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往事，突然发现，其实少年的我也挺虚荣的。
　　 主要表现是：在农场当知青时，某年秋天在山上卸果子，突遇大雨，当我跑进果棚避雨时，有个女生随手丢给我一件干爽的衣服让我换上。这一穿上不要紧，发现这件衣服非常合身，且彰显气质。仔细看，竟是一件八成新的绿军衣。那年月的孩子都超级迷恋军装，那种对服装的迷恋就像如今的年轻人对名车的迷恋一样。所以，所以我就厚着脸皮把这件军衣穿了一周，才依依不舍地还给人家。
　　 后来我回城当了工人，又迷恋上了工装。
　　 工装是什么？是工人身份的象征。工人是什么？是占领上层建筑的主力军啊！在那个年代是最威武的群体。当然，我谓之于工装只是现代人的叫法，那个年代则被俗称为劳作服。
　　 走进工厂，第一次发劳作服时候，青工们的眼中溢满了欣喜，有种过年吃饺子一样的兴奋。其一是很多人都很长时间没穿过新衣服了。我当知青的那些年，基本都是捡父亲的旧衣服穿，且每件衣服都有规格不同的补丁。我那时瘦小枯干，和壮硕的父亲在体型上形成巨大反差。加上母亲不擅长女红，那些衣服穿在我的身上有种马戏小丑般的喜剧效果。好在当时的孩子大都这般造型，所以没人笑话。其二是有了这套行头，不仅是布料结实合身，更可以理直气壮地被社会谓之“工友”了。工友是一个人走上社会，可以自食其力，进而成家立业的重要象征。相当于现今的成人礼。
　　 劳作服是海蓝色的，足以令人心动。最难得的是它越洗越蓝，越洗越明快，简直就是整洁、高贵的代名词。
　　 当然，你也可以不洗，让它沾满油污。这样的工装穿在身上，会令人肃然起敬，就像一个经历了炮火硝烟洗礼而从战场上走下来的士兵。人们尽可以从你的身上的油污，猜测你经历了怎样艰苦卓绝的努力，而成为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劳动者。
　　 班组里有人称“张胖子”者，身上穿着一件打了补丁的旧劳作服，那件服装至少已经服役五年以上。张胖子看我们这些新徒工穿上崭新的劳作服，口水都快流出来了，他情不自禁地伸出手来，帮这个抻抻衣襟，帮那个翻翻衣领。我们明知他是好意，但还是忍不住地躲避他——因为他太邋遢了。
　　 在这里，我必须多说几句张胖子了。
　　 张胖子小小的个子，窄窄的额头，布满抬头纹，一脸的婴儿肥，却长满杂草丛生的连鬓胡子，有一双很夸张的大手，有老师傅说他是先天不足，脑袋比正常人缺根弦。更有明白人说他染色体变异。
　　 张胖子在车间里是个转工。说白了，就是推着手推车跑来跑去给各个机台转运零件的，是整个车间最缺少技术含量的苦差事。
　　 即便是这样的简单劳动，张胖子也干不明白。因为他虽然表达能力有限却极欲表达，什么事都喜欢插嘴，什么热闹都爱看。所以免不了挨呲儿。不仅头儿呲儿他，工友们也爱拿他取乐。总之，谁都可以拿他出气，谁都可以怼他。
　　 不知道张胖子是否知道世间有阿Q这个文学人物，但他却得到了阿Q的真传。每次挨呲儿，或者受到他人取笑，他都会偷偷说一句：“又挨狗屁呲儿了！”然后眼中迅速流露出了胜利者的微笑。
　　 后来就发生了张胖子吃霸王餐的事儿。
　　 对于这件事儿，人们的看法不一。至少扭转了很多人关于张胖子“傻”的印象。
　　 那是某个冬天发生的故事。
　　 几乎在每一个新年后，县城都要例行召开人代会。那时的人们是把参加这样的会议当成一种极高规格的待遇。作为一个平头百姓，当然不会过多地关注什么参政议政，他们想得更多的是，作为代表就能得到烟票，凭票可以买到几盒特供的香烟。还可以得到电影票，看到最新上映的电影。最最令人激动的是可以敞开肚皮吃几天大餐。在那个饥饿的年代，能品尝上佳美食绝对是天大的福利。
