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是藁城倪家庄村，原来全称藁城县倪家庄人民公社倪家庄生产大队，后来，改属藁城市倪家庄乡，到现在全称为石家庄市藁城区梅花镇倪家庄村了。
　　 倪家庄村没有一个姓倪的，据说是明朝初年，“燕王扫北”那功夫，滹沱河中下游一带成了南北对阵的主战场，倪家庄村在滹沱河以南20华里处，村民死的死，逃的逃，没有了一户人家，现在的村民，都是当年山西省洪洞县移民的后裔。老辈人说：我们是从山西省洪洞县老鸹窝大槐树下奉诏搬来的，不信，你脱下鞋来，看一看你的小脚趾，那是祖宗给咱们留下的记号。
　　 传说，洪洞县移民的小脚趾都是软指甲，而且还是两瓣的，是当年离开山西老家时，先民们害怕将来的子孙后代忘记了自己的家乡，临行前掰掉小脚趾甲做记号。我曾不止一次验证过，我的、还有身边小伙伴们的都是，于是也曾怀疑：人的小脚趾大抵都该是软指甲的吧？后来到外地上学、上班，周边的人来自天南海北，居然发现，除了河北西南一带的老乡，他人的小脚趾甲全都是硬的，而且就一片，跟其它的脚趾甲别无二致。于是乎，我信了，老辈子人不余欺也！
　　 藁城县志记载，倪家庄名字的得来，跟一位历史人物有关。他叫倪若水，曾在我国封建社会最鼎盛的年代，盛唐时期的开元年间，做过朝廷的尚书右丞，按照盛唐官秩，属于尚书省的副职，往高里套，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副总理的级别，而且政绩、品行堪称楷模，曾不止一次得到唐玄宗李隆基的嘉奖。倪若水的祖籍就是我们村，小时候记得，村西外有一大片荒芜的坟圈子，村民们称它“胡子疙瘩”。春天的时候，我曾到那里撸过养蚕的桑树叶子。据后人考证，这就是倪氏的祖坟，那土“疙瘩”就是其土封。大概是绝了后，年代又久远了，日渐荒废。而今，这里早已是机械耕作的平整土地，不见了坟场的丝毫痕迹，与华北大平原融为一体了。
　　 于是，人们再也不会想到那个倪若水，跟人解释倪家庄名字的时候，就说：倪家庄，倪萍的那个“倪”，也总算是傍上了一位名人。
　　 不过，十里八乡的乡亲们并不叫它倪家庄，“倪”字太拗口了，读的时候非得龇牙咧嘴不行，因而人们就称它为“亿家庄”，我们村也这么叫，这么写。村里的小广场上有一块石头，上面刻着我们小学老师做的赋，就写作“亿家庄赋”。乡亲们也通常将“亿家”两个字合音，读作“叶”，口头上倪家庄就唤作“叶庄”了。每到农历的逢五逢十，你就会听到周围村子里的人们相互招呼着：“走哇，上‘叶庄’赶集去呀！”
　　 倪家庄村不大，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至今，才从三千人口发展到快四千，可是有一个大集，却是享有盛誉的，就连文革时期，严厉打击投机倒把行为的年代，也不曾废止过，是县城以南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集市之一。
　　 一个集市大小的划分标准是有规矩的，不仅要看赶集的人的多少，还要看市场门类的齐全程度，以及集市开放时间的长短。
