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青州东北乡的一个小村庄，我相信十年寒窗能够改变命运，没想到毕业时还没有恢复高考，那个年代还不兴外出打工，一个户口就把年轻人牢牢地拴在原地，农村人考不了大学就是要在出生的地方面朝黄土背朝天，当一辈子农民。贫穷和不得志让我意识到，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男儿就该志在四方，四海为家。我下定了决心：离开家乡，浪迹天涯。我想去援疆，可是没有渠道，我想过闯关东，没有熟人引路。
　　 一九七六年，十八岁的我，应征入伍，东进五百里，到达烟台市，在那里服三年兵役，退役后考取了家纺设计，几年后做了曙光刺绣厂厂长，在烟台地区生活了十年。
　　 一九八六年，我二十八岁，应河南省外贸聘请西上两千里，到达河南平顶山，在市外贸局任工贸联营工艺品厂厂长，一九八九年成立中国抽纱河南进出口公司平顶山分公司，历任业务科科长、公司业务经理，一九九六年创建平顶山绿洲股份有限公司，出任总经理，二零零一年全国外贸行业停摆。失业后南下三千里，到浦江打工，这些迁移我都没有感觉到陌生和压力，因为我没有离开祖国这片土地。
　　 即使打工也一直很努力，直到有一天，我亲自策划和实施到俄罗斯建立一个跨国公司，自营进出口贸易。在上海浦东机场坐上开往莫斯科的飞机，一路向西北，万里之遥，冰天雪地，语言不通，俄罗斯年轻人个子高，身材苗条，中年人都是大块头威武雄壮，男人很帅气，女人很性感。
　　 在莫斯科家纺批发市场，我们公司的隔壁是一个来自江苏南通的女老板张爱芳，五十刚出头，离婚了，前夫是上海某大学的教授，女儿是莫斯科大学的博士生，张老板在莫斯科做批发生意已经十几年了。我们公司的女老总当着她的面一本正经的和我说：“你只要把张老板搞定，后半生就尽管享福吧。”
　　 张爱芳是个热心肠的女人，对新来的中国同行一点也不排斥，总是有求必应，热情帮忙。经过一段接触，我们彼此相处的很好，就连她女儿都很希望我们走到一起。有一天张爱芳和我摊牌说：“经过这么长时间了解，你确实是个好人，越是好人越是应该有好的报应。我们相处的很好，但是我们不能结婚，我子宫癌做个切除手术，失去了性生活能力，我不能害了你。我的莫斯科雇员嘎佳人不错，不到四十岁，没有丈夫，她看好你，托我给你们做媒。你看如何？”
　　 我说：“我俄语还没有学会几句，沟通有困难。”
　　 “时间长了，就学会了，我不就是从一句不懂开始的，要有信心。”
　　 俄罗斯有些像母系社会，女人十分开放，因为多数女人没有固定的丈夫，一旦生了女孩，走婚的男朋友就慢慢脱离这个女人所建立的家庭，不再上门，所以三十多岁的女人单身的很多。噶佳就是如此，女儿十几岁了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幸亏俄罗斯保障制度优越，住房只建不拆，大批剩余住房无需花钱购买。医疗、教育、交通、水、电、气、暖全部免费，儿童入学后一切费用都是国家负担，没有工作的公民每月发三百六十美金（合两万六千卢布）的基本生活费。噶佳在张老板这里打工做销售业务工作，每月四万八千卢布（相当于六千人民币）。
　　 噶佳不仅长得漂亮，还十分性感，她对中国男人尊重女性的品德十分敬佩，她很想有一个中国人做丈夫，她通过张老板了解到我不吸烟不喝酒不打牌不赌博，就喜欢文学艺术，懂家纺设计，她十分愿意和我成为夫妻，她说：“只要你和我结了婚，就能办理永久居住的俄罗斯绿卡，三年后享受莫斯科公民的补贴待遇。我们也开一家批发店，你就可以做老板了。”
　　 我知道莫斯科的女性很尊重男性，中年女性有个老公陪伴左右是很幸福的事。找一个漂亮性感的莫斯科女人结婚，加入俄罗斯国籍，在中国百姓看了是多么值得炫耀的事情。但是离开生我养我的故乡，永久定居在异国他乡，这我做不到。因为我深爱着祖国的土地。
　　 在我回国后的日子里，噶佳还是希望我能够再去莫斯科，可我一直没有去，张老板也说：“放着美女不要，放着绿卡不要，放着老板不当，偏要回国做打工仔，真是傻瓜。”我甘心做这样的傻瓜。
　　 回国后，经同学的姐姐介绍，和三亚的一位已经退休的女士认识，在网上谈了一个冬天，第二年春天我去三亚和她相亲，见了面才知道，她是官二代也是富二代，不但在三亚有一栋别墅，在美国洛杉矶也有一份资产。她父亲曾经是海南省的副省长，已经在洛杉矶修养多年了。她对我很满意，尤其是喜欢我擅长文学。她的要求就是结婚后一定要迁居美国到洛杉矶和她爸爸一起生活，我说我英语不好，她说可以慢慢学，在那里有很多中国人，去的时候也不懂英语，后来不是都说的很熟练了。后来我再三考虑，还是和她分手了。因为我离不开祖国这片土地。
　　 外国待遇再好，经济再富有。我也不眼馋，尽管我是无权无势，一贫如洗的老百姓，因为我的根在中国，我深爱着这片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