　　 谁看到这样的福利不会眼红呢？但眼红归眼红，很少有人敢动歪点子。
　　 万万没想到张胖子竟然动了歪点子。他居然混迹于县城的宾馆之内，在餐厅内大模大样儿地和代表们坐在一起，旁若无人地抡圆了腮帮子，面对一桌子美食大快朵颐。
　　 也怪那时的会务管理者太过粗心，代表们也不发个证件什么的，更没有餐券之类。只要大家坐在一起，随便凑上一桌就开饭。再说，作为农业大县，乡下来的代表居多，他们大都憨态可掬，穿着制式统一的黑棉袄，甚至很难分辨出面相的差别。彼此又都羞于打探他人身份，这就给了张胖子之类人可乘之机。据说张胖子绝不是本城吃白食的发明者，当然就不是吃白食的第一人。
　　 但张胖子还是败露了。败露的原因很简单，他不仅吃了白食，还到处炫耀。这就让厂里的人保组，有了发泄过剩精力的机会。
　　 人保组长外号于老狠，长得豹头环眼，有一副酷似张飞般的骇人面孔。只是跟张胖子对视五分钟，张胖子的裤子就尿湿了。
　　 说起来张胖子这点事，也算不上什么事儿。但是在那个年代，人们过于苛刻了，一点小事就会无限度上纲上线。人们挂在嘴边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要斗私批修。”
　　 于老狠怒目圆瞪，恶狠狠地对张胖子说：“你还有没有一点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和光辉形象？你对得起身上的这身劳作服吗？况且劳作服上还有厂名，企业的脸都让你丢尽了！”
　　 于老狠说完这句话，突然发现张胖子衣服上的厂名处是一片空白。他指着那块空白又问：“这是什么情况？”
　　 张胖子嗫嚅道：“我怕被人查出来，给厂子抹黑，把厂名抠掉了。”
　　 于老狠被气乐了：“都说你傻，你哪来的这些鬼点子？你是不是装傻啊？”
　　 关于劳作服，于老狠还不忘多理论几句：“你要明白，这身劳作服是个符号，穿在身上就要时刻提醒自己是个工人阶级，工人阶级是什么？就是《红灯记》里李玉和那个样子的。虽然文化不高，但是要光明磊落，大义凛然，识大局顾整体，最无私最高尚，是国家最先进的生产力！”
　　 张胖子最后的处理结果是：全厂通报批评，车间大会上检讨。
　　 事后，张胖子心有余悸地说：“我以为这身劳作服穿不上了呢！挺好的啊。”
　　 特别怀念城郊那个连接城乡的铁路道口。
　　 那时县城还没有地道桥，上班去铁西天天要经过那个道口。而那个道口非常忙，每次都至少堵车半个小时左右。在早晚高峰时，道口前会汇聚着浩浩荡荡的产业大军，他们穿着清一色的蓝色劳作服，身旁是各种型号的自行车，车把处无一例外的挂着一个装饭盒的兜子。远看，是一片涌动着的蔚为壮观的蓝色海洋。
　　 那个时刻，感到那是一座城市最有生气，最令人振奋的画面，是城市昂扬向上，充满力量和希望的源泉。而本人，穿着工装作为蓝色海洋中的一滴水是何等骄傲和自豪。
　　 我穿了整三年的劳作服。三年后幸运地赶上了高考的末班车，成为一名大学生。
　　 多年以后，在街头偶遇几位师兄弟。和他们谈起往事的时候，惊讶地发现，那些耳熟能详的师傅以及师兄弟们，竟然有半数不在人世了。世间何其残忍，为什么逼迫他们早早地离开了？有的人竟因无钱治病，担心人财两空，决然地放弃治疗。当年曾备受推崇，最质朴、最无私的社会群体，如今已经不可避免地沦为社会的最底层。这究竟是谁之过？
　　 忽然想到了张胖子。师兄告诉我：“你走后，他找了个乡下的媳妇。但婚后一直无子，估计是和他的病有关。后来被骗，家里仅有的一点积蓄都被亲属骗走，感觉很绝望。而后他就在人们视野中蒸发了。有说自尽了，有说失踪了。总之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