　　 倪家庄本村人口不多，但周边两三公里以内，不用车马，抬脚就能到的距离，环绕着大大小小七八个村落，这样以来，人口基数便一下子扩展至十数倍；再加上又是城南第一集，是农村向城里过渡的跳板，也是城里向乡下的延伸，还处在东西南北交通的要道之上，集市上的人员数量向来不成问题。
　　 市场种类也很多。除了服装鞋帽、日用百货、瓜果梨桃、水果蔬菜市场以外，还有农副产品市、农具家具市、年画灯笼市、树苗秧苗市、木材市、匠作市、缝纫市、烹炸市、猪羊市等等，尤其是还有牲口市、花炮市，一下子将集市的范围，从一条贯穿村子东西的大街，一直延伸的村东村西野地里去了。——那牲口和花炮市场断不可在一起，也不可能在人员密集的区域，它们只能分居集市的两端，一个在西头的壕坑里，一个在东头的野地里，互不干扰。
　　 我们村东西长，南北短，能叫出名字来的街道有五条，分别是：大街、小街、后街、十字街和司马道。大街居中，横贯西东，小街、后街平列大街南北，十字街和司马道是南北向的，一西一东，联络三条横向街道。其实，按理说这司马道才是真正有名字的街道，具体它名字的由来有几种说法，在此不究，待今后细说。
　　 老辈子的话说：“‘叶庄’里两头耷拉，吸大烟的有八十啊！”这句话一方面说出了倪家庄村的地形地貌，是中间高，两头低；另一方面，还在说这个村子抽大烟的人多。这当然不是一句好话，但我以为，这也恰恰从一个侧面，折射出这个村子是一处人烟阜盛之地。试想一下，凡是生活奢靡的地方，哪一处会是穷乡僻壤呢？
　　 村子里的大集就在大街之上，以供销社为中心，向东西两边延伸，绵延将近一公里。供销社的西邻，是人民公社所在地，一处标准的四合院；人民公社的大门正对着司马道的南口，我家就在司马道的第二家；司马道西侧是小学校，只有一墙之隔。小学校原为一座寺庙，叫做华严寺，“破四旧，立四新”的时候，村子里要成立小学校，就把寺庙拆除了。“拆了寺庙盖小学”，为了纪念这一历史事件，刚出生的邻家大哥，就取名“小学”。盖小学校的砖石就地取材，倒也方便；那些佛像没地儿打发，就推倒了，砸烂了，有的直接埋在地下，有的就当了地基，有的还砌上了厕所的墙头。那年夏天大雨，厕所的围墙倒了，滚出一硕大的佛头来，足有石碾子上的碌碡那么大，得几个人才能合力推动。佛头面部圆润，额头宽广，鼻直口方，舒眉朗目，大耳垂肩，满头发髻丝丝盘绕，如蹲伏的无数个大号的螺蛳，不知道是“华严三圣”里的哪一位尊者。
　　 这个区域是村子的最高处，1963年发大水，全村除了这里都被水泡了。那一年跟刚刚过去的2020年一样，也是闰四月，我是前四月生的，发大水的时候，也就两个月大。母亲说，当时的乡亲们房倒屋塌，父亲母亲把自家所有的屋子都腾出来，给乡亲们住，自然，连吃喝用度都搭上了。其实，家里也没啥，三年自然灾害，让每个家庭几乎都均等了，能够活下来，那是每个人的造化。
　　 小时候的我是走遍了大集的边边角角的。仿佛记事起就喜欢过大集，因为每逢大集，都可能有十里八乡的亲戚朋友来串门儿，那样，一来好吃的也就有了，二来，大人都各自忙自己的事情，没人管了，正好可以到集上去瞎转悠。不必担心，丢不了，那年头没人拐卖孩子，——谁家的口粮都不足，哪个愿意再添一张嘴呢？
