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景云的散文，语言清新绮丽，俏皮灵动。犹如一个漫步在青荇摇曳的水边，或是撑着油纸伞，从水墨画中款款而来的女子，她的美，让你驻足，凝望。
　　 而她的小说集《飘不走的芦苇船》却迥然不同，文字平实素朴，不渲染，不雕琢，像一个拈着长白胡须，站立江头，洞悉世间百态的睿智老者。一个个底层人物的艰辛和无奈，刻画得栩栩如生，令人阅后掩卷深思。不同篇幅各有特点，但自成一体，有独特的语言和风格。读后，不得不佩服董先生驾驭文字的能力，笔力的丰厚和老道。
　　 结尾留白，意犹未尽。《飘不走的芦苇船》里的小说篇篇如此，结尾处往往以神来之笔，给人以无尽的感慨和思考。就在你像作者一样优哉游哉地享受时，小说戛然而止。你意犹未尽，抬起头来思考的瞬间，就不得不佩服作者留白的高超之处，令你回味无穷，在你以后的生活中，那些角色还时不时地你眼前跳出来。
　　 《削子》的主人翁杨月景——那一位五十多岁，辛勤耕耘在讲台的普通教师。才刚取出工资跨出信用社大门，就被同学连推带拉进，走进一家饭馆和他的顶头上司杨助理共餐。尽管后被忽悠请客，花掉口袋里尚未焐热的工资，但能获得一个为职称晋级加分的表彰也值了。
　　 如果小说到此结束，给读者留下的印象只会平平。此篇小说的魅力正在于，接着加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简短结尾。在饭局接近尾声时，杨助理接到一个电话，是局里要他报上先进名单。
　　 我们来看这位助理是怎么回复的——使劲抓着肥肥的后脑勺：“我把名单报给您吧。杨……月……什么的呢？哦，——景，对，杨月景，景色的景，对，对对……”写到这里，小说戛然而止。读者在为杨月景的倒霉而深感悲哀，对杨助理脱离群众的愤怒之余，不禁为作者写作的独具匠心所折法，更加佩服作者的精心构思——在文中安排了一个在饭桌上的，看似不经意的，助理和杨月景之间的短小对话。
　　 比如：“月景老师今年有50岁了吧？”是杨助理亲切地问杨月景的话，杨月景听后吃了一惊，杨月景可是他们校里的一位女老师，在家休产假一学期了。不过也许是助理喝了酒，发音有些变化吧。就算喊错了，也不能纠正，就像上次他在安全工作会议上把‘溺水’读成弱水’一样，听了心里明白就行了。何况，这是杨助理第一次以如此亲切的口吻近距离直接单独与自己说话。
　　 休假的获得了表彰，勤恳的连名字都不能被领导正确叫出。这样的结尾，讽刺够辛辣浓烈，也有了洞悉世事的穿透力和感染力。
　　 《买单》中的村长为了不使搞不好的角落学校，在他们这一任上被撤并而成为历史罪人，而让一个没有官瘾，从不想当保当甲的“我”走马上任为校长。“我”为了不被乡镇其他校长孤立，不被直接领导张助理冷落，不得不硬着头皮和他们打成一片。一个个人物就在作者的笔下活了起来。“阴阳鬼子”高校长、身材高挑气质高雅的“林妹妹”校长、看似直性子的任校长，道貌岸然的张助理。主人翁被忽悠去洗浴中心，又被忽悠买单。因为买单，尽管没有如其他几个嫖娼，“我”却被警察抓住。小说结束，读者心里却五味杂陈。
　　 伏笔无痕，衔接紧凑。这也是此小说集的特点之一。读董先生的小说，最大的感受是轻松舒服，里面没有剑拔弩张的紧张，没有令人喘不过气来的压抑。但看似漫不经心的，徐徐的，拉家常式的故事叙述，实际上已在暗处一环套一环地为下文作了多处铺垫，这正是大家的手笔，就像战场上布局一样，平淡无奇中险象环生。
　　 例如，《闲老倌》中各路人物“吉普卡”村长、“快嘴三娘”“一枝花”都是由一号人物书呆子得田而引出的，少了生硬的交代，多了伏笔和铺垫。他身上发生的事，也是紧贴着他的特点而写。从叙述村里娱乐形式中包含麻将一项，起了下一句“一开始，得田也热衷于麻将，只是后来运气不佳，连输几局未能兑现，被麻友逐出了麻坛，“吉普卡”经常笑他不硬气。后来，他兴趣发生了转移，读读书，看看报，而在农村，新报纸是很少看到的。所以闹了不少笑话，常被人拿来开心。“快嘴三娘”要给他做媒。他因父亲不准外出挫他锐气而郁郁寡欢。一次碰巧，得到了一本有关起名字的学问的书。日夜钻研，得出启示：他的名字被限制在框子里，永远不得出头。于是，改名为出头的由。最后痴而癫，跟着一辆客车出走了。这样的“得由”，在外能否生存都是未知数，何谈干一番梦想的出人头地的正经事业。因而，这个另类的，痴傻的，总被嘲笑戏弄的小人物，真正被村里人淡忘了，除了他那可怜的鳏寡老父阮儒民仍一直对他加以寻觅。
