。
　　 陈喜祥老汉一个人住在自家紧靠县际公路的老屋里休闲养老。忽然有一天，村委主任陈大明通知他搬到村委会大院里暂住，说扩建公路，他的老屋被定为拆迁，补偿他拆迁费120万元。陈喜祥老汉通情达理，就立即照办。
　　 陈喜祥老汉的三个儿子不知从哪里知道了拆迁款120万元的事情，都紧急赶到父亲跟前争表“孝心”，大献殷勤，抢着要把陈老汉接到自己家里去住，爆发了一场“三子争父”的流血大战，三个儿媳互相抓挠得皮开肉绽，三个儿子互相打得头破血流，相持不下，谁也不能得逞，气得陈老汉干拍手没有办法。正在这时，村委主任陈大明闻风赶到，不怕身上被打，脸上被抓，终于平息了这场武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