　　 最馋人的是那个炸肉合子的摊子，在供销社的大门对面，向阳的北墙根下，只要到大街上去，满鼻子都是肉合子的香味儿。肉合子，就是肉馅饼。炸肉合子的永远是那两个白胡子白头发的老头儿，他俩春夏秋冬都是那样白白净净的，穿一身白衣裤，系一条白围裙，胳臂上箍着白套袖，头上还裹着白羊肚子手巾，虽然有些油渍，但在众人堆里、眼里，已经算是非常白净的了。
　　 那肉合子炸得漂亮。醒好的油面盛满一瓦盆，那白的师傅伸出跟油面一样白一样油的手指，随意揪起一块，握在手心，向同样大小的瓦盆里㧟一块子肉馅子，按进面团里，像包包子一样，捏拢了。然后翻转过来，啪得一摔，摔到膝下一块让油渍浸透了的案板上，就在案板上用四根白净的油手指四周匀开，那面团越来越大，越来越薄，眼看着肉馅子就要露出来了。他就像揭粉片儿一样，从案板上把馅饼揭下来，顺势一丢，铺进大饼铛。
　　 饼铛很大，直径得有两尺半，不亚于我们家蒸年糕的大锅；但很浅，底部到边沿也就寸把高；底部是平的，我们习惯叫它“鏊子”。那饼铛支在一架有倾斜度的灶台上，下面生着劈柴炭火，靠近火口的地方是一汪热油，刚进到饼铛里的馅饼先到油里涮两涮，于是就“滋遛滋遛”炸出了细密的油泡泡，待到馅通体微黄，再送到没有油的上沿，烤，煨，一直到薄薄的油皮开始结成黄黑的油锅巴来，馅饼就熟了。这是另一位白净的老头的活路，他一手拉风箱，一手执油铲子，将馅饼旋转、翻腾，不使有一点粘连或破损。最后，将煨熟的馅饼三个五个摞起来，用铲子铲了，包在油纸里，递给买家。两毛钱一个。
　　 那买家早就等着涎水直流了，接过来一口下去，馅饼的皮子就像崩掉了扣子的衣襟，扑簌簌敞开来，露出了暗红的、熟透了的精肉，香气一下子就弥漫了整个街筒子。什么叫外焦里嫩，什么叫脍炙人口，什么是天上掉馅饼，那时的我，一下子全明白了的。
　　 肉合子好吃，但不宜久留，囊中羞涩，只能解解眼馋。不过，尚有一处是可以过眼瘾的，那是锡壶制作摊子。过了母亲和大姐的缝纫摊子，再靠东些，铁匠铺子的右首，大街快要下坡的那个位置。
　　 锡器摊子就一个人，一盘洋铁皮小桶包裹的小炉子，一部脚踏式羊皮风箱，一方铺着白毡布的案板，一架一尺半高的铁砧子。锡匠是个老头儿，高大的黑汉子，连鬓黑胡须，红里透黑的脸膛，一身黑粗布大棉袄，黑套袖，黑手掌，皴皴巴巴的皱褶里，黑墨勾勒的线条清清楚楚，如老汝窑瓷器的冰裂纹路。
　　 说是锡器，其实只制作一种器具——烫酒的小酒壶。这种小锡壶有点像喝茶的执壶，器型朴实，结构简单，标准统一，据说一壶酒是固定的四两八钱，由壶身、壶底、壶提、壶嘴、壶盖儿构成，规制几乎千壶一面，只在壶盖儿的花生仁大小的钮子上有所区别，小公鸡居多，小熊、小虎、小鱼、小龙都有。
　　 锡虽然是金属，但质地柔软，熔点又低，利于铸造。锡匠取出擀面杖粗的锡条来，沉甸甸、白花花的，银锭一般，然后用烙铁烫下一块，像影视剧里见到的银元宝的样子，就势放进小炉子上的坩埚里，脚踏羊皮风箱，呼哧——呼哧，那锡块子一会儿就熔化成锡水，白亮亮的，水银一般。锡水灌注进一个模子，模子由两个一模一样的半块砖石组成，活像是一刀切开了的大列巴，切开的平整的一面裹着绵纸，夹着一根毛线粗细的棉绳儿，棉绳在模子之间圈成一个蒲扇大的“Ω”形，两根绳头儿露在外面，锡水就顺着两根绳头留下的豁口灌进模子，注满即止。锡的熔点低，冷却也快，锡匠即刻打开模子，一张银亮且薄厚均匀的锡板，就在棉绳圈起的区域铸成了。