　　 引起风波的是村里遭了洪水之后。“吉普卡”收到了来自“上海得由废旧物品再生利用公司”的五万元的捐款，人们经细细研究得出结论：就是村里的那个闲老倌得田，不，得由。人们用羡慕而又嫉妒的语气互相传递着这个消息，连“吉普卡”也一改以往的傲慢而对得由的父亲满眼景仰，并带几个人去上海，得田在外混出名堂来了，是我们全村人的骄傲，明天，我们几个去一趟上海，晴天回来传授致富经验，说不定还能搞个劳务输出，带个招商引资的项目呢。只有他的老父亲心下疑虑：出手这么大，外头哪有这么好赚的钱呢？莫不是什么黑交易。读者心中一凛，其实这句又是伏笔。
　　 作者把尖酸、刻薄、贪婪的小市民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但也没忘了这个群体中，善良才是他们的本质。因而，有了下面的结尾。“吉普卡”回来后，大着嗓门：闲老倌不得了啦。变成大老板了。身边有百十个职工呢。读者虽感觉纳闷、蹊跷，也替主人翁高兴。令阮儒民附耳过来：一枝花也在他身边呢！阮儒民一阵眩晕，差点儿跌倒。这最后两句的描写才是此小说的亮点之处。读者恍然大悟，“吉普卡”是善良的，他掩盖事实，故意大嗓门，制造吉祥温暖的气氛给这个可怜的老人长脸。但这个结尾又是沉重的，令人掩卷深思。
　　 小说集中像这样不着痕迹伏笔铺垫的小说很多，引领读者带着兴趣读下去。
　　 注重动词的运用，佐以神态的刻画。这个小说集不仅在结构立意上匠心独运，让人久久回味，而且特别注重通过动作和神态的描写来刻画人物。如，《削子》主人翁像个小鸡被拎上车后，看见副驾驶上自己的直接领导杨助理时，连忙起立欠身，头咚地撞在车顶棚上。而助理把脑袋侧过来大约四分之一，以肉眼几乎看不出来的幅度点了一下头，算是和杨月景打了个招呼；到了饭店后，主人翁看着空下的位置，不知坐哪儿好。等按照老家的风俗，挑了个小位置，小心地落座后，却瞥见杨助理眼睛里好像有些鄙夷的光，心里一紧弹了起来。等同学拍拍他的肩，要他坐下，他才惴惴地坐下。一个老实巴交、辛酸、压抑、卑微，甚至有点可怜的底层工作者形象，和一个高高在上、腐败、糊涂的官僚形象，被刻画得淋漓尽致，给读者留下深深的思考。
　　 《租个情人过节》一个想静心做自己的人，在办公室被孤立，为了迎合周围而做出的若干讨好之事，最后却被一个促狭鬼捉弄，读来可怜可悲可叹。
　　 歌德曾一再告诫作家不要写不熟悉的内容。董先生深谙此理，写的都是他周围的人和事，所以创作起来得心应手。人物塑造入木三分，给人真实的感觉，耐读，仿佛他们就活生生地立在读者面前。他出道于教师，但涉及的题材广泛，走出了小我，有大我意识。
　　 如，《新招聘的医生》，虽然不到两千字，但一波三折，用简洁的语言和两起病例把一个医疗行业里收红包习以为常，以恐吓病人程度作为衡量医生水平高低的陋病作了很好的痛击。读者本以为那个被镇卫生院医生吓得“轰然倒地”的孕妇被送到县人民医院，遇到一个慈眉善目五十多岁的女大夫可以逃离魔掌，而且红包都不必送，谢什么，算你运气，遇到了我！读者心里正在为病人祈祷庆幸，也为这个女大夫点赞。董先生却又飞来一笔，女大夫一把按住病人家属准备掏红包的手，这儿不能，明天到我家，我家住在——把小说推向高潮，震撼力强，讽刺意味浓得化不开。
　　 文学即人学，人学即人性。文学作品是对人学的追逐，必须以人为描写的中心。即使环境描写，也不喧宾夺主地“种别人的地，荒自己的田”，而是在必要时为描写人物服务，对人物的刻画起画龙点睛的作用。董先生深谙此道，作品总是贴着人物写，有以叙述开头的，细节描写开头的，对话开头的，还有画面开头的。看得出，作者对这个小说集是经过精心打磨的，主要注重思想性，语言简练平实。就像给美人卸妆，删繁就简，卸去姹紫嫣红，只留下一个淡字。
　　 想起艾青的一句话：为什么我的眼中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再微闭眼睛，回头梳理这个小说集里的作品：百元大钞在旅行中的百态遭遇、匆匆那年的好事多磨和无奈、盲人父子的辛酸和善良等。刚读时对其与散文集异样风格的不解已恍然大悟。睿智、爽朗、温和、风趣，甚至有点冷幽默的董先生，家乡之情总在他心头萦绕，就像那芦苇船在他心头荡漾，总也飘不走。那么，他写出这些冷静、尖锐的文字也不足为怪了，因为这些作品中正凝结着他心底对故乡的暖，这就像钱钟书一样，和杨绛一辈子那么幸福，却能写出《围城》这样世事洞明之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