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弟！还好吧？想你啦，想跟你说说话！”
　　 一个熟悉的声音，浑厚而有磁性，从手机那头传来。浑厚而有磁性的声音里，又可以很清晰地听出气管哮喘音。手机那头，是老冯大哥。
　　 有些人，在一起相处很久，也许交情很深，一旦分开之后，却如天涯永隔，逐渐相忘于江湖，最终，彼此再没有联系。有些人，在一起相处的时间并不长，交情也并不深，只是因为彼此印象不错，分开之后，倒还能保持联系。老冯大哥与我，就属于第二种情况。
　　 第一次邂逅冯大哥，大概是1971年或者1972年之间，我还是一个高中生。在小县城唯一的剧院里，我和同学们坐在观众席的前几排，他站在舞台上。在聚光灯照耀之下，大约三十岁左右的他，身穿一身警服，气宇轩昂，意气风发。因为距离近，他魁梧的身材，国字脸，浓眉大眼，都看得非常清楚。
　　 他的前面，有一排十几个犯人，胸前挂着白牌子，白牌子上用浓墨写着“杀人犯”“抢劫犯”“偷盗犯”等罪名，下面，还写着罪犯的名字。有两个，名字上还画着大大的红色十字叉。
　　 那是一次宣判大会，他当时是刑警队长，代表县公安机关，宣读判决书。他宣读的声音，高亢、威严、浑厚而有磁性，特别有男性的阳刚大气。
　　 当时，有一个同学对我嘀咕：“这不是咱班冯XX的大哥吗？”
　　 也许因为他威严的气度，也许因为他的浑厚而有磁性的声音，也许因为他是我们一位同班同学的哥哥，也许兼而有之，反正，就是那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我就记住了他。
　　 光阴如梭，人生易老。我再与老冯大哥相遇的时候，他已经退休了，我呢，也已经临近知天命之年。
　　 辗转八年，我又回到我大学毕业以后参加工作的原学校，一开始，负责政教工作。分配工作之后，在一把手陪同之下，去学校保卫科，进去之后，看见六十岁左右的一个人，身穿警服，坐在里面。看见他相貌，我蓦然就回忆起三十年前那场宣判大会上高声宣读判决书的那位刑警队长。他戴着一副老花镜，在写东西。保卫科长跟我介绍，“这是冯科长，公安局退休以后，又被委派到咱们学校协助安全保卫工作。”
　　 三十年左右的光阴过去，时光这把雕刻刀，把他从一位意气风发的年轻人雕刻成了鬓角花白满脸沧桑的花甲之人。他微笑着，站起来，大步跨前，与我握手，按中国人约定俗成的惯例，先称呼我的职位，然后说：“早就听说过你，今天才把你的名字和实际人对上号了。以后，我就服从你的领导了。”
　　 他的脸上，温和慈祥已经替代了庄重威严。他说话的声音里，浑厚磁性里有了哮喘音。因为我跟他一个弟弟是老同学的缘故，赶紧称他老大哥，寒暄了几句。
　　 他又笑着告诉我：“我退二线之后到这里来，也就是发挥点儿余热。”然后，又笑着告诉我，“我到咱们县最高学府来，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我是来拜师学习的。”
　　 后来，有一次，在我的办公室，我们俩交谈了好久，我才从他嘴里了解到，他学历很低，小学毕业不久，就去公安局当了通讯员，学历低，成了他耿耿于怀的思想包袱。所以，退二线之后，听说自己被派到我们学校，他高兴极了。
　　 他拿来一沓稿纸，大概二十几页，递给我，原来是给学校写的安全保卫工作年终总结，要报到县政法委，参加安全工作先进单位评选。我们的保卫科长，干其它还可以，写材料，一窍不通。老冯大哥到我们学校以后，包揽了保卫科里的文字工作。其实，不光是文字工作，许多工作，都是他在给保卫科长出谋划策，有人就私下里说，老冯是保卫科长后面摇鹅毛扇子的诸葛亮。他将稿纸递给我的时候，十分谦虚地说：“早就听说你的文笔好，想叫你过过目，改一改。也算是再拜个老师！”
　　 他走之后，我打开材料看起来，先大致翻阅一下，发现，条理基本清晰，有根有据，语言也基本通顺，钢笔写的，字迹清晰，个别修改的地方，用铅笔标注。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这哪里像一个小学毕业生写的，许多高中毕业生，也写不出这样的材料啊！从这份材料里可以看出，他虽然只有小学毕业文凭，参加工作以后，没少读书，没少学习，足见，他有很强的求知欲和上进心。那时候，已经流行“终身学习”的观念，无疑，他就是“终身学习”的典范。心里不由对他刮目相看。
　　 然后，我又细致地审阅了一遍，个别的地方，做了修改，交给他，他重新工工整整誊写以后，上报给县政法委，当年底，学校被评为省级安全工作先进单位。
　　 再后来，我曾经看到他撰写的我们学校安全工作的一则消息，刊登在市级报刊上；又分别在我们县一本民间刊物《松竹梅诗词》和他们公安系统的刊物上看见过他写的古诗，更加敬佩他。就对他说：“老冯大哥，我真佩服你好学上进的精神。”