　　 锡匠操一剪刀，打开来，在锡板上叉成圆规的模样，以一刀尖为圆心，唰唰两下，划出两道平行的弧线，再用直尺将弧线的两端连接起来，成为拱形；剪下拱形锡板，垫到铁砧子上，用小木棒一通敲打，锡板卷曲，变成圆筒，然后取烙铁，蘸松香，将圆筒焊接在一起，壶身就成型了。
　　 壶底就简单了，用剪刀划一圆圈，剪下来搁到砧子上先用铁榔头、后用木棒尽打尽打，打出一个盘子一样向上弯起的边缘，然后将这盘子与壶身对接，接缝焊牢，锡壶的主体就出来了。
　　 壶嘴儿、壶盖儿都这样剪、打、焊；壶提就用棉绳对折，留出一个小水沟一样的凹槽，注进锡水，铸成锡条，稍作弯曲，焊上壶身即可；小动物形状的小钮子，是早就用模子铸好的，你喜欢哪一个，检出来，焊上就是。
　　 那时的我几乎每个大集都看，一直看到一把酒壶交给了买家，这才心满意足地离开。后来读庄子的《庖丁解牛》，那位厨师目无全牛的精湛技艺，也往往唤醒了我对锡匠的记忆，总觉得那不假思索、了然于胸的沉稳干练样子，也已经远远超出了技术层面，“进乎技矣”，那精致的小酒壶，就是他创作的艺术作品。
　　 1963年是农历癸卯年，我们一个班上的同学几乎都属兔，所以男生都养兔子。兔子好养，不吃饲料，繁殖也快，大兔子小兔子都可以拿到集市上去卖钱，连兔子皮都可以做衣服或帽子、鞋子的装饰，也可以卖钱。
　　 鸡鸭兔子的市场在村西，再往西就出了村子；村西头是戏园子，正月里唱大戏的时候用的；戏园子前面是个大水壕，到了冬天，水没多少了，只在最底部结着厚厚的冰，于是那广阔的区域，就成了牲口市。牲口市是成年的男人去的地方，很少有孩子，女人根本没有，因为那里除了买卖牲口，还做牲口交配的生意。牲口交易是大买卖，需要中间人作保，我们俗称之“经纪”。经纪是牲口市最活跃的人，说起话来高声大嗓，就跟吵架一般，有时候还会薅着人的脖领子，涨红着脸，吐沫星子四溅着跟人拍胸脯。
　　 老辈子人都知道，没有牲口市，那就不叫大集！
　　 还有花炮市。每年进了腊月，尤其是靠近年节的腊月二十、二十五两个大集，花炮市就成了大集最热闹的地方。鞭炮声此起彼伏不说，卖炮的各家都纷纷将自己的家底子都抖搂出来，敞开放，尽情放，因为它们知道，这两个大集不把鞭炮卖出去，那鞭炮就砸在自家了，那玩意留着都是祸害，不如敞开了放了，大家听个响。鞭炮放得多了，一个挨着一个的鞭炮摊子就非常容易被引燃，火烧连营的状况时有发生。我只见过有几家扔下摊子保命的，也并不见整个炮市炸开锅的热闹。
　　 后来，人民公社南迁了，供销社也跟着南移，大集也就随之转移到了小街之南，新辟的一条更宽阔的大道。我也从村子出来，算起来快四十年了，我也从一个馋嘴的孩子，变成了年近花甲的老头儿。老家的大集依然在，但再也没见过做锡壶的；市里也有卖馅饼的排档，看过，也吃过几次，索然无味，就再也不想去看。每年春节回家，大年三十都要到集上去走一走，那是一年里最后一个集，有时候买上两个灯笼，有时候买点蔬菜，有时候什么也不买，就是转转。大年三十的集只开一个上午，中午以前结束，人们中午要包饺子，吃团圆饭，下午得上坟请列祖列宗回家过年，因而，这个集不能称其为大，只能唤做“半拉子”集。
　　 倪家庄的大集一向是从一大早开到日落西山的，用老辈子人的说法：“‘叶庄’集口子大呀！”