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有什么人曾经影响过我的人生，王萌鲜先生便是其一。他是土生土长的本土作家，生于20世纪30年代末，1965年从兰州大学毕业后分配至中国文联电影家协会工作。1971年调回永昌，从此辛勤笔耕在这片热土上，以其拳拳赤子之心，倾情讲述金昌故事，热诚述怀故乡之情，毕其一生，回报桑梓。
　　 与先生相识时，先生已是蜚声全国的知名作家，我则是一名涉世未深，不谙世事的“文学青年”。见先生，固然如高山仰止，忐忑不安。那天，先生来我单位与他的一位老朋友叙旧。我试以文学教科书中的某个话题求教先生，立于先生一侧，不敢贸然造次。而先生看我一眼，打断了那位老友的话，问我何事。我道出我的问题。先生话语不多，但他言简意赅，深入浅出，寥寥数语，便解了我的疑释了我的惑。原来先生如此平易近人，更像“隔壁老王”一般熟稔，没有一点“大腕”的架子，足见其个人修养也不一般，可为我师。
　　 某夏日，我路过钟鼓楼时，与先生不期而遇。先生抱着一个西瓜。看见我，他把西瓜揽于胸前，腾一只手招呼我。我至其旁，问候两句，他像老朋友似地拿眼指指鼓楼洞，拍拍西瓜说，那儿凉快，一人吃有点奢侈，两人吃正好。我恭敬不如从命，蹲在鼓楼洞里，分享了他的西瓜。
　　 先生做人低调，不善言辞，与人交谈似乎惜言如金，而且漫不经心，语调平和，颇具“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的风骨，听上去甘之如饴，句句敲在钟耳上，细思极具逻辑性和感染力。吃瓜期间，我们有过断断续续的交谈，话虽短且零碎，但其寓意至今记忆犹新。当时我在县上的“首脑机关”工作，按世俗的“一般性原则”规划自己的人生，从大概率讲，非仕途莫属。但我从先生的只言片语中领略到，人生如白驹过隙，总得做点什么，将来得给这个世界留下点什么。先生数次谢绝官场而钟情于文学，多半处于这方面的考虑。在后来的岁月中，我换过几个单位，做过几个领域的工作，做过些什么，几乎想不起几件值得记忆的事，唯独文学，在我心中常在。细想，与先生的教诲和影响不无关系。
　　 先生痴情于文学创作，关注社会，关注年轻人的成长与进步，经常参加相关的社会活动。尤其对培养和造就文学新人，倾注了他毕生的心血。记得有一次，他邀请当时闻名遐迩的作家王家达来永昌做文学讲座，他亲自给我打电话，并叮嘱我一定要去听听。话虽不多，我能听出他对我的殷殷关切与期待。因此我借了一台录音机，把这次讲座全程录下，整理成篇，仔细琢磨，成为我在那段时间里学习文学创作的指南，受益匪浅。
　　 其后，我将我的一篇习作拿给先生看，惴惴不安地等待先生的评价。先生看过问我：稿子投过没有。我说投过一份省级刊物，被退了。先生说：“这么成熟的作品怎么退了？”我心一怔，原来“成熟”的稿子就是这个样子呀！当时，他正在为一份文学杂志组稿，他说：“他们不用我用。”如此，我的第一篇变成铅字的小说就这样问世了，它成了我后期文学创作的动力，影响了我的人生轨迹。
　　 萌鲜先生辅导过、教诲过、影响过的文学青年不知有多少，其中成长为有全国性影响的作家又有多少，估计没有人做过这样的统计。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金昌文坛上，他无疑是一面旗帜，名副其实的文学前辈和文学青年的导师。他给我们留下的，不仅有他的作品，还有他的人品和精神。他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精神将继续影响和激励在文学这条道路上孜孜以求的文学后辈与新秀。
　　 萌鲜一生作品丰厚，大部分为中短篇小说。以改革开放为界，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前期作品毫无疑问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有“三突出”做指导，甚至有些是“命题作文”，主要是服务于当时的政治。即便是这样，先生的笔触仍然伸向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农民火热的社会生活之中。避开政治倾向不谈，我们仍然能从他的作品中看到农民群众和基层干部战天斗地的生活情景和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凌云壮志，感受到特殊年代的时代气息，被勤劳朴实的人物所打动，为作品人物的命运所动容。
　　 他的后期作品触及人性的各个方面，书写人的日常生活，反映大时代的大变化，叙写时代变迁中人们新的追求和新的生活，令人耳目一新。与前期作品相比，不论从思想上还是从表现手法上，都有新的追求，新的亮点。
　　 但不管前期还是后期，一个共同点是，萌鲜先生始终把根扎在金昌这片热土上，农民群众始终是他作品的主角，他的故事就发生在这片土地上。通读他的作品，犹如在读金昌的某段历史——活的历史，有血有肉的历史。我们把它放大，何尝不是一段鲜活的国史！
　　 萌鲜的作品还有一个鲜明的特征，那就是真诚。他是以一个亲历者的视角，带着对人民群众深厚的感情来写农民的，因此他写出了农民的真情实感和真实的生活现状。他笔下的人物或勤劳朴实，或真诚憨厚，或喜或悲，都真实感人，栩栩如生，跃然纸上。读之，就像看到了你的左邻右舍，音容笑貌，倍感亲切。
　　 不难看出，先生是严格按照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进行创作的。他的作品没有丝毫哗众取宠的意味，更没有胡编乱造的痕迹和纤毫媚俗、低俗的东西。这是我们应该学习和继承的。但也无可讳言，每一个时代的作家都会受到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局限。我们在学习先生严谨的创作态度的同时，也要看到这些局限，正如先生在《王萌鲜小说选》的序言中所指出的那样，“我的毛病，也正是甘肃作家的通病。思想不够解放，脑子被成捆的清规戒律束缚着，该想的不敢想，该写的不敢写，总是步他人后尘。”这是先生终其一生的感悟，是他的遗憾，也是对文学后辈的告诫。文，贵在创新，我们当牢记在心，站在先生的肩膀上，创作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优秀作品，这样才能告慰于先生的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