　　 他马上又微笑着谦虚说：“我这不是拜了几位好老师吗？”
　　 后来，我和学校几位爱好文字的老师聚会，他也参加了。年龄最大的李老师，抗战时期，上过西南联大，诗词写得非常好，他告诉我：“老冯很谦虚好学，也有天分，经常问我们几位有关写作的问题，有时候，拿着自己写的东西，让我们帮着看。他进步可快了，这两年，没少写东西，也发表了不少呢。”
　　 他在一旁又笑着谦虚说：“我哪里有天分，还不是老师们教得好？”接着，他又感慨地说：“退二线之后，能到咱们县里的最高学府工作，跟你们这些有名望的好老师学习，我这一辈子，值啦！”
　　 有几次，我去保卫科，遇见他在做学生工作。能让他做工作的，当然都是一些犯了错的学生。每次，我都看见他满脸微笑，像一个慈祥和蔼的长者，在和风细雨地跟自己的儿孙拉呱一样，跟学生拉家常，过去当警察的庄重威严，已经完全被慈祥和蔼代替。
　　 他曾经跟我说过：“在学校保卫科工作，毕竟跟在公安有区别，工作的对象主要是学生，是孩子，而不是罪犯。即使犯了错，也是偶尔的现象。我们拉他一把，也许就会从泥坑里爬出来，将来，还是国家的栋梁之材。”
　　 我还听人说，为了提高给学生做思想工作的水平，他读了很多书，其中就包括一些教育学、心理学方面的书。所以，他做学生工作，比有些班主任还见效。很多学生在他做了工作以后，都改正了错误，努力学习。
　　 有一个学生，与别人打架斗殴，经过他做工作，不但脱胎换骨，痛改前非，而且，还立志考上政法大学。在他的引导下，那个学生还给当时的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去了信，咨询政法大学的有关问题，校长也竟然回了信。那位学生收到信以后，欣喜若狂，发誓努力学习，一定要考上政法大学。后来，那位学生虽然没有考上中国政法大学，却考上了另外一所政法类大学。上大学之前，他还发誓，本科毕业以后，一定要报考中国政法大学的研究生。
　　 老冯大哥拿着中国政法大学校长给那位同学的回信的复印件，给我看时，我对他更增加了几分尊重。觉得他就像冬天里的一炉火，燃烧自己，给别人温暖。
　　 不仅仅是对犯了错的学生做工作，更重要的是，老冯大哥还很重视对所有学生法律知识的普及教育。
　　 有一次，他主动要求给高一学生上法制教育课。当时网络还不发达，他只能轮流给每个班级讲，而且，都是在一部分晚自习时间，二十多个班，一个月，还没有讲完。我觉得他辛苦，就劝他，“要不，就在学校广播室讲讲，让各班学生从各自教室里的喇叭上听听算了。”
　　 他笑笑：“那样，效果太不好。我当面跟学生讲，还可以有互动，更多了解学生的反应和看法，及时做针对性的补充。再说了，跟天天给学生上课的老师比，我这点辛苦算点儿啥？”硬是坚持下去，给所有班轮流讲了一遍。
　　 作为一个学校编外人员，他几乎跟学校保卫科的普通人员一样，经常天不明到学校，晚上十点多还不离开学校。有时候，发生了突发情况，就可能熬个通宵。那时候，他就有了哮喘病，一到冬天，就闷得喘不过来气，上班就得带着药，我劝他在家里休息，他却依然微笑着拒绝我的好意，不到病情严重起不来床，依然照常工作。
　　 他工作那样辛苦，报酬却很低，每月只是领一些类似于老师工作量的补助，区区几百块钱，几乎就是义务劳动。我心里过意不去，向一把手反映，一把手说，“他来学校协助安保工作的时候，政法委和公安局、学校三方就这样规定，只是领个补助。不好改动。”
　　 我将一把手告诉我的转告给他，他又笑着说：“我在公安局还领着一份工资呢，我老伴儿也有退休工资，孩子都大了，不花我的钱，就我们两口子用，花不完！”
　　 我表示歉意，他依然爽朗地笑着说：“我一个小学毕业生，能到咱们县最高学府来工作，就是撞了大运，又遇上你们几个好老师，我值啦！我赚大发了！”
　　 我退二线后，他还在学校里继续工作。有时候，跑到我家里，和我说说知心话，或者，就借本书看看。有时候，我们几位爱好文字的老师聚会，他也积极参加，而且，总要提着一两瓶酒，给我们每个人敬酒。再后来，他也离开了学校，隔三岔五，我们还见面。而且，他主动的时候多。
　　 最近这些年，我不大在家乡住，他年龄越来越大，哮喘病越来越严重，而且，又搬到了离县城十几里的一个油田家属区里住，行动不方便了，我们见面机会就少了。但是逢年过节，或者，就是平常，只要想起来，就会通个电话，彼此问候一下，互相听听对方的声音，也感到很欣慰。
　　 就像这一次，他就告诉我：“我现在八十多了，哮喘病越来越厉害，没法出门走远路，越是憋在家里，越是想念老朋友，这不，今天，就想起了你，给你打个电话，听听你的声音，也高兴。”
　　 听了他的话，我心里就像春风吹过，温馨极了。马上告诉他：“不要紧，我行动方便，等天气暖和了，我去找你就是。说不定，哪一天，我会开着电轿去找你。咱哥俩，好好拉拉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